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山川怪异，生活其间的人们易于产生奇幻的感觉，莫名的恐惧和神秘的猜测。因而荆楚地域的人们有着复杂的神鬼系统，认为万物有灵，无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都受到楚人的崇拜，荆楚文化就一直呈现出诡异神奇的文化特征，并素有崇巫尚卜的信仰传统，正如《国语·楚语下》载曰“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他们的一举一动，大至邦国政事，小至生疮长疖，都要探知神意。如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神助，却秦师”。[49]楚共王“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于社稷”。[50]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亦记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
六朝时期历史变革，社会动荡，战祸连绵，人们在命运多舛未知的境遇下，更容易寄希望于宗教等神秘力量。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正适应了下层百姓的精神需求，“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成为一时之风气。荆楚地区自古以来即有的巫鬼文化信仰传统在佛道二教的推动之下愈益浓厚。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这种巫鬼信仰与祭祀传统在楚地影响深远。
记载荆楚地域社会风貌和人们生活状况的《荆楚岁时记》一书就记载了南朝荆楚百姓在岁时生活中的巫鬼信仰及巫术行为。
（一）岁时节日中的鬼神信仰
岁时节日是不同于一般常日而具有特殊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日子，有着浓厚鬼神信仰的荆楚百姓尤其相信岁时的神秘，他们便通过岁时节日去祭祀神灵和禳除恶鬼，形成了“岁时以敬祭祀”的民间习惯。
与北方一样，荆楚百姓也祭祀先祖的神灵，如女娲、春神、生育神、生命之神等，但祭祀更多的却是日常的蚕神、门户神、社神、灶神及火神等，可见荆楚百姓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及鬼神信仰的生活化。如对火神的祭祀，《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曰：“高阳氏子瘦约，好衣敝食糜。人作新衣与之，即裂破，以火烧穿着之，宫中号曰‘穷子’。正月晦日巷死。今日作糜、弃破衣，是曰祀于巷，曰‘送穷鬼’。”（“高阳氏子瘦约”即为火神祝融）体现出荆楚百姓崇火、崇凤的信仰。又如正月十五“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的习俗，是北方紫女传说在南朝流传到南方后与江南民间神灵信仰结合而形成的新的一种民间信仰，正是荆楚百姓对巫鬼信仰的体现。
荆楚百姓在岁时生活中对鬼神十分敬畏，他们不仅希望通过一些特定的仪式和行为去寻求庇佑，也希望去除危险，保证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因而在岁时节日中出现了一系列对鬼灵驱除和防范的活动。如正月初一就要举行驱鬼避疫的活动。《荆楚岁时记》有着详细记载：“‘有挂鸡于户，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于旁，百鬼畏之。’又魏时，人问议郎董勋云，‘今正、腊旦，门前作烟火，桃神，绞索松柏，杀鸡著门户，逐疫，礼欤？’勋答曰，‘礼。十二月索室逐疫，衅门户，磔鸡。汉火行，故作火助行气。桃，鬼所恶，画作人首，可以有所收缚，不死之祥。’”并且“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三月三的祓禊活动，五月的“俗称恶月，多禁”，端午的挂艾，系长命丝和竞渡，都在于驱除不祥之鬼。岁末腊月之时，人们还戴上具有特殊魔力的面具，禳除宅室疫鬼，实现新年与旧年的顺利更替。
（二）岁时节日中的巫术行为
因人事皆受制于神鬼，人们就需要专门的法术和仪式实现神人的沟通。能够与神灵交流的巫觋便在荆楚地域尤其具有特殊的地位，并且受到特别地重视。巫在楚国，“享有庙堂之上的荣耀，足以令诸夏的巫相形见绌”。如楚平王时大巫观射父就曾被奉为国宝，成为楚王的重要辅臣。
南朝时期荆楚巫风依然炽烈，岁时节日中百姓仍然利用各种巫术手段去增进生产、禳除灾害。《荆楚岁时记》中便记载了不少楚地的巫术信仰和巫术行为。
如辟邪巫术。受万物有灵论的影响，荆楚百姓相信世间人与鬼魂共存。鬼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后来变成善、恶两种。善鬼变成了神，能够庇护人类，恶鬼却给人类带来灾难。于是人们采用种种巫术驱鬼，禳除可能会发生的侵害，这就是辟邪巫术。
人们或通过佩带、放置某些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装饰、物品驱逐恶鬼。如岁末腊月的面具；门户上方的雄鸡、桃板；五月端午的彩丝系臂和悬挂之艾等，这些饰物在荆楚文化语境里都具有驱邪的功能。
人们还通过服用特定饮食以远离恶鬼。如椒柏酒、屠苏酒、桃汤、胶牙饧、五辛盘、鸡子、用鼠曲菜汁以蜜和粉做成的龙舌袢，伏日所作汤饼等。赤豆亦有此功用，杜公瞻注曰：“按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日死，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
此外人们还通过某些特定行为赶走恶鬼。如新年伊始“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正月夜“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鬼鸟）”；正月末日夜“芦苣火，照井厕中，则百鬼走”；元日至于月晦“民并为酺食，渡水，士女悉湔裳酹酒于水湄，以为度厄”；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墨点小儿头额，名为‘开炙，以厌疾’”；十二月八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等。
如祈福巫术。与辟邪巫术不同，祈福巫术是通过巫术行为祈求神鬼保佑的巫术仪式，因为寄寓了美好的希望，因而祈福巫术形式表现活泼。《荆楚岁时记》中所载祈福巫术有祈年、祈子、祈寿三种。
荆楚百姓主要以农业为生，农业对自然环境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因此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则是荆楚百姓主要的一项巫术内容。如岁末时家家户户准备年夜饭，并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再弃之于街道，以求来年的丰衣足食；正月初一杖打粪土堆乞求“如愿”；立春之日“悉翦彩为燕以戴之，贴‘宜春’二字”，以及“施钩之戏”等。施钩之戏类似现代拔河比赛，这种牵引斗力即是一种大规模的巫术表演。
多子多福是中国自古追求的传统，祈子习俗在社会动荡、战火不断、人口锐减的六朝时期显得尤其流行，《荆楚岁时记》就记载了数则祈子巫术。如人日，即正月初七“翦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贴于屏风之上，祈求生命的顺遂和繁衍；春分以一双竹筷掷于新燕，以求有子；七月七日陈瓜果庭中乞讨，“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将其作为子嗣降临的征兆等。
祈寿巫术更是体现了荆楚百姓对生命的关注，如岁末除夕守岁；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等，表达了对生命延续的美好愿望。
如预知巫术。巫术既有着对现实的干预，也有着对未来的预知。先秦时期楚国就有着行卜观兆的传统，事无大小，无不卜问，构成了荆楚地域岁时巫术的一大传统和特色。《荆楚岁时记》的预知巫术主要表现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生产活动上，如正月初一至初六根据天气晴雨预测六畜是否兴旺；正月十五“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等。有些仪式至今在荆楚大地上流行。
南朝荆楚岁时的鬼神信仰和巫术手段是互为表里的，鬼神信仰依靠具体的巫术手段干预百姓生活，巫术手段则需要鬼神信仰提供存在的解释与力量的源泉。荆楚百姓在特殊的岁时节日里，通过特定的仪式、行为，沟通神灵，表达愿望，实现情感的宣泄。《荆楚岁时记》中鬼神信仰和巫术行为的记载体现了荆楚百姓与神鬼、与自然、社会关系的矛盾、协调和思考，可谓是一份南朝荆楚百姓信仰生活的实录，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献，也为后世岁时生活提供了历史的文本。
[1]（唐）魏征著：《隋书·地理志》，中华书局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8页。
[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3页。
[3]（唐）房玄龄等撰：《晋书·杜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31页。
[4]（西晋）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杜恕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8页。
[5]（唐）房玄龄等撰：《晋书·陶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69页。
[6]（唐）房玄龄等撰：《晋书·陶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0页。
[7]《艺文类聚》卷五〇《职官部六·刺史》，引王隐《晋书》。
[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陶侃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
[9]《晋书·陶侃传》载：“侃少时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人们对陶侃是否有窥窬之心，颇多争议，褒贬不一。
[10]（清）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一百十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094页。
[11]（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姚兴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975页。
[12]（唐）房玄龄等撰：《晋书·桓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69页。
[13]（晋）陈寿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鲁肃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69页。
[14]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卷上《政事》及注引《温别传》，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页。
[15]（梁）沈约：《宋书·南郡王义宣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8页。
[16]（唐）李延寿著：《南史·元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3页。(www.xing528.com)
[17]（唐）姚思廉著：《梁书·贺革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73页。
[18]周斌：《六朝荆州地记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19]刘书陶：盛弘之《〈荆州记〉文学三论》，四川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20]（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95页。
[21]（唐）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8页。
[22]（梁）沈约撰：《宋书卷五十一·刘义庆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75页。
[23]（梁）萧子显：《南齐书·长沙王晃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624页。
[24]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0页。
[25]邵曼：《金楼子》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26]《四库全书总目·卷117·子部杂家类一》。
[27]（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书令庾肩吾墓志铭》，中华书局出版社1958年版，第3053页。
[28]（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343页。
[29]（唐）张彦远：《法书要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
[30]潘运告：《中国书画丛书·张怀瓘书论》，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
[31]（唐）姚思廉：《梁书·文学·庾肩吾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0页。
[32]（唐）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庾信》，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94页。
[3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48·庾开府集笺注十卷》，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88页。
[34]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4～235页。
[35]钱志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36]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雨村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4页。
[37]（梁）沈约：《宋书·隐逸传·宗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74年版，第2278页。
[38]（南朝齐）谢赫：《古画名录》，见童强主编《艺术理论基本文献（中国古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5页。
[39]（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40]（梁）沈约：《宋书·隐逸传·宗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74年版，第2278页。
[41]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西泠印社2012年版，第111页。
[42]（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43]（唐）李延寿：《南史·王神念》，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36页。
[44]（宋）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67页。
[45]（梁）宗懔撰，（隋）杜公瞻注，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46]（齐）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40页。
[47]对于《荆楚岁时记》的成书时间，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宗懔入周后思乡忆旧之作；另一种观点认为其著书当于梁世，大概著于宗懔入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王府至江陵陷落之前。这里采取第一种观点。
[48]（梁）宗懔撰，（隋）杜公瞻注，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9页。若同一出处，后不再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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