长风破浪：明初政治与海运家族

从现存的资料中可以看到，有一些曾参与洪武海运的军官家庭，后来也参与了永乐时期的郑和下西洋活动，黄信在南京督造的海船也很可能与下西洋有关。而在《海盐县图经》中保留的海宁卫武职选簿里，还可以看到两个曾先后参与洪武海运和永乐下西洋事业的家族：

王福一，会稽人，至正丙午归附，洪武四年海运没，子亚员补，十七年至。永乐十二年下西洋，升试百户。^[102]

黄子成，东莞人，洪武十六年募，隶镇南卫。海运殁，子本奴补。下西洋，升总旗。又征西洋。永乐七年升百户，传贵。^[103]

在这两个家族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明代前期国家航海业的发展。海上活动需要有相应经验，而军户又是军队建设的基础单元，所以保持水军家族的职业延续性，也在客观上保证了明朝航海业的顺利进行。在《武职选簿》中，还可以看到来自近海昆山、山阴地区的三人，由于他们曾经分别做过水军，或是作为拥有专门航海技术的稍班、碇手，在洪武十八年和十九年时被选拔赴京，拨入水军左卫从事海运工作。其中山阴人孙闰还在永乐年间两次下西洋，在棉花洋、阿鲁洋立下战功：

陈福二，原籍昆山县人，洪武十八年以曾经下海军拨水军左卫小甲。^[104]（山阴县人）孙闰，洪武十九年为稍班、碇手事，起取到京，拨水军左卫中所军。永乐三年棉花洋杀获贼船，阿鲁洋擒杀贼寇有功，升小旗。十五年升总旗。十六年复下西洋。^[105]

（昆山县人）沈显一，洪武十九年为稍班、碇手起取赴京，拨水军左卫小旗甲，二十年出海运粮。^[106]

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在《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武职选簿》的记载中，绝大多数曾参与洪武海运的军官家庭，都没有再参与郑和下西洋活动；而参与郑和下西洋活动的，也通常与洪武海运无关。在洪武、永乐年间的水军家族中，常出现断层现象，即参加海运后便调往内陆其他地区，或是将此前从未有过海上经历的官军调去下西洋。按照正常的情况，即使是内陆出身的官军，当一代人拥有了航海经验以后，将海上工作经验和生活方式传承下去，在家族间世代相传，成为专门的技术世家，也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做法。而今天看到的断层现象，却与这种做法背道而驰。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保留至今天的海运家族样本太少，无法得出全面的结论；另一方面可能是海上生活过于艰苦，出于对海运官军的正常生活和家族延续考虑，不能让其再进行海运，因此主动或被动将其调往别处任职；也可能因为洪武海运为北洋航线，郑和下西洋则是南洋航线，两者之间的技术经验和船只设备并不完全匹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明朝初年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水军家族受到了很大影响，以至于往往不能延续家族事业。

观察已知的31个曾参与洪武海运的军卫，会发现其中多数位于首都南京附近，而在明朝初年的洪武、建文年间，南京屡发各种重大政治事件，比如胡惟庸、蓝玉案，靖难之役等，都会对政局形势和相关人物产生重大影响。当年参加海运的多是南京附近的驻军，与都城卫戍关系紧密，军官也多出自淮西一带，其地理位置和政治立场都与政权中枢密切相关，一旦发生政局动荡，这些卫所和军官往往首当其冲。例如洪武年间曾出现两次政治大案，株连数万人，在关于蓝玉案的《逆臣录》目录中，就可以看到本文所计的31个卫中，有23个卫的官兵涉入案件，其中提及的主要军官有金吾前卫指挥姚旺等、金吾后卫指挥李澄等、羽林左卫指挥戴彬等、府军卫指挥李俊等、府军右卫指挥袁德等、神策卫指挥孟德等、水军左卫指挥徐礼等、水军右卫指挥刘麟等、鹰扬卫指挥王贵等、江阴卫指挥徐兴等、龙江左卫千户沈文等、兴武卫指挥董翰等、龙虎卫指挥刘本等、横海卫指挥缪刚等、应天卫指挥邓雄等、广洋卫指挥陈佐等、镇南卫指挥彭让等、长淮卫千户田胜等、镇江卫指挥戴复等、扬州卫百户张宽等、淮安卫指挥杨成等、大河卫指挥袁荣等、镇海卫指挥沙保等。位于南京附近的各海运卫全被卷入，未被牵连的则分别是位于苏州、松江和高邮的苏州卫、太仓卫、金山卫和高邮卫，以及远在浙江的明州卫、绍兴卫、海宁卫和杭州卫。又从书中具体细节可知，各卫涉案的并非仅有指挥一人，而是连千户、百户、镇抚、小旗以至普通军士都卷入其中，曾负责辽东海运事宜的舳舻侯朱寿也因牵涉其中而被诛杀。

据《武职选簿》记载，天策卫水军所的李旺在洪武二十六年时，检举“本所千户陈铭父陈得结交蓝玉，私造军器，听候谋反。四月，钦升天策卫水军所世袭副千户。”后来李旺也参与了下西洋，“永乐七年西洋等公干有功，升本卫所正千户”^[107]。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天策卫可能也是洪武年间的海运卫之一。

蓝玉案的结果是一万五千余人被杀，在这样广泛的株连之下，众多曾参与海运的官军身名俱灭、事迹无存，还有许多间接受影响者调往别处，这很可能也影响了相关资料的保留和传承，给后来洪武海运的具体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到建文、永乐之际，南京周边的卫所又不可避免会参与战事，在靖难之役中发生的损失与变化，同样可想而知。在今天的《武职选簿》中，可以看到南京附近卫所军官的先祖们，很多是靖难之役中跟随朱棣从北方南下者，他们早期立下的军功也多与靖难相关（见文后附录）。今日见到的《武职选簿》编修时间为明代后期，其间发生过各种调职派遣变化，选簿的编撰也有取材详略的问题，虽然不能简单判断今天所见的海运军官后代分布格局一定与明初政治形势有关，但这种明显的变化，却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与此同时，位于浙江海盐县的海宁卫保留的海运事迹，却与以上现象很不相同。《武职选簿》中仅保存了15条与洪武海运直接相关的记录，而记载明代海宁卫官兵事迹的《海盐县图经》中却保留了13条有关海运的事迹，这种高度集中的现象与《武职选簿》中的零星记载形成了明显对比。这两种档案虽然都来源于明代卫所选簿，且编撰时间也都在明朝后期，但相较于《武职选簿》中按照世系详细记载军官家族十余代人信息的方式，《海盐县图经》的记录明显要简略得多，然而却保留了较多关于明初海运的记载。分析其原因，有可能是这个卫确实居住有更多海运官兵的后代，也可能是浙江海盐地处近海地区，对航海业较为重视，所以在当地编修史志时，取材和叙述重点均向此类题材倾斜。而另一种可能，则是海盐县距离南京较远，与政治中心保持了一段距离，因此在明初的历次政治事件中未受太大影响，所以保留了更多洪武时期人员和事件的记录。

此外，从海宁卫参加航海活动的官兵籍贯组成中，也可以看到《海盐县图经》与《武职选簿》的明显差异。在《海盐县图经》关于海运和备倭、平寇的共16条记载中，来自沿海和近海地区的共计12人，分别为泰州人1名、鄞县人1名、仁和人1名、海盐人1名、会稽人1名、昆山人1名、慈溪人1名、金华人1名、东莞人1名、华亭人1名、武进人1名、江阴人1名，而其余4人则分别来自六安、博平、历城和大冶，这与《武职选簿》中多见淮西人的现象明显不同。从这一角度来看，早期的海宁卫与洪武时期南京附近兼具海运和首都卫戍功能的军卫不同，后者政治意义更为明显，拥有更多出身淮西地区的官兵。这种现象应该是在明朝建立过程中，在当时的政治势力和人事关系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所以后来受到政治事件波及后，产生的影响也更强烈。而海宁卫集中了较多出身近海地区、并拥有一定航海经验的官兵，更像是一个侧重于航海功能的卫。

由以上分析可见，在明政权建立过程中，由于既有势力范围从内陆扩展到海洋，朱元璋和功臣及官兵们开始面临水军建设问题。要攻取北方地区，稳定局势，必须向永平、辽东等地转运粮饷，还要应对来自倭寇和海寇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从内陆政治集团发展起来的政权，明政府只能尽量兼顾安全与效率，一方面，有限度地谨慎使用方国珍等政权遗留的水军力量，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安全与稳定，只能将嫡系的陆军和内陆水军改造成海上水军，参与各种航海事务。因此，在洪武年间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方国珍水军残部暂留陆上备倭，而此前从未接触过航海的淮西陆军却要下海作战，这是在特殊历史时期中形成的特殊现象。为了适应国家的整体布局，许多来自内地的官兵只能尽量适应海洋生活，以致给他们自身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许多危害，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布局下，明朝完成了对沿海地区的经营，使国家建设平稳进行。

然而，这种矛盾的局面确实在客观上危害了众多水军官兵的生命健康安全，也成为最终促使洪武年间海运停止的原因之一。许多军官家族的事业随着海运、捕倭事业的兴起而变化，同时，由于明初政治形势的几次剧烈动荡，以淮西人员为基础的明初人事关系逐渐被颠覆，一些淮西出身的海运家族的命运也随之结束。洪武中期之后，随着来自前朝残余势力的威胁逐渐消失，更多具有经验的旧时水军也加入到明朝的国家航海业中来。到永乐时期，许多曾参加过靖难之役的军官家族参与了郑和下西洋活动，其中的一些人来自今日的河北、山东等地，是明成祖夺位的基础力量。他们的经历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和洪武时期的淮西官军相似，同样来自内陆地区，此前没有参加过航海活动，但由于与新政权之间的关系密切，开始以军人身份参与国家航海业。像洪武时期的海运、捕倭事业一样，永乐、宣德时期的下西洋活动也获得了成功，这说明在传统社会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下，许多看起来并不科学的决策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同样有效。然而，这些航海活动所依靠的主要是国家政权的强大意志，并非建立在正常的民间海上活动和对外交流基础上。事实上，洪武和永乐年间，在国家进行规模宏大的航海行动的同时，沿海许多地区却在执行海禁政策，这使得国家的航海活动成为无本之末，一旦国家政策调整，航海业也会随之衰落。宣德以后的明代国家的航海业状况，也证明了这种特点。

【注释】

[1]郑鹤声：《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第97-99页。

[2]祝允明：《前闻记》，收入邓士龙辑《国朝典故》，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1415-1416页。

[3]关于元代海运情形，可参考章巽《元“海运”航路考》（章巽：《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第73-85页）、高荣盛《元代海运试析》（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1983，第40-64页）、孟繁清《元代的海船户》（齐木德·道尔吉主编：《蒙古史研究》第9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第107-119页）。

[4]张昱：《辇下曲》，收入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之《辛集·庐陵集》，中华书局，2002，第2068页。

[5]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海蛆》，王根林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88页。

[6]佚名：《大元海运记》卷之下《漕运水程》，广文书局，1972，第97页。

[7]郑一钧：《宋元时代海上航路》，载章巽主编《中国航海科技史》第2章第3节，海洋出版社，1991，第125-126页。

[8]关于《海道经》的成书年代等问题，可参考周运中：《〈海道经〉源流考》，《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129-136页。

[9]佚名：《海道经》之《海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史部第221册第190-191页。

[10]佚名：《大元海运记》卷之下《漕运水程》，第103页。

[11]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之《顺风相送·福建往交趾针路》，中华书局，2000年，第49页。

[12]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之《总叙》，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1981，第15页。

[13]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黄水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史部第593册第892页、第895页。

[14]佚名：《海道经》之《海道》，第189页。

[15]茅元仪：《武备志》卷240，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子部第966册第321页。

[16]佚名：《大元海运记》卷之下《漕运水程》，第97页。

[17]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6《器用门·木兰舟》，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1999，第217页。

[18]佚名：《海道经》之《海道》，第189页。

[19]章巽：《元“海运”航路考》，第77页。

[20]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2008，第143页。

[21]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半洋焦》，第895页。

[22]佚名：《海道经》之《海道》，第189-190页。

[23]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第198页。本书引用的《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行记》出自不同译本，反映了不同版本和译者的知识和观点。

[24]袁晓春：《马可波罗对海上丝绸之路中国造船技术的记载与传播》，《南海学刊》2016年第1期，第108-112页。

[25]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马可波罗游记》，第197-198页。

[26]林士民：《宁波造船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108页。

[27]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之《勾栏山》，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1981，第248页。费信《星槎胜览》卷1《交栏山》中的记载与此类似，但说的是“造船百号”（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前集《交栏山》，中华书局，1954，第9页）。两相对比，大概还是应以汪大渊所说的十余条为准。

[28]巩珍：《西洋番国志》之《溜山国》，向达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2000，第33页。

[29]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马可波罗游记》，第26页。

[30]李正民：《己酉航海记》，收入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第672页。

[31]佚名：《海道经》之《海道》，第196页。

[32]唐顺之：《武编》前集卷6《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子部第727册第482页。

[33]孔远志、郑一钧著：《东南亚考察论郑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55页。

[34]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海蛆》，第88页。

[35]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上，癸卯至正二十三年，中华书局，2015，第180页。

[36]贡师泰：《玩斋集拾遗》之《海歌十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15册第725页。

[37]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之《戊集·贡尚书师泰》，第1394页。

[38]佚名绘，大庭修著：《〈唐船图〉考证》，朱家骏译，海洋出版社，2013，第38页。

[39]张夑：《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1981，第170-171页。

[40]胡靖：《琉球记》，收入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第262页。

[41]李鼎元：《师竹斋集》卷12《航海词二十首》，收入王菡选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三编》（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第190页。

[42]李鼎元：《使琉球记》卷2，韦建培校点，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57页。

[43]吴汉痴主编：《切口大词典》之《役夫类·舟夫之切口》：“上篷：扯风帆也。”据上海东陆图书公司1924年版影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役夫类第12页。

[44]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半洋焦》，第895页。

[45]巩珍：《西洋番国志》之《自序》，第6页。

[46]南京市博物馆编：《宝船厂遗址——南京明宝船厂六作塘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112-114页，书后彩版二〇。

[47]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马可波罗游记》，第198页。(www.xing528.com)

[48]伊本·白图泰口述，伊本·朱甾笔录：《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李光斌翻译，海洋出版社，2008，第487页。

[49]费琅编：《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下），耿昇、穆根来译，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书局，2001，第481页。

[50]伊本·白图泰口述，伊本·朱甾笔录：《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第487页。

[51]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52]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79，第2页。

[53]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上，癸卯至正二十三年，第176页。

[54]伊本·白图泰口述，伊本·朱甾笔录：《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全译本）》，第487页。

[55]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扬州施桥发现了古代木船》，《文物》1961年第6期，第52-54页。

[56]关于水密舱壁技术的详细阐述，可参考席龙飞《中国造船通史》中的相关内容（席龙飞：《中国造船通史》，海洋出版社，2013）。

[57]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马可波罗游记》，第197页。

[58]在此前学者对洪武时期海运进行的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有，吴缉华的《明代开国后的海运》（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第二章《明代开国后的海运》，“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第17-34页）概述了洪武时期的海运问题。樊铧的《明太祖对海洋的态度及洪武时期的海运》（樊铧：《明太祖对海洋的态度及洪武时期的海运》，载樊铧《城市·市场·海运》，学苑出版社，2008，第101-131页）研究明初政治形势与海运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明初海军的形成和洪武海运停止的原因。陈波的《试论明初海运之“运军”》（陈波：《试论明初海运之“运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4-132页）则具体研究洪武海运中的相关制度，并应用《李朝实录》和《（天启）海盐县图经》中的卫所选簿档案，对一些问题做了微观考察。

[59]《明太祖实录》卷245，洪武二十九年三月庚申，黄彰健等校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第3553页。

[60]《明太祖实录》卷78，洪武六年春正月庚戌，第1423-1424页。

[61]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2《图式·快船》，王亮功点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76页。

[62]胡宗宪：《筹海图编》卷7，天启四年（1624年）刻本，第17页b面。关于蜈蚣船的考证，可参考刘义杰：《蜈蚣船钩沉》（《国家航海》第2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133-148页）。

[63]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2《图式·蜈蚣船》，第78页。

[64]《明太祖实录》卷87，洪武七年春正月甲戌，第1546页。

[65]张廷玉等：《明史》卷89《兵志一》，中华书局，1974，第2175页。

[6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49-7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67]樊维城、胡震亨等纂修：《（天启）海盐县图经》卷1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史部第208册第508-537页。

[68]明太祖敕录：《逆臣录》，王天有、张何清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69]明太祖敕录：《逆臣录》，第201页。

[70]明太祖敕录：《逆臣录》，第237页。

[71]明太祖敕录：《逆臣录》，第283页。

[72]《明太祖实录》卷78，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第1431页。

[73]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38《先昭信府君墓碑一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集部第94册第843页。

[74]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38《先昭信府君墓碑一首》，集部第94册第843页。

[75]关于明初功臣勋贵的派系特征，可参考李新峰《明初勋贵派系与胡蓝党案》（《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45-158页）

[76]祝允明：《野记》卷1，收入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大学出版社，1993，第514页。

[77]《明太祖实录》卷70，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第1300页。

[78]关于这段历史背景，可参考陈波《海运船户与元末海寇的生成》（《史林》2010年第2期，第105-111页）

[79]朱元璋：《大诰武臣》之《咒诅军人第八》，收入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第435-436页。

[80]张廷玉等：《明史》卷63《乐三》，第1561页。

[81]《明太祖实录》卷116，洪武十年冬十二月，第1905页。

[8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4册49页。

[8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1册第219页。

[8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4册413页。

[8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9册162页。

[86]程嗣功、王一化纂修：《（万历）应天府志》卷31《列女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史部第203册第694页。

[87]夏子阳：《使琉球录》，收入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第423页。

[88]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38《先昭信府君墓碑一首》，集部第94册第843页。

[89]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38《先昭信府君墓碑一首》，集部第94册第843页。

[90]《明太祖实录》卷145，洪武十五年五月丁丑，第2284页。

[91]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何孝荣点校，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上册第70页。

[92]《明太宗实录》卷27，永乐二年春正月癸亥，黄彰健等校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第498-499页。

[93]《明太宗实录》卷71，永乐五年九月乙卯，第988页。

[94]宋应星：《天工开物》，钟广言注释，中华书局，1978，第247-248页。

[95]杭涛：《江苏太仓元代古木船》，《大众考古》2014年第11期，第16-17页。

[96]丘浚：《琼台类稿》卷34《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漕挽之宜（下）》，收入《丘浚集》第2册，周伟民等点校，海南先贤诗文丛刊，海南出版社，2006，第583页。

[97]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38《先昭信府君墓碑一首》，集部第94册第843页。

[98]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38《先昭信府君墓碑一首》，集部第94册第843页。

[99]李鼎元：《使琉球记》卷3，第69页。

[100]贡师泰：《玩斋集拾遗》之《海歌十首》，第725页。

[101]李昭祥：《龙江船厂志》卷2《图式·叁板船》，第52页。

[102]樊维城、胡震亨等纂修：《（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十，第520页。

[103]樊维城、胡震亨等纂修：《（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十，第524页。

[1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1册260页。

[10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1册291页。

[10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2册441页。

[10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3册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