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长山[1]
摘 要：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转型导致文化的变异，沿海城市如温州地区形成了以瑞安、平阳为文化中心的“前永嘉画派”时期的艺术群体；民初温籍画家麋聚上海、杭州等地，在“海派”的背景里形成以海上温籍画家群体为主的“永嘉画派”，以及依托上海美专等现代美术教育机构培养的“后永嘉画派”艺术群体。
关键词：近代；永嘉画派；上海美专；艺术群体
温州僻处一隅，画家多不为人知，如郑午昌《画学全史》著录的近代温州画家仅有：项维仁、黄紫芳（花鸟）、刘景晨（画梅）、朱鼎新（人物花木）、汪如渊（花卉）、张光（工笔花鸟）、郑岳（花果）、马毅（马孟容）、方文矩（方介堪，博古）。[2]以上不过寥寥几个温籍画家有名于外埠者，如项维仁之类的前辈大概是通过在沪温籍画家的转述而著录于史册，余者不为外人所知矣。1928年5月25日，温州人郑曼青与其姨母张光女士在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举行为期2天的二人书画展。这只是上海滩频繁的艺术活动当中的一角，但是对于温州的近代艺术发展史意义重大，因为围绕该次短暂的展览有多篇画评发表，画界第一次提出了“永嘉画派”的概念。28日《申报》发表杨清磬的艺术评论《永嘉二画人》，文末称“永嘉画派，独张南宗，岂独让水心论学，四灵言诗，尡耀于艺术已哉”[3]。这是明确提出“永嘉画派”的最早记载，而且与“永嘉学派”相提并论。[4]其他如张大千、施翀鹏等人也先后提出类似的概念。杨氏高评郑曼青，附带点出“永嘉画派”的主要人员组成：“永嘉灵气所钟，独多艺人。刘贞晦、马孟容、张红薇、郑曼青，其著者也，而曼青尤为此中杰出。”淞沪抗战（1932）前后，张红薇、郑曼青租住上海法租界福煦路明德里52号，与孙孟昭夫妇、方介堪毗邻，后马孟容亦来此。张、郑课画授徒，学生有黄达聪、孙孟昭、庞左玉、丁筠碧、黄景华等。乡友马孟容、马公愚、方介堪时来授课，谢玉岑、谢稚柳昆仲，张善孖、张大千昆仲等时来会聚。因为这些温州人大多住在明德里，且多有艺术家来往，大家称之为“温籍艺人之家”。[5]大概这是时人提出“永嘉画派”的一个基于地域划分的理由。
但是由于“永嘉画派”概念的创造者为外埠人士，即批评者仅仅根据少数在上海活动的温州人的绘画做出基于地域和基本画风的判断，无及本地绘画群体的全面研究。近代以来，关于永嘉画家研究皆以人物著录为主，[6]1949年以来于温州的绘画史研究也侧重于史料整理、图录汇编，以及人物介绍及人际关系梳理，并没有从学理上讨论“永嘉画派”从何而来？群体构成如何？[7]本文拟回答以上问题。
“永嘉画派”是近代的产物，绘画整体风格具有地域画风的延续性，也具有时代性，属于近代文化的一部分。[8]温州的近代文化的内部潜移大约始于嘉道年间，项维仁、七道士、潘鼎代表清代中期温州山水、人物、花鸟的主要成就，以项维仁影响较著。项氏弟子有名者“三山”，[9]另据已有作品画风判断，卜刚中[10]、李松士[11]、阮志[12]、方倬[13]、杨渏[14]、杨宾[15]、胡宝仁与胡小玉父子都系项维仁弟子或再传弟子，诸辈多平阳、瑞安籍，所画多带有明显的项维仁披麻皴法风格印记，故此判断此时已经形成一个以项氏为中心的画家群。虽然该时期职业画师已悄然取代清前期士夫官僚业余绘画，但是此时温州尚未有货币化的艺术市场，多数情况下书画是朋友熟人互赠的礼物，而朋友的身份往往限于地方士绅阶层。项维仁以布衣结交缙绅，[16]七道士以谪官寄居曾园，项不堪地方官索画而不得不流寓吴越一带十余年，七道士鬻画亦送，身后零落。[17]
两次鸦片战争以及1876年温州开埠改变了这种半封闭情况，温州设置瓯海关、英国领事馆、开辟国内外航线，当地被纳入全球贸易圈。与此先后，太平军、金钱会也直接刺激了地方官僚士绅，刺激他们引入新思想、发展新文化。《瓯雅》的撰序者梅冷生拟专员许蟠云口吻盛赞近代温籍名家，“咸于诗书讲诵之余，极洒翰抽毫之乐，二百年蔚成风气”，其下笔锋一转，“孙太仆琴西（衣言）、黄通政漱兰（体芳），承咸同兵事之后，洊以学艺，提倡后进，其门材之盛，固足振导一乡。”[18]透露出近代温州形成以孙、黄家族为主，通过家学、姻亲、师友关系营造出以瑞安为中心的地方文化重镇，即所谓“瑞安学派”，[19]其本质是永嘉经制之学、事功精神的近代复兴。有识之士抱有对西学输入的新鲜感和迫切感，以及整理国故的责任意识，其热情或许来自建立中西对话的可能性。孙锵鸣要求儿子“兼习西学”，本人在苏州、南京、上海、温州等书院掌教，门下著录数千人。[20]1901年，孙诒让在温州艺文学校开学典礼上表达对新学的态度：“近来稍稍兼看西书的译本，总还惭愧，所得甚为浅薄，且每恨未曾亲到西洋，参观各国的新政设施及一切大小学堂的办法，以增长见识。现在苏先生（传教士苏慧廉）设立这艺文学堂，可使我们温州的人士多得到些新的学理、多看见些新的事物，对于地方民智的开通，是有不少的裨益的。”[21]自1905年起，孙诒让担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在他的倡导督促下温处两府共兴办新学堂309所，其中官办的30所。[22]可知地方有识之士与传教士合力倡导新学输入温州的风向。该时期的画家有周国琛（生于1821年）、王金庚（子王鸿诰）、马元熙（马家第九世）、胡世隽（子胡宝仁）、陈焕章、释小默、王肇槐、林纯贤（弟子方静山、汪如渊，后裔林靖梅）、吴建寅、杨得霖（汪如渊生父，弟子蔡英）、鲍鲲、杨宾、洪演畴、洪锦濂、陈寿宸、李炳光、项方纲（师从何炯）、黄紫眉等，他们参与结社，或设帐收徒，或任教于学校，塑造了近代永嘉地域画风，故此可以称为“前永嘉画派”时期。
北京、上海、杭州是近代温州人出走的主要城市，日本是主要国家。“到了19世纪后半期，随着中国港口的开放，温州的轮船航运也开始发展，确立了温州与中国最大港口——上海之间轮船的定期航路。”[23]往来上海、温州的轮船有永宁、江表、普济、海琛、海晏、益利，主要运输茶叶、伞、纸制品等。[24]光绪三年（1877），温州港进出旅客为794人，八年（1882）增至3783人，十二年（1886）为3332人，十九年（1893）为4700人。[25]“到1900年时，温州城内已成为‘瓯为海国，市半洋商’了。”[26]20世纪20年代初，温州文化人大多集中于北京，如刘景晨、章味三夫妇及郑曼青、徐定超、黄溯初，王鸿年、王荣年兄弟等。国民政府建政之后，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时间里，尽管政局尚未真正稳定，但一时太平有象，政府也准备大干一场，“以建设求统一”。例如国际大都市上海的艺术活动非常频繁，各种画会、展览、交易很活跃。温州在输送商人与货物的同时，也输送了艺术家、学生，促进了两地的艺术交流。
1926年是标志性的一年，一批年轻文化人在前辈提携之下走向大世界。[27]该年，戴家祥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28]同年3月方介堪经由吕渭英携赴上海，介绍于赵叔孺门下，持乡贤谢磊明所藏《顾氏集古印谱》叩请吴昌硕题字，并以自刻章求教，吴氏许以“后生可畏”，刘海粟聘为上海美专书法篆刻教授。6月，二马到上海，与方介堪合租于斜桥安临里。刘招马孟容为国画系教授。冬天，章味三、张光夫妇携甥郑曼青离京来沪。钱瘦铁等在海上题襟馆基础上发起“古欢今雨社”（社址为宁波路渭水坊上海西泠印社内，后亦为诸会员售字画通讯地址之一），首批会员39人，温籍的有郑曼青、方介堪、马孟容等。次年，刘海粟离沪，方介堪向美专代校长刘穗九荐郑任美专国画系主任。[29]郑可谓少年得志，颇得前辈赏识，温籍画家大概以其最为活跃。[30]1927年至1931年是郑曼青在上海风头无两的时间，郑来沪之后，颇得吴昌硕、朱祖谋、郑孝胥、蔡元培赏识，为同订润例，价格不菲：“曼青先生，自幼即兼攻书画，锲而不舍，以书家之笔力用于画，故秀而特劲，以画家之风致用于书，故正而不拘，至其气韵超逸，寄托遥深，因作品而表现高洁之个性，则书画一致也。……堂幅丈匹百二十元，八尺八十元，六尺每方尺四元，四尺以次每方尺三元，屏条横批照此类推，扇面册页斗方每件三元。”[31]郑的画风及书法近陈师曾（1923年去世），郑得到业内的推许，除了师承关系，更体现了个人天资和业内的认同。
有睹于“国内公私艺术学校，虽渐次设立，故皆偏重西画，以为国画无足轻重，而国内画苑老成，又以新派浅陋，不屑与之议论，于是国画精神愈以不振”，[32]1928年8月，在叶恭绰等推动之下，上海金石书画家商议筹建中国文艺学院，推章味三、马孟容赴南京筹资。此外，刘景晨、楼辛壶、张红薇、郑曼青、方介堪、马公愚等参与了筹建。1929年秋上海美专聘刘景晨为诗文教授。[33]但是同年8月，代校长刘穗九以及郑曼青等温籍教师一并为海外回来的刘海粟解聘。1929年至1931年，为了筹建“艺术学院”，郑曼青、马孟容几乎形影不离。1930年1月24日，中国文艺学院开学。[34]但是因经费支绌，学院于1932年停办。不幸的是，同年马孟容英年早逝。郑曼青也从此退出三四十年代的海上画坛，渡海之后，虽参与书画活动，却非专业了。[35]此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近代海上“永嘉画派”算告一段落了。
张红薇、郑曼青来自温州，在上海占得一席之地。回溯其师承，离不开郑午昌提到的汪如渊（1867—1923，汪香泉、汪香禅）。汪如渊曾任南京陆军中小学校及江南两级师范学堂教习，晚年返乡教学，门生众多，奠定了其在地方画史的独尊地位。[36]其本地师长、画友、学生有据可查者30余人：师友林纯贤、杨得霖等，画友冒广生、陈寿宸、徐南、蔡英等，门人沈潜、鲁文、叶敬敷、张光、蔡笑秋、蔡锐、马孟容、徐堇侯、鲁蘩、鲁蘋、郑曼青、刘元、张琴、鲁藻、鲁茱、张抱清等。[37]正是其中佼佼者如张光、郑曼青、马孟容等在上海树起“永嘉画派”的旗帜。
郑午昌提到的另一人朱晓崖[38]，与汪如渊同龄，早年被推荐到北京文渊阁大学士王文韶府中作画师，笔法细腻，设色纯正，仕女有仇十洲遗意，山水得文衡山心印。后放任江苏省溧阳县知县。易代之后，受知于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永宸，荐为永嘉县洋广局局长，挂职浙江省印花税局视察，辞职返乡授徒。朱与佛结缘，毕生茹素，与太虚、冒广生、弘一、马一浮等游，曾在上海、杭州鬻画，终老于杭州，其画流播日本，誉为“南宗画伯”。朱氏弟子众多，有曾昭业、徐祝孙、林星如、余静芝、陈云龙、马碧篁、章达、甘清池等，但是朱的主要生平活动范围不在上海，后续的社会影响力亦不及汪如渊的“香禅画派”。
1935年上海组织中国女子书画会，共140人，其中温籍15人：任钧耀、李曼萝、林眉、徐瑛、徐绮琴、施黛青、马如兰、马碧篁、张瑾怀、樊彩霞、鲁文、鲁茱、鲁藻、鲁苹、张茵。[39]个中汪门女弟子颇众，次者或多为朱晓崖门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汪、朱在上海产生过直接的社会影响，却无疑反映了二人的影响力。
海上温籍画家参与现代美术教育传播了永嘉画风于外籍学生，更挈带出不少温籍后学，如刘景晨等10人曾任教职于上海美专或者兼课其他美术学校。[40]上海美专从建校到1952年合并的40年间，至少有60位温籍学生就读于该校美术类专业。[41]去除入学专业不详者，一共53人，其中西画专业者33人，占比62%。林夫、陈沙兵、张怀江、夏子颐、陈国珍（古塞）等来自贫苦家庭，则从学实用性的艺术门类如版画、漫画，而且以技术做武器参与革命活动。首选国画专业者20人，占比37%。其中如刘武、谢印心、蒋天骏、孙孟昭、黄达聪、许琳荪、刘元、谢博文、鲁藻等人来自当地缙绅人家。[42]两厢比较，可见生活条件、周边社会环境对个人从业方向、志趣的影响。从图像资料看，上列温籍就读于上海美专西画类的学生，即使之后从事国画创作，因之前接受过西画造型训练，有的人国画笔性很差，但是造型都不差。而从事国画系的学生，也接受过西画训练。这体现了近代以来西画改造中国画的大潮流。这些美专的学生一代，大概算是“后永嘉画派”的力量。
上海美专毕业生以苏昧朔为著名，苏毕业于美专高师科图工系，一度受聘于美大印刷社为设计师，业余从事广告创作、授徒教学，擅长风俗画。1957年被瓯绣工艺厂聘为创作员，1962年任职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兼某中学美术教师，后任副所长、市政协委员。培养了不少温州后学，如李成勋、戴学正、陈子谷、叶曼济、刘旦宅、林曦明等，其中多数人因各种关系赴上海发展，早年多从事连环画、插图工作，随着时风变易转而从事书画创作。[43]另外，美专毕业生的著名者有金作镐、戴学正、谢印心。金曾任温州市工艺美术学校校长及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戴学南宋院体山水而粗犷过之；谢学石涛画风而细腻过之。现代美术教育促进了地方风格的跨地域传播，意味着地方画风走向多样的趋势，即地方特色的弱化，这是近代以来重要的文化现象。
在短暂的晚清民国时期，“永嘉画派”不过昙花一现，其中多数人消逝在大历史叙事的背影里。“永嘉画派”之失传于史册，原因之一是马孟容早逝，郑曼青退出海上画坛并于1949年赴台，彻底退出大陆的艺术话语圈。年长者刘景晨、张光并非活跃分子。方介堪返回温州从事地方文物工作。“后永嘉画派”的一代大多返乡从事地方艺术创作。如果说海上“永嘉画派”遗绪犹存，大概刘旦宅、林曦明可以担当一面，影响至今。随后，新中国成立，西画改造中画、革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路线大获全胜。标志性的事件是温州市首届美术工作者协会（1951）、温州市工艺美术学校（1961）、工艺美术研究所（1962）相继成立，[44]政府统一塑造了温籍画家（美术家）的身份标签，并且规定了创作指导方向，包括主题、内容、形式、作品流通方向。尽管时代成就了像黄宾虹这样不世出的大师，但是高谈“太极”“气韵”、复兴“国粹”的努力最终让位于苏联、欧美的“先进”潮流。秉持传统的、诗性的、玄学化的传统文人画成为了抽屉艺术，以徐堇侯为代表的传统文人画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近代“永嘉画派”的终结，也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45]
【注释】
[1]方长山，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史。本文系2017年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近现代海上永嘉画家群体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主持：丁海涵，项目编号：15NDJC106YB）。
[2]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附录，《现近画家传略》，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366—403页。1927年郑午昌曾与任教上海美专的温籍教师交际，从而了解温籍画家之佼佼者。参见张如元，编：《方介堪先生年表简编》，《方介堪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内部资料，2001年，第9页。
[3]杨清磬：《永嘉二画人》，原载于《申报》，1928年5月28日，转引自：《郑曼青书画集》，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
[4]20世纪初期，受了日本国粹派的影响，中国学界掀起为国学分科定名的风气，如“永嘉学派”概念的产生适当其时。朱熹、虞集、黄宗羲、全祖望称呼永嘉学者群体为“永嘉之学”，而作为一个固定概念的提出，始于晚清民国时期，如邓实：《永嘉学派述》，见《国粹学报·社说》第1册，1905年第12期（续第11期），第16页；孙衣言：《永嘉学派》，《瓯海轶闻》卷1，《永嘉学术总论》，张如元，校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页；徐振达：《浙东永嘉学派》，《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同学会会刊》，19世纪30年代，第1—10页；孙延钊：《浙学中之永嘉宗派》，《国风月刊》，第8卷第90期，19世纪40年代等。与此同时，“永嘉画派”概念也在艺术评论界产生了，虽然当时的概念生产过程并非建立在学理基础上，与“永嘉学派”的定名有很大区别，但是评论者多从事美术、翻译、写作行业乃至兼事多职，综合修养很高，比如杨清磬画学恽南田，楼辛壶与吴昌硕交密，剔除画评中礼节性的套话，他们于张、郑的画风、来源的基本判断是准确可信的。
[5]章左平：《先祖母红薇老人二三事》，《温州文史资料》第4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8页。
[6]近代杨绍廉编著《东瓯书画苑》，按朝代著录人物，自唐代始，结于清代林增銁，资料采自方志、序跋、文集等。其中唐宋22人，元代14人，明代64人，清代27人。杨绍廉（1864—1927），字志林（另作志龄）、志廉，号拙庐，瑞安人。光绪年间出生，善书法，曾受聘担任瑞安普通学堂中文教习。著有《金石文字辨异补编》5卷、《拙庐随笔》（金石随笔）、《东瓯书画苑》等。1936年，永嘉区举办了一次艺术展览会并出版纪念图册《瓯雅》，主持者为温州专区专员兼永嘉县长许蟠云，助理谢磊明、梅冷生、林志甄，皆地方名士。该次展览会是温州近代史上的重大文化事件，组织者花费了很多时间于田野调查，是近代第一次为清代至民初的温籍书画家及其书画汇总，序文罗列元代书画家2人，明代11人，清代中前期24人，咸同以后2人，一共39人。但是：一、绘画作品的筛选限于名家画；二、所采书画家时间跨度大，而详古略今，由于时局变易，本次展览会之后温州本埠不再有类似的大规模展览或者图籍汇编，故而从黄体芳（1832—1899）之后至1956年的温州画家名单付阙；三、并无阐释所谓“画派”云云。
[7]1949年以来温州书画家信息整理的主要成果有：奚立镇：《温州代美术家》（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收录温州本籍与客籍的美术家，上溯南朝，下至五四运动之后的代表性美术家。所采史料主要来自方志、温州博物馆藏书画以及未注明出处的资料，为检索历代温州美术家简介提供了方便，但是个别人物生平考证错漏。笔者在奚立镇《温州历代美术家》、洪振宁《宋元明清温州编年纪事》的基础上结合史志、图录、政协文史资料等修正、重编了《清代以来温州画家名录（1645—1956）》，作为本文人物史料考察的基本依据。其他的文献如潘善庚，主编：《历代人物与温州》（内部读物，1986年）；温州市政协文史委，编：《温州城区历代人物录》（鹿城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读物，1992年）；潘善庚，主编：《历史人物与温州》（瓯越文化丛书之三，作家出版社，1998年）；温州市政协《温州馆藏书画选》编委会，编：《温州馆藏书画选》（浙江摄影出版社，2009年）等。
[8]与其他地方一样，温州也有很长的绘画史，如前所述，近代以来，温州历有整理书画人物谱，然皆述而不论，原因之一或许是研究地方绘画史，难以将历代画家纳入一个评价方框从而把画史的多样性简单化。
[9]三山：陈恭（号地山）、汪秀林（号霁山）、吴第（号次山）。
[10]卜刚中有《双松图》，见《瓯雅》，画松之细密亦如项维仁之用点细密，树干类似项氏画山石中部以亮光示之。
[11]温州博物馆藏李松士山水一件，题辛丑（1841）仲冬上浣。另藏曾氏《怡园图》小青绿卷轴一件，章法、笔墨与项维仁相近。
[12]平阳博物馆藏阮志山水2件，署道光辛丑（1841），近项维仁。参见中共平阳县委宣传部：《平阳名人书画选》，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5年。
[13]传见民国《平阳县志》。苍南博物馆藏方倬小青绿山水屏条4件，水中石笋矗立与吴第画法相似。参见苍南博物馆：《数典寻珍：苍南县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专辑》，内部读物，2017年。
[14]苍南博物馆藏山水小横幅1件。参见苍南博物馆：《数典寻珍：苍南县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专辑》，内部读物，2017年。
[15]杨宾从学方倬、吴第，活动于光绪年间。《东瓯聚珍》录其画《江心孤屿》（绫本横轴，1877年）赠宾谷仁兄，题跋者有陈寿宽、陈寿宸、戴咸弼等，故据以推测杨宾出生于19世纪中叶。苍南博物馆藏《兰竹》四屏条，近似项维仁，题仿石田老人、东坡居士。参见苍南博物馆：《数典寻珍：苍南县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专辑》，内部读物，2017年。(www.xing528.com)
[16]项维仁（1760—1827？）的生平研究参考方长山：《龙湾诗文七人集》之《项维仁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
[17]七道士的生平研究参考张宪文：《七道士曾衍东的生平与著作》（温州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挂冠自昔曾骑虎闭户于今好画龙：七道士曾衍东》（《历代人物与温州》，内部读物，1986年）；杜贵晨：《曾衍东传略》（济宁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朱烈：《晚年流落温州的曾衍东》（《鹿城文史资料》第10辑，内部资料，1996年）；周金冠、高朝英：《曾衍东评传》（文物春秋，2002年）。其中张宪文整理过《小豆棚》。
[18]永嘉区艺术展览会，编：《浙江永嘉区艺术展览会书画纪念册》（通常以马公愚扉页题辞“瓯雅”为名），（上海）宣和印社珂罗版印，民国二十五年，温州图书馆藏本。
[19]刘思文：《清代瑞安学派成因探析》，《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27—32页。
[20]胡珠生：《孙锵鸣集》（前言），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6页。
[21]《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470页。
[22]参见程军：《孙诒让“兴教强国”实践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近代瑞安教育的兴起，参见徐佳贵：《地方士人与晚清地方教育转型》，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23]〔日〕松浦章：《温州海上交通史研究》，杨蕾，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1页。
[24]参考〔日〕松浦章：《温州海上交通史研究》第4章，《温州与上海之间的轮船航运》，杨蕾，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1—122页。
[25]周厚才：《温州港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26]政协温州市鹿城区委文史组：《鹿城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第11页。
[27]除了本地士绅，冒广生（号鹤亭，1913年始任瓯海关监督）、林鹍翔（号铁尊，1921年始代理瓯海道尹）、张宗祥（号冷僧，1925年始任瓯海道尹）曾宦游温州，与当地学子切磋。
[28]1929年戴留学未遂，来沪与方介堪合住，同年任教中山大学。1951年任教华东师范大学，终老于上海。
[29]1927年3月，刘海粟辞职到日本避风头，1928年2月到欧洲，徐朗西代理校长。11月赴法国，刘穗九代理校长。1929年7月返沪，8月辞退刘穗九。1930年王远勃代理校长。其任职美专校长详情参考王思慧：《民国初期刘海粟掌校上海美专考辨》，《上海艺术家》，2012年第5期，第20—27页。
[30]1927年至1948年，仅上海报载郑曼青（郑曼倩）的公共活动有37次。详参王震，编：《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
[31]王中秀、茅子良、陈辉：《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216页。（下简称《润例》）
[32]弢甫：《中国文专之成立及其发展计划》，《蜂蜜》画报第8期，1930年5月21日，转引自：《黄宾虹年谱》，第245页。
[33]1922年7月刘景晨递补为众议员，其后4年主要在北京活动。1927年春夏间离开北京到上海发展，曾任上海美专、中国文艺学院的教职。1931年至1933年秋天主要供职于南京。1935年至1937年供职于上海。其后返乡。
[34]叶恭绰、张宗祥、刘景晨、吴待秋、商笙伯、张红薇、郑午昌、刘穗九、徐悲鸿、马公愚诸人同时应聘。黄宾虹为院长，郑曼青为总务主任（《中国文艺学院招男女生》，《申报》，1930年2月15日第6版）。同年九月，黄宾虹辞校长职，由刘穗九继任。刘穗九以校长名义连续三日在《申报》刊登续招新生广告，定九月八日上课，并公布本学期专任教授名单：“余越园、黄宾虹、商笙伯、楼辛壶、王师子、陶百川、郑午昌、许徵白、朱荣庄、张善孖、刘贞晦、孙濌公、章味三、郑曼青、马孟容、张红薇、马公愚、方介堪、王竹人、谢公展、郑师许、何毓辉、叶柏龄、赵仲博、葛小厂、刘穗九。”（《申报》，1930年9月6日第6版，转见卢礼阳：《刘景晨年谱》，《刘景晨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565页）
[35]中国文艺学院（后遵教育部部章易名“中国文艺专科学校”），虽然短暂，但是教绩甚佳，马孟容始终与郑曼青共进退。笔者曾闻张如元师转述方介堪先生等温籍教师被刘海粟集体开除的始末因由，因涉隐私，此不赘述。文献所载大概之始末参见王中秀：《黄宾虹年谱》，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王震：《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郑曼青办学失败之后，于绘画不甚着意。夏承焘日记：“与天五访仲陶，见曼青画萱草甚好，惜其近日不专心为此。”（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7年7月30日，转见卢礼阳、方韶毅，编校：《吴鹭山集》，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904页）。
[36]关于汪如渊的生平履历主要参见宋慈抱：《拟永嘉县志汪如渊传》《重定永嘉志汪如渊传》（温州博物馆藏民国稿本2件）。
[37]方韶毅，主编：《永嘉风流：汪如渊及其弟子书画展》，衍园美术馆内部读物，2017年。
[38]朱晓崖（1867—1936）生平颇寥寥，主要参见杨苏流：《民初温州一代画师朱晓崖》（《鹿城文史资料》，第3辑，1988年）；丁海涵：《近现代绘画视野中的永嘉山水》第3章第4节《朱晓崖与其永嘉胜景图》。1943年，其作品与张大千、马孟容等百余人参与上海大新公司举办的近代名人书画展。温博藏其《永嘉且园图》《仙岩观瀑图》等多件。杨青记其作《仕女顾影自怜图》，时贤题跋甚夥，可见其交际（见杨青，著；谢作拳、伍显军，整理：《杨青集》卷5，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72页）。
[39]根据女子书画会会员朱人琰编录《中国女子书画会会员录》（1936年5月）。
[40]朱子常（1876—1934，城区人，雕塑，短暂任教）、张光（1878—1970，城区人，花鸟）、楼邨（1881—1950，缙云人，国画）、刘景晨（1881—1960，城区人，诗文）、马孟容（1892—1932，城区人，花鸟）、马公愚（1894—1969，城区人，书法）、方介堪（1901—1987，城区人，书法篆刻）、郑曼青（1901—1975，国画兼系主任）、张弦（1901—1936，青田人，西画）、严德辉（生卒不详，永嘉人，雕塑）。按：近代温州的行政区域范围参考1994年版《温州市志》所述，除现今所辖县之外，玉环、丽水、缙云、青田、松阳、遂昌、云和、龙泉、庆元、景宁、宣平（1958年撤销）的近代书画名人亦在其列。
[41]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12—1952），简称“上海美专”。温州人与上海美专的关系，参考潘猛补：《上海美专中的温州人》（《温州文物》，2017年第14期），根据有关资料罗列了63位曾在上海美专任教、就学的温州人，他们所涉方向包括国画、书法篆刻、西画、雕塑、音乐、图工。另外，关于20世纪二三四十年代温籍艺术家在上海的社交活动的报道与艺评状况，参见洪振宁：《温州书画家在上海（1928—1930）》（《温州文物》，2013年第8期）、《温州美术家在1946、1947、1948年》（《温州文物》，2014年第9期）。
[42]此中学生如孙孟昭、周武、汪子正、刘武（刘景晨子）、陈承繁、朱君爽、蒋天骏（蒋叔南子）就读美专之时受教于郑曼青。见孙孟昭子女，合编：《孙孟昭画选》，1997年，内部流通。
[43]参考杨苏流：《苏昧朔先生轶闻》，《温州文史资料》，1997年第11辑；李震，主编：《苏昧朔画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温州市志》卷13，《近现代人物》“苏昧朔”词条；《上海美专名人传略》，第345页；金辉：《八斗奇才叶曼济》，《温州日报》，2013年7月19日。1990年10月林曦明在温策办“苏昧朔诞辰90周年纪念画展”，2013年温州博物馆举办苏昧朔画展。
[44]参考奚立镇，主编：《温州市1949—1989年美术展览、工作纪事》，《温州历代美术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0—219页；周锦云，主编：《温州工艺美术》，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
[45]徐堇侯（1895—1979）的遭遇参见温州博物馆，编：《徐堇侯书画作品集》，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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