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公卿官爵制度-西周史

西周王朝公卿的官爵制度，是个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复杂问题。古代礼书所述周代官制，因出于战国学者的编著，夹杂有儒家理想化和系统化的成分，不能全信；近人依据西周金文，探索西周官制，作出了一定成绩，但还没有得其要领。要解决这一重要问题，应该采用两种方法作深入的探索：一是依据可靠文献，结合西周金文，并以古代礼书作旁证，探讨西周官制的主要体系。二是重点地钻研西周金文册命礼中“右”者的官职及其与受命者的官职关系，从而有系统地探究当时朝廷大臣的组织及其统属体系。因为册命礼是当时册命官职的重要制度，“右”者是引导受命者的朝廷大臣，“右”者和受命者之间有着上下级的组织关系。

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并结合金文，我们推定西周中央政权有两大官署，即卿事寮和太史寮：卿事寮主管“三事四方”，即管理王畿以内三大政事和四方诸侯的政务；卿事寮的长官，早期是太保和太师，中期以后主要是太师，其属官主要是“三有司”，即司马、司土、司工。太史寮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其长官即是太史，所属有后稷、膳夫、农正等官。太保、太师和太史，都称为“公”。这说明西周中央政权中，辅佐天子的执政大臣，确实有“公”的爵称。这种制度在西周初期已经实行。如召公官为太保，周公官为太师，毕公官为太史，他们都因有太保、太师、太史的官职而尊称为“公”。

西周金文中大臣称“公”的有两种：一种是活着的时候称“公”，一种是死后子孙称其谥号为“公”，如史官称其祖先为“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见钟（戊组）〕；师兑称其祖先为“皇祖城公”，“皇考釐公”（见元年、三年师兑簋）。这种礼制沿用到了春秋时代，《春秋》记载列国诸侯，有严格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但是叙述到葬的时候就一律称“公”。例如《春秋·桓公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郑庄公。”《春秋·僖公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次年“八月丁亥葬齐桓公”。何休解释说：“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尊其君父使得称公，故《春秋》以臣子书葬者皆称公”（《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范宁也解释说：“至于既葬，虽邾、许子男之君，皆称谥而言公，各顺臣子之辞”（《穀梁传·隐公三年》范宁注）。

西周金文中这类“称谥而言公”的例子数量较多，同时生称为“公”的也有近十人。我们从班簋看来，当时确实存在“公”、“伯”两等的官爵制度。班簋记载：“王令毛伯更（赓）虢城公服，甹（屏）王位，作四方亟”；接着“王令毛公以邦冢君……伐东国戎”；继而“王令吴（虞）伯曰：以乃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右比毛父”。这里，周王接连发布了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毛伯接替虢城公“屏王位，作四方亟”的职位，这个职位肯定是主管“三事四方”的执政大臣，即官为太师。第二道命令毛公统率“邦冢君”等，征伐东国的一个部族。郭沫若说：“上第一命称毛伯，此第二命称毛公，因毛伯代替了虢城公的职位，升了级。”^[1]这一推断很正确，说明当时已存在“公”、“伯”两等的官爵制度，官升了级，爵也要跟着升级。第三道命令虞伯和吕伯统率所属军队作为毛公的左右翼一起作战，虞伯和吕伯就是第二道命令中所说的“邦冢君”，即畿内诸侯，爵位次于毛公一等，都是伯爵。

西周金文中，“公”用来作为执政大臣太保、太师、太史的爵称，十分明显。旅鼎：“惟公大保伐反尸（夷）年，才十又一月庚申，公才盩，公易旅贝十朋。”“公大保”即是召公，称为公大保，是爵和官名的连称，下文只称“公”，只是爵称。作册卣：“惟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年，才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公大史”是和“公大保”一样以爵和官名连称。作册大方鼎“公束铸武王成王异鼎，惟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赏作册大白马，大扬皇天尹大保休，用作且丁宝尊彝。”郭沫若、陈梦家都认为公即是召公奭。《说文》奭“读若郝”，“读若刺”，《广韵》昔部“刺，七迹切”，可证两字古音相同。“公”的“公”是爵称，“皇天尹大保”是对官职的尊称，是说“大保乃天命之尹”（从吴北江说）。这样崇高的尊称，当时只有召公才相称。

《诗经》上所称“召公”和“召伯”是有区别的，召公是指召公奭，召伯是指周宣王时的召伯虎。《诗经·大雅·江汉》：“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分明是召公奭。《诗经·小雅·黍苗》：“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诗经·大雅·崧高》：“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国之宅。”这两处的召伯分明都是召伯虎。《诗经·召南·甘棠》讲到召伯住处有茂盛的甘棠，有人追念他的劳绩，说是“召伯所茇”，“召伯所憩”，“召伯所说”。王充以为这个召伯也是召伯虎，当有依据。《论衡·须颂》说：“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高亨《诗经今注》采用此说，是正确的。《史记·燕世家》以为是召公奭，是错误的。郑笺说召公“作上公为二伯”，以为周召二公分陕而治，因称“二伯”，这是一种勉强的解释，并不可信。

西周金文中同样有“召公”和“召伯”的区别。太史友甗：“太史友作召公宝尊彝。”召公即召公奭，太史友是召公之子，被任命为太史。另有召伯父辛，是燕侯旨、伯、龢三人的父亲。匽侯旨鼎：“匽侯旨作父辛尊。”鼎：“惟九月既生霸辛酉，才匽，侯易贝金，扬侯休，用作召伯父辛尊彝。”伯盉：“伯作召伯父辛尊彝。”陈梦家因为认定燕侯旨是召公奭的次子而就封于燕的，于是推定召伯父辛即是召公奭^[2]。唐兰反对此说，认为“召公已经称公，不能改称伯，因此召伯不是召公奭，而应是召公之子”，“燕侯旨就不是召公之子而是召公之孙、召伯之子了”^[3]。当以唐兰之说为是。召伯父辛当是从召分封到燕的第一代国君，如果是召公奭的话，召公官高功大，声势显赫，他的三个儿子怎么可能一致降级称“伯”而不称为“公”呢？鼎铭文末尾有“大保”两字作为氏的称谓。看来伯是召公之孙，当时他的氏族已失去太保的高位，才会用“大保”作为氏的称谓。这是合于孙子用祖父高官为氏的通例的。另卣（或作觯）“公赏，用作父辛彝”，日本学者白川静释“”为“”，认为即是公，也即召公奭，因而推定召伯父辛是召公奭之父^[4]。看来也不恰当。“”和“”，字的结构不同，不能定为一字。这个“”如果是召公奭的话，他是被称为“皇天尹大保”的，怎么可能接受另外一个“公”的赏赐呢？怎么可能由于另外一个“公”的赏赐而特为铸造祭祀父亲的礼器呢？何况此器是光绪年间出土于山东黄县的，同出土的铜器有十件，未见有与召公相关的器铭。这个“”当是与召公一族无关的人，这个父辛肯定不是召伯父辛，也是另外一人。

成康之际，除召公官为太保，周公、太公官为太师，毕公官为太史以外，称公的还有毛公和苏公。这个毛公的官职不详，苏公官为太史。《尚书·立政》记“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伪《孔传》以为太史和司寇苏公为两人，这是“顺其事并告太史”。此说不可从。这是周公册命苏公之辞，册命之辞是给册命的对象的，怎么可能“顺其事并告太史”呢？清代学者有的认为太史是藏书之官，苏公治狱要参考，因而向太史打招呼；有的认为太史是记言之官，要太史记录此言，因而向太史打招呼。这些解释都很勉强，不符合册命的礼制。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苏公身兼太史和司寇两职，正因为他官为太史，所以尊称为“公”。《左传·成公十一年》记刘子、单子曰：“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苏忿生在武王时“以温为司寇”，到成王时当已升为太史，仍兼司寇之职，因而有公爵。

成康之际，朝廷大臣中，称“公”者以外，还有称“伯”者。《尚书·顾命》记述成王临终前，召见群臣，写临终遗命。《顾命》有“乃同诏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句，其中列名的六位大臣，除大保奭、毕公、毛公称“公”外，还有卫侯称“侯”，芮伯、彤伯称“伯”。卫侯是从四方的诸侯进入为卿的，因而称“侯”；芮伯、彤伯是从畿内诸侯进入为卿的，因而称“伯”。芮是姬姓诸侯，在今陕西朝邑南，早在文王时已经存在，文王曾排解虞、芮两个诸侯之间的纠纷。《书序》说：“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说明芮伯曾主管诸侯来朝之事。彤是姒姓诸侯，即《史记·夏本纪》所说禹后有彤城氏，在今陕西华县西南。成王时还有荣伯。《书序》说：“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史记·周本纪》记载大体相同，惟“肃慎”作“息慎”，“俾”作“赐”。集解引马融说：“荣伯，周同姓，畿内诸侯，为卿大夫也。”荣伯这一支，早在文王时已存在。《国语·晋语四》记述胥臣对答晋文公的话，讲到文王，“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邵（召）、毕、荣”。文王时代的姬姓贵族，八虞（即虞仲一支）是文王的父一辈，二虢是文王的同一辈，蔡、原以及周、召、毕、荣，是文王的子一辈。郭沫若根据卯簋记载，卯及其先世，既“死（尸）司荣公室”，又“死（尸）司宫人”，推定荣的封邑当与丰京接壤，在今陕西户县西^[5]。

成康之际，公卿的官爵制度当已确立。太保、太师、太史等执政大臣称“公”，其他朝廷大臣，由四方诸侯进入为卿的称“侯”，由畿内诸侯进入为卿的称“伯”，很是分明。太保、太师、太史等执政大臣，周王是随时可以调换的，因而官爵随时有升降。召公之后不见世袭为“公”的，周公之后也只见一代世袭为“公”（春秋时除外）。令彝记载八月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授）卿事寮”；十月癸未“明公朝（早）至于成周”，发布“三事令”和“四方令”，就称“明公”。此后三处连称“明公”，最后作器者“作册令敢扬明公尹厥休”，又称为“明公尹”，“公”为爵称，“尹”指官职，“明”当为其采邑名，这与周、召为采邑相同。

昭王、穆王以后，继续推行这种公卿的官爵制度，执政大臣有祭公。祭公曾随昭王南征，一起跌落于汉水中丧身。《吕氏春秋·音初》说：“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穆王时有祭公谋父，与前一个祭公当是同族。《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左史倚相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其心。”杜注：“谋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马，世掌甲兵之职，招其名。”《国语·周语上》：“穆王欲伐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韦注：“祭，畿内之国，周公之后也，为王卿士；谋父，字也。”祭是周公之子在畿内的封国。《说文》：“，周邑也。”段玉裁注：“本西都畿内邑名。”所在今不可考。后来在东都王畿内有祭国，在今河南郑州东北。

共王、懿王、孝王、夷王时期的执政大臣，文献上缺乏记载，需要用金文来补充，留待下节讨论。厉王时，荣夷公“好专利”，被任为卿士（即执政者），芮良夫进谏，见《国语·周语上》。《逸周书·芮良夫解》说：“厉王失道，芮伯陈语，作《芮良夫》。”《诗经·大雅·桑柔》相传为芮良夫所作（《左传·文公元年》所引《芮良夫之诗》即是《桑柔》第十三章）。《诗序》：“《桑柔》，芮伯刺厉王也。”可知芮良夫是伯爵，当是成康之际芮伯的后裔。荣夷公当是成康之际荣伯的后裔。《吕氏春秋·当染》：“周厉王染于虢公长父、荣夷终。”高注：“虢、荣，二卿士也。”（《墨子·所染》“虢公”误作“厉公”）《荀子·成相》说：“孰公长父之难，厉王流于彘。”杨注：“孰或作郭。”当以作“郭”为是。“郭”与“虢”，古同音通用。《战国策·秦策一》：“臣欲王之如郭君。”高注：“郭，古文言虢也。”

宣王的执政大臣有虢文公。《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贾逵以为虢文公是“文王弟虢仲之后，为王卿士”，韦昭又认为是虢叔之后。从出土虢国铜器铭文来看，虢文公当是虢季氏，出于虢仲之后^[6]。据《诗经·大雅·常武》，宣王的执政大臣还有大师皇父，以南仲为氏，另有程伯休父官为司马。程伯封邑，当即《逸周书·大匡解》“唯周王宅程三年”之程，在今陕西咸阳东北。宣王的执政大臣更有尹吉甫，见《诗经·小雅·六月》，即是兮甲，字伯吉父，见兮甲盘。名将有召伯虎，见召伯虎簋和《诗经·小雅·黍苗》等。

周幽王的执政大臣有虢公鼓和祭公敦。《吕氏春秋·当染》：“幽王染于虢公鼓、祭公敦。”高注：“虢公、祭公，二卿士也。《传》曰：虢石父，谗谄巧佞之人也。”虢公鼓即是虢石父，鼓是名，石父是字。《国语·郑语》记史伯说：“夫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又说：“王心怒矣，虢公从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虢公即指虢石父。另有畿内诸侯郑伯，于幽王八年为司徒。郑伯原来封邑在今陕西华县东北。《国语·郑语》说：“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又说：“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郑桓公当是死后谥号，当时应称郑伯。郑东迁以后仍称郑伯，谥号才称为公。

上一节我们依据文献，结合金文，探讨西周王臣的公爵和伯爵。这一节将对金文册命礼中的“右”者加以分析，从而探索西周王朝公卿的官爵制度。

西周金文中，很多记述册命礼，具体说明周王对受命者的任命、训戒和赏赐。册命的仪式，受命者居左，同时有导引者居右。这种导引者，古文献称“傧”或“摈”，金文称“右”，负责导引受命者入中门，立中廷，北向而接受册命。《周礼·大宗伯》：“王命诸侯则傧。”《小宗伯》：“赐卿大夫士则傧。”王国维说：“古彝器记王册命诸臣事，必有右之者，器所谓右，即《大宗伯》所谓傧也”（《观堂集林》卷一《周书顾命考》）。但是从金文来看，作为“右”者都是公卿大臣，有称为“公”和“伯”的，有官为司马、司徒、司工、宰、公族的，其中只有公族这个官和宗伯的性质相当。《礼记·曲礼下》说：

五官之长曰伯（郑注：“谓为三公者”），是职方（郑注：“职，主也”），其摈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郑注：“摈者辞也。”正义：“摈谓天子接宾之人也。若摈者，传辞于天子也。”）天子同姓谓之伯父，异姓谓之伯舅。自称于诸侯曰天子之老，于外曰公，于其国曰君。

《曲礼》这段话，虽然把“公”和“伯”混同了，没有把“公”、“伯”两等爵区别开来，但是所说“于外曰公，于其国曰君”，是正确的。例如召公又被称为君奭，周公之子有君陈。所说“其摈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要比《周礼》正确，和金文符合。既然金文册命礼中“右”者，都是公卿大臣，即所谓“天子之吏”，这正是我们探索当时公卿的官爵制度的重要资料。

金文册命礼中作为“右”者而称“公”的，有下列八器：

有人认为，这些活着称“公”的可以解释为铭文追记前事，作器时这些人已死而有谥号。我认为这一解释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只要看所有这些受命者，所接受的册命的职司，都是职位很高的，相当于“卿”一级，就可知作为引导他们的“右”者，必须是“公”一级了。康公所引导的受命者，被册命“作司土”，这是王的司土，无疑是“卿”一级的高官。穆公所引导的两个受命者，一个是被册命“作司土，官司籍田”，这样管理王的籍田的司土，也必是“卿”一级的高官；另一个是被册命“司六、王行，参（三）有司：司土、司马、司工”，职位更高了，而且兼职很多，下文还说：“司六眔八”。井（邢）公所引导的受命者，被册命为“作冢司土于司成周八”，这个“冢司土”即是大司徒，当然也是“卿”一级的高官。迟公所引导的受命者，原是师氏之职，这时加官为“大左（佐）”，官司丰京附近王领宫苑驻屯的左右师氏，无疑也是高官。武公所引导的受命者，被册命掌管六师的一系列职务，看来这些总管六师或八师重要政务的官，职位都较高，所以要由“公”一级大臣作为“右”者。益公引导的师询，是高级军官，不仅继承其父师酉的职司，继续官司邑人、虎臣及众多夷族部队，作为王宫的警卫队长，而且官位很高，周王命令他“惠雍我邦小大猷”，“率以乃友干吾王身”，和毛公鼎毛公受命，“虔夙夕惠我一人，雍我邦小大猷”，“以乃族干吾王身”，完全相同。益公另外导引的走马休，走马即趣马，职位也不低，所得到王所赏赐的“命服”级别很高。《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蹶维趣马”，被列为七个祸国殃民的大臣之一。

曶壶和曶鼎是一人制作，曶壶上的“右”者井（邢）公，当即曶鼎上的井（邢）叔。井公是他的爵称，井叔是他的字的简称。曶鼎铭说明作者在王所，接受了井叔的赏赐，井叔受理了作者和匡的诉讼，并由井叔作了判决。可知井叔确是职掌大权的执政大臣。金文册命礼中由井叔作“右”者，还有下列四器：

所有这些器，都属于一个时期。免觯和免簋当是一人制作，他被册命为司工（见免觯），又被册命为司土，掌管一定地区的林、虞，自当为卿一级的大臣。从弭叔（师）簋内容来看，弭叔即是师，当是高级军官。可知作为“右”者的井叔，当是井公无疑。

穆公生称见于穆公簋，穆公还见于尹姞鼎，作为活着的称呼。尹姞鼎：“穆公作尹姞宗室于繇林，惟六月既生霸乙卯，休天君弗望（忘）圣粦明弼辅先王，各（格）于尹姞宗室繇林。君蔑尹休厤，易玉五品，马四匹。”尹姞是穆公之妻，休天君是前王之后。这是说：穆公为其妻尹姞在繇林造了“宗室”，休天君因为穆公“事先王”有功，亲临尹姞的“宗室”，赏给玉和马。前王之后因为穆公有功于先王，亲自到穆公之妻的“宗室”去探望，并给赏赐，也可见穆公确是一位辅佐国王的执政大臣。

武公作为生称，还见于敔簋和禹鼎。敔簋记载作者奉令反击进犯的南淮夷得胜，颇有斩获，并夺回被俘周人四百，送到荣伯之所，归还原有之君，接着作者在成周大庙举行“告禽（擒）”典礼（即献俘礼），由武公为右者。足以说明武公的官爵高于荣伯一等；当着周王面在大庙举行隆重的献俘礼，必须由“公”一级作为统帅的“右”者。禹鼎记载禹奉武公之命，率“公戎车百乘，斯（厮）驭二百，徒千”，联合西六师、殷八师伐鄂，擒获鄂君御方。禹为统率西六师和殷八师的统帅，而要受命于武公，可知武公必为朝廷执政大臣。而且在铭文中，武公不仅称“公”，他的直属军队也称“公戎”，又称为“武公徒驭”，他属于“公”一级的执政大臣是无疑的。

益公作为生称，还见于乖伯簋和师永盂。乖伯簋：“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益公原为朝廷重臣，奉命出征眉敖，归来要告于宗庙。《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左传·桓公十六年》：“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所谓“益公至告”，当是“告于宗庙”而举行“饮至之礼”。师永盂记载“益公内即命于天子，公出厥命”，赏给师永一处田地以及“师俗父田”，继而“公出厥命”，由井（邢）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中等五人参与其事，接着公又命令奠司徒函父等五人付给师永田地。益公先后发布三次命令，前二次是传达天子的命令，曾经传命井伯、荣伯等五人参与赏给师永田地的事。井伯、荣伯等五人当为朝廷大臣，而益公当是高一级的执政大臣。从此也可见，“公”一级的大臣高于“伯”一级。

总的说来，这些西周中后期称“公”的大臣，应该官为太师，如同西周初期的周公、明公，西周晚期的伯太师、仲太师，是掌握军政大权的执政大臣。同时在称“公”的执政大臣下，还有若干“卿”一级的朝廷大臣，多数由畿内诸侯进入朝廷充任，有“伯”的爵称。汉代经学的古文家，以为周朝大臣有三公六卿，虽然不免有理想化的成分，并经过整齐划一的编制，但是并非全部出于虚构，是有一定的史实作为依据的。

金文册命礼中以司马为“右”者，有下列七器：

这些担任司马的“右”者，所导引的受命者，多数是师氏，而且册命礼多数在师某宫中举行，册命的职司也多数与师氏的军职有关。册命师父“用司乃父官友”，当即世袭其父的师氏之职，掌管其父的旧部。册命师“官司邑人、师氏”，册命师“匹（辅佐）师俗，司邑人……眔奠（甸）人……”，因为当时军队编制是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谏被册命兼管王囿，可能谏原为军职，王囿需要军队加以管理。只有是史职，而在师录宫受到服饰的赏赐。师录宫该是司马的祖庙，可能因为这时司马权势显赫，部分史职人员也归他掌管。

司马是当时朝廷的重要大臣之一，掌管六师或八师，他在军事上的权力仅次于太师。《诗经·大雅·常武》描写周宣王调遣六师讨伐徐国，先在南仲的祖庙（当是太师皇父的祖庙），册命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然后又招呼尹氏（即太史），册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程伯休父就是官居司马，奉命率军前往讨伐徐国的。《毛传》：“程伯休父始命为大司马。”这是根据《国语·楚语》的。《楚语下》记观射父说：重黎后代，“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史记·太史公自序》有相同的记载，说程伯休甫“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就是说，程伯休父失去了司马的官职，子孙改称司马氏，改为世袭的史职。金文中的司马井伯和司马的职司，该和这个司马程伯一样的。

金文册命礼中井伯作为右者，还有下列六器：

以上六器中，后面四器中“右”者井伯，很明显的就是司马井伯，受命者都是担任军职的师氏。师虎是世袭的师氏，被册命“官司左右戏繁荆”，戏是大将之旗，左右戏当是指军队的编制。师毛父亦是世袭的师氏。羖簋和前面表上的师簋一样，册命礼在师司马宫举行，师司马宫当是井伯的宗庙。井（邢）伯是周公的后裔，是周公之子封在邢国（今河北邢台）的一支，留在畿内另有采邑而世代为王臣的。大概在共王、懿王、孝王时期，邢伯曾官为司马，邢叔曾官为太师，即曶壶所载的“井（邢）公”。邢伯时代较早，邢叔略迟。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豆闭簋记载，王在师戏大室，由司马井伯作“右者”，册命豆闭继承其祖考职司，“司俞邦君司马”。“邦君”原是诸侯的意思。《尚书·大诰》、《酒诰》、《梓材》都曾述及“邦君”。这里的邦君该指畿内诸侯。五祀卫鼎：“卫以邦君厉告于井伯、伯邑父……”这个邦君就是畿内诸侯。豆闭簋所说“俞邦君司马”，俞当是邦国之名，邦君司马是邦君所属的司马。由此可知，当时王畿以内诸侯的司马，即使是世袭官职，还必须由周王重加册命，并由王的司马作为“右”者加以引导。《礼记·王制》：“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王度记》：“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白虎通·封公侯》引）^[7]。春秋时天子号令不行，但是形式上诸侯的上卿仍由天子任命，称为“命卿”或“王之守臣”。看来这种制度，西周确曾实行，邦君的司马要由天子任命，就是“一卿命于天子”。司马、司徒、司工三卿中，司马掌兵权，最为重要，所以要由周王任命，以便于调遣出征。班簋记载周王命令毛公以“邦冢君”征伐东国一个部族，就是调遣邦君的军队出征。

图三十五 师虎簋及铭文

高十五点二厘米，口径二十三点九厘米，底径二十五点六厘米，重四点七二千克，内底有铭文一百二十四字。现藏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提供）

图三十六 豆闭簋铭文

金文册命礼中还有以司徒、司工为“右”者：

以上四件器铭，“右”者司徒和司工所引导的受命者，册命的职司有相互交叉的情况。扬簋的“右”者是司徒单伯，而受命者“作司工”，管理量田的甸等等；师簋的“右”者是司工液伯，而受命者“作司士”，管理某一地方。无鼎的“右”者司徒南仲，受命者又官司周王的一部分虎臣，虎臣相当于虎贲，就是勇猛的战士。此鼎的右者司土毛叔，受命者“旅邑人、善夫”。所以会产生这种交叉情况，由于司徒的官主管征发徒役，也兼管劳役和田地的耕作；司工的官主管土地，也兼管土木等建筑工程。这两种官职起源很早，公亶父迁都到周原，“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诗经·大雅·緜》）。成王时，“聃季为司空”，分封康叔于殷虚，“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左传·定公四年》，杜注：“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司徒”）。直到春秋时代，各诸侯国还都设司马主兵，司徒主民，司空主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郑国攻破陈国，“子美（即子产）入，数俘而出，祝祓禳，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杜注：“节，兵符”）。

金文册命礼中“卿”一级大臣作为“右”者，除了三有司（司马、司徒、司工）以外，还有宰和公族。由宰作“右”者，有下列七器：

吴方彝的作者吴，官为作册，司是加官。，从从白，白亦声（从孙诒让《古籀拾遗》之说），即是大白之旗。大白是代表周王的军旗，用来指挥作战的。《逸周书·克殷解》记载牧野之战，“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诸侯”，斩得纣的首级，“折县诸大白”。司这个官，当为太宰所统属，所以册命时由太宰为“右”者。师簋作者师的“师”，是乐师，既继承祖先“小辅（镈）”的官，这时加“鼓钟”的官。太宰不仅主管王的仪仗，还兼管举行仪式，所以乐师亦归太宰统属。太宰也还掌管王的起居和饮食，所以害簋所说“尸仆、小射、底渔”，这类掌管驾车马、射猎、捕鱼的官，亦归太宰所属。(www.xing528.com)

太宰本为王的家务总管，主管整个“王家”。“家”相当于后来的“室”，即王所有财产的单位，包括土地、奴隶和器物财用。《礼记·王制》：“冢宰制国用。”主管王家物资的出纳、保管和供应。因而“家”具有物资仓库性质；同时仓库还设有工场，加工制作供应物品。太宰还主管宫内事务，出纳王后的命令。《礼记·内则》：“后王命冢宰。”大宰所属有内宰、小宰以及分布在各地掌握管王家财产的宰。宰曶所引导的蔡，就是内宰，因而“尸司王家内外”，兼管“王家”的“百工”，还出纳王后姜氏的命令。宰倗父引导的望，即是师望，原为军职，这时命他“尸司毕王家”，就是主管毕地的王家财产。

宰弘引导的颂，即是史颂，原为史职，这时命他“官司成周贮廿家”，吴大澂以为“所司仓储之职也”^[8]，日本学者白川静进一步认为“家”有“屯仓”之义^[9]，其说可信。根据兮甲盘，成周是四方诸侯及服属夷戎进贡人力和物资的会集之所。就是《史记·周本纪》所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兮甲盘说：“其进人，其贮，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命），则即井（刑）（扑）伐。”所有诸侯和服属夷戎必须按规定把“贮”送到成周，这就是“成周贮”的来源。所说“监司新造贮”，就是监管新送到的积贮物资。“”即“造”字。《说文》：“古文造从舟。”《小尔雅·广诂》：“造，适也。造，进也。”“造”字从“辵”或从“舟”，原义为前进到达。《尚书·盘庚》“其有众咸造”句中之“造”，就是前进到达之意。所说“用宫御”，就是要把新送到的四方进贡物资供宫中应用。

所有金文上作为“右”者的宰，都是太宰，是很明显的。太宰确是西周王朝“卿”一级的高官，是内朝的长官。周公就曾做过太宰，而且以太宰之职摄政。《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家伯维宰”，次于“皇父卿士、番维司徒”之下（《汉书·古今人表》列入下下等，作“太宰家伯”），也足以证明太宰的职位仅次于司徒。

金文册命礼中还有以公族为“右”者：

公族原来的意义，是指整个同姓贵族而言，主要指族中群公子。例如中觯：“王大省公族于庚□旅”。另外用作官名，即掌管公族内部事务。《诗经·魏风·汾沮洳》：“殊异乎公族。”郑玄笺：“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礼记·文王世子》：“周公践阼，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以孝弟睦友之爱，明父子之义，长幼之序。”可知公族的职掌，兼管公族子弟的教导。春秋时晋国设有公族大夫，晋悼公时荀家、荀会、栾黡为公族大夫，见《左传·成公十八年》和《国语·晋语七》，杜注：“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西周时，公族为“卿”一级大官。番生簋：“王令司公族、卿事、大史寮。”以公族与卿事寮、太史寮并提。毛公鼎：“司公族（与）参（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又以公族列于三有司之上，可见其地位之高。

牧簋的作者牧，在周的师汓父宫，被册命继续担任司士之职；同时周王训戒说：“乃讯庶右，毋敢不明不中不井（型）。”说明司士是掌刑之官。《左传·成公十八年》：“齐侯使士华免以戈杀国佐于内宫之朝。”士即内朝掌刑之官。周的司士该是贵族居住地区的掌刑官，所以要由公族作为“右”者。师酉簋的作者师酉，官为师氏，统率邑人、虎臣以及众多的夷族部队，即是《周礼·地官·师氏》所说：“使其属率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也就是王宫门外的警卫队长。后来其子师询世袭这个官职，同样统率邑人、虎臣以及众多的夷族部队，周王称其祖考是先王的“爪牙”，“用夹召其辟”，命令他“率以乃友，干吾王身”，就是要统率所属以保卫君王（见询簋和师询簋）。因为师酉是王宫的警卫队长，册命要由公族作为导引者；师询的地位又升高，册命时要由“公”一级大臣作为“右”者。

十分明显，西周金文册命礼中作为“右”者的“卿”一级大臣中，司马、司徒、司工是属于外朝的大臣；大宰、公族是属于内朝的大臣。

综合上二节的论述，可知西周朝廷确有公、卿两级的大臣，并有公、伯两等的爵位。

当时辅佐周王执政的大臣卿事寮的长官太保、太师和太史寮的长官太史，都是公爵，尊称为“公”。西周中期以后，太保不见有执政的，执政的主要是卿事寮的长官太师，因而亦称卿事或卿士。《诗经·大雅·常武》描写周宣王派遣六师出征徐国，首先册命南仲皇父于其祖庙。既说“王命卿士”，又说受命者是“大师皇父”，可见卿士即是太师，就是当时总管军政大权的执政大臣。《诗经·小雅·节南山》：“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钧），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继。”尹氏即太史。太师和太史被看作周朝的支柱，掌握着国家的权柄，无疑是辅助君王的执政大臣。《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讽刺当时祸国殃民的朝廷大臣，同时列举七人，也以“皇父卿士”为首位，地位在“番维司徒、家伯冢宰”之上。

西周担任太师之职、称为卿士的执政大臣，同时往往有两人。成王时，太公望和周公旦同时为太师。厉王的卿士有虢公长父和荣夷公，幽王的卿士有虢公鼓和祭公敦，《吕氏春秋·当染》高诱注都认为是“二卿士也”。直到春秋时代，周朝还沿用这种制度，经常设有左右二卿士执政，详见顾栋高《春秋王迹拾遗表》（《春秋大事表》卷二○）。

金文册命礼中，亦有太师受册命的。大师虘簋载：

正月既望甲午，王才周师量宫，旦，王各大室，即立（位），王乎师召大师虘入门，立中廷，王乎宰曶易大师虘虎裘。

图三十七 大师虘簋及铭文（盖铭）

传一九四一年陕西西安出土。高十八点七厘米，口径二十一点四厘水，底径二十二点九厘米，重五点四四千克，盖器同铭，各铸七行七十字。现藏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提供）

师量宫当是太师虘的祖庙，周王在这里举行册命太师的典礼，礼仪中没有“右”者，师只是奉王命的“召”者。这样隆重的册命礼中所以没有“右”者，该是因为太师居朝廷大臣的首位，找不到比他高一级的“右”者了。金文册命中也有太师作“右”者，西周末年的柞钟载：

惟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仲大师右柞，易、朱黄、，司五邑甸人事。柞拜手，对扬仲大师休，用作大（林）钟。

这个册命的记载很是特别，不载王所到的册命地点，也不载王的即位仪式，只记太师作为“右”者。而且册命之后，受命者并不感谢王恩，却是感谢太师而作钟。周王根本已经不在受命者的眼中，说明当时正由太师专权，王不过是傀儡而已。比仲太师时代早的还有伯太师，情况也差不多。据师鼎记载，作者是伯太师的下属，受到王的册命赏赐之后，他首先“休伯大师嗣臣皇辟”，然后才说：“天子亦弗（忘）公上父（甫）德”。师的儿子师望^[10]，所制作的师望鼎，就自称“大师小子师望”，杨树达以为“小子”是官属之意^[11]，是不错的。师望自己说是“肇帅井（型）皇考，虔夙夜出纳王命”的，但是，竟不称自己为王臣，而自称为“大师小子”，说明当时太师的权势已凌驾国王之上。伯克壶记述：“伯大师易克仆卅夫，伯克敢对扬天右王伯友。”伯克接受了伯太师赏赐的奴仆三十人，竟然将其称为“天右王伯”，这比成王时作册大称召公为“皇天尹大保”吹捧得更高了，可见这时太师地位之高。

日本学者白川静《西周史略》，认为“廷礼的右者由执政者担任，似乎已成为当时原则”；而且“同系统者的任命有由其最高长官右者的惯例”，司土、司马、司工“都作为册命廷礼的右者，相当于六卿的王官”；还依据卫盉等认为“夷王时执政者可能以五名为准”^[12]。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我们依据上面综合研究的结果，认为西周王朝的主要执政者是“公”一级的太师和太史，而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太师手中，因为他既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又是朝廷大臣的首脑。册命礼中称为“公”的“右”者主要是太师。册命礼中作为“右”者的司马、司土（或作司徒）、司工以及太宰、公族，都是“卿”一级的朝廷大臣，其官爵地位都在太师和太史之下。司马、司土和司工，大多由畿内诸侯进入朝廷担任，多数称伯，即是伯爵。金文中称“某伯”的，有的是伯爵，也有是伯仲之伯，是字的简称，很难分辨，但是这些朝廷大臣在册命礼中作“右”者而称“伯”的，肯定是爵称。当时公和卿的官职是可以由天子调换的，公与伯的爵位是随着官职升降的。但是属于军职和史职的官员，尽管官职有升降，往往担任官职的性质是不变的，是世袭的。大臣也有失失高官的，即所谓“官失其守”。“官失其守”的子孙常常以祖先的高官为氏。宣王时程伯休父的后裔称司马氏，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召公的后裔称太保氏，也该在这个族不做太保以后的一段时期。

金文中记载土地转让，往往有朝廷大臣参与其事。五年卫盉记载裘卫为了换取田地，报告伯邑父、荣伯、定伯、伯、单伯，由这五位大臣命令当地的三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等官吏办理。五祀卫鼎记载卫为了换得邦君厉的田，报告井（邢）伯、伯邑父、定伯、伯、伯俗父，这五位“正”就讯问厉，经厉同意，又使厉立誓，然后命令当地的三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等官吏踏查田地并“付田”。从这两次换取田地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在一定范围以内的土地转让，要经过朝廷的五位大臣的审查认可，有的还要办理立誓的手续，然后才能由五位大臣命令当地的三有司等官吏办理。五祀卫鼎称五位大臣为“正”，就是长官之意。从他们最后要命令当地三有司办理的情况来看，五位大臣中必定有朝廷的三有司在内。上一节已经谈到，十二年师永盂记载天子赏赐田地，先由益公传达赏赐命令，再由益公传达由井伯、荣伯、尹氏、师俗氏、遣中等五位大臣参与，然后由益公命令当地司徒等官“付田”。说明五位大臣之上还有高一级称“公”的执政官存在。

司土、司马、司工等“三有司”，确是西周朝廷的重要大臣，仅次于称“公”的太师或卿士。《尚书·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三有司仅次于邦冢君和御事。《尚书·梓材》记王曰：“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把三有司列在“师师”之下，“师师”当即指太师、太史等执政大臣。春秋时代有些大的诸侯国还沿用这种官制，例如宋国六卿，以右师、左师为正卿，其次是司马、司徒、司城（即司空）、司寇；又如郑国大臣，以当国、为政为正卿，其次是司马、司空、司徒。鲁国到春秋后期，由于三桓专政，由季孙氏为司徒，是冢卿；叔孙氏为司马，孟孙氏为司空，是介卿。

司寇在西周初期也是重要的朝廷大臣。武王时，苏忿生“以温为司寇”；成王时，康叔又以卫侯而兼司寇。他们的封国都在原来殷的王畿以内，兼任司寇，该是着重用来对付殷遗民的。周公作《康诰》教训康叔，有长篇大论，主张“保民”而“慎罚”，采用“殷罚”的合理部分，就是因为康叔兼为司寇之职。周公作《立政》，最后教训苏公（即苏忿生）作司寇要慎罚。说明司寇在西周初期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西周中期以后金文册命礼中，未见有司寇作“右”者，也未见有人被册命为专职司寇的。庚季鼎（或释为南季鼎）记载伯俗父为右者，册命庚季“用左右俗父，司”。俗父即伯俗父，亦即师鼎的师俗父，可知“司”当为一种军职。若释为“司寇”，从字形来看，不确。扬簋记载册命扬“作司工”而兼任一系列职务，司寇亦是其兼职的一种。郭沫若说：“以司空而兼司寇，足证司寇之职本不重要，古有三事大夫，仅司徒、司马、司空而不及司寇也。”^[13]可能西周中期以后，殷遗民已被制服，司寇就失去了重要性。据牧簋，另有司士作为刑狱之官，册命时由公族为“右”者，属于公族管辖，并非卿一级的大臣。

根据以上的综合研究，我们认为西周朝廷大臣确有公、卿两级。公一级的，早期有太保、太师、太史；后期有太师、太史，太师可能同时有两人。卿一级的，早期有司徒、司马、司工、司寇、太宰、公族，到中期以后，司寇的职位降低，只有五位大臣。散氏盘记载，由于国攻击散国，割让田地给散国，在交接田地的时候，国派出有司十五人，大体上都是和割让田地有关的官吏；而散国派出的有司，是代表国家来接受的大臣，计有司土、司马、司工、宰各一人，散人小子三人，襄的有司三人。所谓“散人小子”就是散的贵族子弟。在这里，散国所派出代表国家的大臣，就是司土、司马、司工、宰以及贵族子弟，和周朝“卿”一级大臣司徒、司马、司工、太宰、公族相比，正好相当。散是周的畿内诸侯，它采用的官制，正是周朝的体系。

许慎《五经异义》引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属”（《北堂书钞》卷五○引）。这是汉代经学的古文家的说法，在古文经上是有依据的。《周礼·地官·序官》保氏下，贾公彦疏引《郑志》：“赵商问：按成王《周官》‘立大师、大傅、大保，兹惟三公’，即三公之号，自有师保之名。”《周官》是真《古文尚书》中的一篇，赵商所引十一个字，是其佚文，后来为晋人所造伪《古文尚书》所袭用。《周礼·地官·序官》说：“乡老，二乡则公一人，乡大夫，每乡卿一人。”郑注：“老，尊也。王置六卿，则公有三人也。”《周礼》一书就是以六卿为纲的，六卿是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样按天地四时分设六卿，与阴阳五行说相符合，显然出于战国时代学者的巧为安排，补充了许多理想化的成分，经过了系统化的编制。但是应该看到，它确是以不少真实史料作为其素材的，因而我们不能全盘加以否定。

《周礼》所说的六卿，和我们综合可靠文献和金文所得到的结论相比，可以说骨干大体相同。司徒、司马、司工、司寇是相同的，太宰也即冢宰，只是公族和宗伯有些出入，但是基本性质是相同的，同样是掌管宗族内部以及君王的事务的。由此可见，当《周礼》一书编辑之际，确有不少真实的史料为其素材，并非全出“向壁虚造”。然而我们还是不能把它作为西周史料来引用，因为它已经过儒家的改造，加入了大量理想化和系统化的成分，成为一部代表儒家思想的著作。即以太宰一职为例，西周时，不过是王的家务官，主管王的财用。《礼记·王制》所说“冢宰制国用”，是不错的。《周礼》以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居于六卿的首位，由他总摄六卿，其余五卿，只主管一典，统治一个方面。这种以冢宰为首的六卿组织，不但不符合西周的制度，即使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也未尝出现，该是出于战国时代儒家按理想所作的系统安排。这种由儒家加工改造编辑的痕迹，我们从《周礼》一书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所说太宰的职务范围很广，总管全国政治，“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但是天官冢宰所统属的许多职官，都是管理宫内饮食、医疗、保藏以及服侍君王和王后的事务官，可以从中看到冢宰原是君王的家务官性质，还很明显。正因为《周礼》在所述许多中下级官吏中还保存有真实的史料，在我们依据可靠文献和金文探讨西周官制以及其他政治制度的时候，还可以用作旁证。

[1] 郭沫若：《班簋的再发现》，《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九期。

[2]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一九五六年第一期。

[3] 冯蒸：《关于西周初期太保氏的一件铜器》，《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六期。

[4] 白川静：《金文通释》卷一上，第七○页。

[5] 郭沫若：《周公簋释文》，见《金文丛考》的“器铭考释”部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6] 郭沫若：《三门峡出土铜器二三事》，《文物》一九五九年第一期。又《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五一页。按虢文公为虢季氏，名子，是北虢之君出任周的卿士，有虢文公子鼎和虢季氏子鬲可证。虢季氏子鬲出土于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

[7] 《礼记·王制》：“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郑注：“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误脱耳。”

[8] 吴大澂：《愙斋集古录》第十册第十九页。

[9] 白川静：《金文通释》卷三上，第一六○页。

[10]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识》，《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一期，一九七九年出版。

[11]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卷三，第八四至八五页。

[12] 白川静：《金文通释》卷六，《西周史略》第四章第一节“廷礼册命与官制”，第八一至九一页。

[13] 郭沫若：《周官质疑》，见《金文丛考》第六五页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