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新语：二十一世纪珠江文学创新的体现

正如战场的选择、兵员的扩充、武器的装备还不能保证战役的胜利一样，珠江文学主潮仅凭题材广泛，队伍结构、体裁多样的优势，还是不能确保巨浪腾空的。不论是在岭内岭外，过去现在将来，都可能会有题材重复、人物类似、互相“撞车”的时候。因此，强调“创新”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所谓“创新”，首先是指作品的立意新，具有洋溢着时代气息的新鲜感，予人以健康清新的审美享受而非味同嚼蜡的审美疲劳。对于同样题材的处理，应有适应时代精神的“新”的立意，以满足审美水平随时代发展不断提高的人民的审美需求。当代作家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以不无调侃的笔调写出了小农意识的滑稽可笑；王滋润的《残桥》，剖析了青年农民李德兴在灵魂锈蚀后，伫立桥头茫然于留城或返乡的怅惘；陈冲的《超群出众之辈》，则从农民进城办企业的新鲜事入手，透视了窒息现代城市文明活力的小生产意识的保守……。总之，由于不同时代的作家的敏于思索，善于提炼，便使得乡下人进城这一古已有之的普遍题材，具有了不同的立意，满足了审美趣味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读者的要求。

其次是创作手法、审美视点、人物心态剖析面的“创新”，是从新的艺术技巧方面对主题的强化。在这方面，西方文学的各种流派确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即以意识流手法来说，恰当的运用可以增强人物心理的流动感和真实性，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但如果像一些人的滥用乱用那样，把一些毫无美感、令人作呕的“意识流”塞进作品，败坏读者胃口，是要不得的。古诗云“摒弃稍不严，美口成毒药”。盲目地一味追求技巧上的新奇怪诞，离开了社会效益的准绳，是要走弯路的。

珠江城市文学的立意之新和手法之新，又都离不开作家文学观念、审美观念、创作思想的更新。随着现代城市文明的加速发展，这种更新更显得十分迫切和需要。从了解珠江文学主潮发展中所遇到各种新问题入手，可使我们获得如何更新旧有文学观念、审美观念、创作思想的启示。

（一）从文学作品是人类丰富信息的储存器的角度看，社会信息是如何通过人脑这一黑箱的复杂作用，以作品为其排列组合方式重新输出的？应如何理解和重视读者的作品中获得的信息量可能超过作家在创作时试图输入作品中的信息量的事实并加以利用？

（二）从作家的审美创造过程看，显意识、潜意识乃至集体无意识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表现人物到底是应该用显意识强抑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好呢，还是任由潜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自然流露并突破显意识的高压好？如果是前者，应如何强抑，如果是后者，能否避害趋利？要弄清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理论的探讨，更需要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理论的突破。而这一切又都牵涉到如何重新分析、评价、批判弗洛依德的潜意识（含性意识）学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等等。

（三）从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子系统的角度看，其地位以及它与其他的子系统（包括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宗教意识、道德意识，等等）的关系应如何认识，文艺系统内部的各艺术门类的子系统的特点和关系又该如何认识，它们是如何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

（四）传统的岭南文学中与中原文学、荆楚文学、吴越文学、齐鲁文学……的关系如何，其历史的发展为新珠江文学主潮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借鉴？如果珠江文学城市化潮流已在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话，它应该同其他流向（如乡土的、历史的、科幻的、武侠的……）的文学支流保持何种关系，并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从城市化文学主潮的内部系统看，又应该如何处理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微妙关系？

显然，我们不可能指望三言两语就讲透这些当前创作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更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具备了能将上述问题迎刃而解的无往而不胜的新的文学观念、审美观念和创作思想。如果有人这样幻想，究其实质，可说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在建立，一切系统的运作还缺乏合理规划的有效制约，因而显得有些紊乱动荡及其在作家心底深处引起的浮躁表现。那么，就让我们以“净化浮躁，走向审美”为题，探讨如何在提倡珠江文学的创新精神的同时，克服有害的浮躁情绪的问题吧：

浮躁，一种漫布大江南北的社会心态，一种由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积聚起来而后向市郊、市镇、乡村辐射开去的时代情绪，已被人惊呼为“当代中国的特定精神现象、人的原欲与超越。历史进程的价值尺度，面对开放世界的开放姿态和巨大受容力”等等。

然而，席卷全国的“浮躁”，何以能有如此神奇伟大的魔力，令祖祖辈辈恪守中庸平和、圆熟稳重古训的万千国民掀起心底狂澜，浮躁焦灼，急不可耐；令当代文坛——尤其是以西北文学、京津文学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和以岭南文学为典型的珠江文学，相应发生各种喜忧参半的或显著或微妙的变化，出现商品化或审美化的异向流动呢？(www.xing528.com)

浮躁，是社会心态的表层结构。其深层的内涵，是商品世界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强度不一的信息对心灵刺激的反应；是开放后旧观念的更迭与新观念的确立所引起的惶惑感；是一个个改革方案制定后，人们的热切翘望、深刻反省或痛苦回忆的混合……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一面镜子，珠江文学在反映着社会变动、社会心态的同时，改铸着自身形象：花样新、内容浅、通俗化、低层次、消遣性的“消费文学”应运而生；费时少、见效快、时代感强而文学色彩淡的报告文学热方兴未艾；为商品流通渠道畅通无阻鸣锣开道的“广告文学”以及适应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后，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的旅游需要的“旅游文学”的大行其道……都显示出珠江文学的新特征。与此同时，北方文学却在执着地寻觅西方现代派文学观念与东方文化碰撞的热点的同时，更执着地寻根，更执着地挖掘民族根性的潜质。

浮躁是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激荡下，人的适应本能的外化和内潜，恰当地顺导和宣泄之，能使社会洋溢朝气，历史快程加快，个人充满活力；而超量储积和剧烈释放，则将使社会心理失却平衡，历史火车偏向脱轨，个人焦躁茫然……“浮躁”现象的趋利避害，从根本上说，需要改革政策的科学、民主、稳妥、透明和有效实施，需要一个融洽安定的政治环境和繁荣兴旺的经济环境。但对于已经进入精神领域和情感世界的“浮躁”来说，文学这一时代情绪的寒暑表和鼓风机，却可以起到经济杠杆和政治手段所难以取代的精神作用；其潜移默化之能量，是无法估量的。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心态小说、纪实小说、报告文学、广告文学、旅游文学、快餐文学等方式，对社会心态的新构成添剂加料，强化稳定；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同样方式实现更高的审美目的，通过情感交流、幽默、宣泄等“渠道”，稀释“浮躁”心态的有害能量，化废为宝，造福人类。这正是南北文学对当前社会心态所应取的共同对策。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交际越来越广，而彼此了解却越来越少的现代高速生活中，情感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文学是粘合剂，是心灵窗口，是人类在其最丰富、最深沉、最隐秘的感情世界里相互沟通和交流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有着任何学科、行为方式所不可取代的特殊功能。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把司机、售票员、乘客的复杂心态暴露无遗，使他们彼此了解了对方的苦衷和烦恼，消除了积怨。同样，小说《一个女人给三个男人的信》，也娓娓倾述了一个业大学员面对公婆、丈夫、师友的爱与怨、离弃与追求，在家务、学业、情感的重压下的酸甜苦辣；这对社会各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原宥，当是有益，对一个感情枯竭、为物欲所苦的作家来说，无论居北住南，要想写出情真意切，架通人们心灵之桥的佳作，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情感”属于感情范畴，那么“幽默”就是一种理性之光。幽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会心一笑，是超凡入圣的彻悟，是智慧的酸果核语言的艺术。幽默是伟大政治家的必要素质，也是一流作家笔尖的墨汁，时浓时淡，流露出理性的液汁。鲁迅便是伟大的幽默家，《阿Q正传》堪称幽默精品。没有对人情世故的练达，没有对社会各方面的深层理解和人性揭发，没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直觉和预感，是很难达到文学的“幽默”境界的。在唤醒理智、寻求理解、治病救人、粘合裂痕诸方面，幽默有着特殊的审美功能。

至于“宣泄”，也是使“浮躁”得以净化的途径。劲歌劲舞、健美武术等自娱活动，固可以一泻激情；而舞文弄墨、观剧读书等审美欣赏活动，又何尝不能一舒情愫！且不谈《乔厂长上任记》的余波所及、《新星》效应的轰动，即以小说《急流》而言，也就颇有替“独裁型改革家”一泄郁愤的意味。作者自云在构思小说时足蹬钉鞋，倒背双手，在房内大踱其步的举动，不正是要体察和宣泄出主人公那腔忧国忧民、排难解忧、急欲改革的火爆激情吗？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可能，能宣泄出人民亟盼改革的焦灼期待心情，当为南北文学共建奇功的原因之一。

注重南北文学久已有之，但仍嫌不足的情感、幽默、宣泄诸功能及其可能施加于社会心态的影响，实际上是着眼于提高南北文学自身的审美品格，这似乎会使时下许多呼吁“商品文学”的有识之士们担忧。其实，提高文学的审美品格虽然不能代替提高其商品价格，但却是比单纯在作品的商品化铁锅里下佐料的方法更聪明的高着。艺术的超功利性和功利性，审美性和商业性，历来是一对令人头痛的永恒的矛盾——至少在商品社会里是如此。要想在每一部作品里都妥善解决这个矛盾是不可能的。视而不见艺术品的商业性，不顾社会需求，盲目钻入“曲高和寡”的死胡同，当然可笑；而将“商业性”作为生杀大斧，把文学之树审美属性的枝干砍伐净尽，剩下的也只能是残缺的、枯萎的、无观赏价值的植物，是卖不出好价的。相反，提高作品审美价值的努力虽然有时并不能和文学商品的价格升降挂上钩，但毕竟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康庄大道，是由人民对艺术品的合情合理的审美需要决定的。倘若以商业化的彻底与否当作南北文学创作的唯一要务，置时代呼唤于脑后，一味激化社会的浮躁情绪，而不是用审美的文学和文学的审美去净化之，窃以为将是南北文学的失策。

从电影这一现代文明的窗口里，可以看出南北文学近年的实绩、特色和差距。北疆俊杰在前述“三个执着”的不懈追求中，先以《人生》的幻灭困惑一时，继以《老井》、《红高粱》的连珠炮轰进了世界文化圈，在国内毁誉参半的沸沸扬扬的议论声中捧回了令南国英才钦羡不已的国际影奖；而南国英才则以《孙中山》的巨片意识和史诗风格，以豪爽的个体鱼档主（《雅马哈鱼档》）、苦闷的个体广告画工（《给咖啡加点糖》）、我行我素的女模特（《太阳雨》）、追求男性美的现代人（《寻找男子汉》）、改邪归正的少年犯（《少年犯》）等南国都市片令国内观众一新耳目。如果说，北方电影文学以古朴的民风、苦涩的野性和坚韧的求生意志刺激和满足了西方文明的纤弱的心灵，从而激起强烈共鸣的话，那么，南方电影文学则以其优势的地利，展示蔚蓝色海洋文明熏陶下南风窗内的可喜变化。

从长远的观点看，北方文学不会老盘坐在土炕上当憨厚的老农；而南方文学也不会老充任那些空虚孤独心烦意躁的小市民。以长江上、中、下游的重镇渝、汉、宁、沪为中介，南北文学将取融汇相吸而又扬长避短的态势，现代工业的蓝色文明将与荒瘠的高原的黄色调合为生命的绿色，为北方文学注入新的生机；而南方文学则将服下北方文学发掘的民族精神的灵丹，在感奋振作中更充实健康起来。

总之，这种南北交融又各显风流的文学态势，仍将在当前这种力图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充满浮躁社会心态的改革洪流中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因此，也就更需要充分发挥文学的传情、幽默和宣泄功能，净化浮躁，驱散纯商品非文学意识的乌云，向审美的太阳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