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地区武术：中华武术源流与历史

中华武术，内容浩帙，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历史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珍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武术的形成、发展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种反映，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融防身自卫、强健体魄为一体，具有特殊的实用价值、医学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是一项广泛流传、深受群众欢迎的综合性体育运动项目，千百年来历久不衰。

武术，作为一种独特、内外兼修、蕴含深刻哲理与科学的人体文化，自古至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气质和心理。翻阅中华文化史册，我们可以看到它与哲学、医学、宗教、民俗和伦理学的密切关系；而武术与舞蹈、杂技、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更是亲如手足、情同连理，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从原始人类探溯，武术始终服务于人类发展的需要，为人类所创造、为人类所利用，与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

原始人类在“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淮南子·览冥训》）的严酷环境下要求得生存，必须学会战胜鸷禽猛兽的方法。“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商君书·画策》），“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吕氏春秋·荡兵》），远古先民以原始木石为武器，杀兽猎物，自卫求生，从而开始在长期的战斗实践中摸索使用木石的技巧与经验，这些经验的不断积累与升华，便是技击（武艺）的萌芽，也是武术的发源。

原始社会时期，为了“娱神”以及庆贺劳动收获，人们敲打着简单的石器，模仿动物形象，“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诗经·大序》），这可谓武术产生的源头。旧石器时代，人们与禽兽斗争和使用简单生产工具的同时，已经逐渐形成跑、跳、闪躲、滚翻、拳打、脚踢等基本技能。新石器时代，随着劳动工具的使用，原始技击之术也逐渐提高。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技能的使用已不仅限于狩猎活动，而且用于争夺生产资料以及部落之间或部落联盟之间的武力冲突，从此形成了“原始武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战事记述是神农氏伐斧燧氏，交战中双方拳脚齐施，抓打撕击，攻防技巧即是武术的内容。

最早见诸史载的“原始武术”为蚩尤部落的“蚩尤戏”。蚩尤戏为一种利用摔跌技术徒搏角抵决定胜负的竞技运动，其技尤善抓扭，继而以头顶触撞对方，人不能接近，类似今日摔跤比赛。这可视为“原始武术”的高级阶段。

神农氏后期，战事蔓延不止，“原始武术”大量地应用于实战。随着战事的发展，最后出现了黄帝与蚩尤、黄帝与炎帝在涿鹿（今河北涿鹿县）、阪泉（今河北怀来县）两大战役。这是我国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大规模战争，也是决定性的两大战役。

双方大战，器械为上（古代兵器即为现在的武术器械）。“守战之具，皆在民间。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锄爬者是其矛戟也……”（《太平御览》卷三三九），当时原始农具就是原始武术器械，军中兵器也由此发展而来。到黄蚩、黄炎之战时，铜铁制兵器已在战斗中应用。古史书《世本》在叙述古代兵器的产生时说：“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蚩尤被人们称为五兵之祖，又为硬功的开山祖。同期，在黄帝的指导下，用发现于首山的铜制造了中国的第一把剑（据说，在战斗中使用剑，蚩尤早于黄帝）。“轩辕乃习用干、戈”（《史记·五帝本纪》），教武振兵。铜铁制利器的出现，增强了战斗的激烈程度。黄蚩、黄炎大战，尸横遍野，“流血百里”（《庄子·盗跖》）。是两次大战之后，轩辕“然后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用战争统一了全国，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

黄帝统一中原各族，四海升平，这一时期，武术的娱乐作用在舞蹈中得到充分发挥。尧帝时，发了水灾，洪水泛滥，气侯潮湿，“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乐舞以宣导之”(《吕氏春秋·吕氏》），人们把舞蹈作为医疗保健活动。人们扮成各种禽兽，跳起猎人舞，“乃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尧典》），这其中包含着武术的拳械内容，特别是象形武术的内容。

舜继承了尧帝的遗风，开展了“百兽率舞”的大型的象形武术活动。舜还让自己的儿子们习武，“舜有子八人，始歌舞”（《山海经·海内经》）。首次把武术内容用于部落之人跳“戚”（斧头）舞，深受百姓爱戴。

舜传位给禹时，正赶上南方的有苗族造反。禹伐有苗族之前，“执干（盾牌）戚而舞之，有苗乃服”（《淮南子》），作战的兵士手里拿着兵器跳舞，可谓典型的武舞，这也是最早的武术表演。至夏朝中兴时，用舞庆祝胜利。“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竹书纪年》），这也是我国最早的武术会演。据《史记》记载，夏王桀、殷王武乙、纣王均善拳技。斯时，拳技为“手搏”“手格”“股肱”，多为单招独式的技法动作。虽仅如此，然纣王能生擒猛兽，足见其功底深厚。

到了周朝，武术开始从军事武艺的母体中脱胎而出，沿着自身的道路发展。“剑舞、拳术均起源于此期”（郝更生《中国体育之历史》），周朝舞蹈兴盛，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均舞之蹈之，甚至妇女也参加这些舞蹈。歌颂周武王的“大武”舞，有数百人参加表演，舞蹈者按一定情节“击刺进退”，这种按情节规定的攻防击刺后来发展成为武术中的器械对打。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武术勃然兴起。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多次责令地方官吏荐举武术出众的人才。越王勾践练兵图强，相国范蠡给他介绍了一位民间剑术家越女，越王召见之后，对她的剑术十分佩服，即请她教授军中习剑。据传说越女之剑凌厉之极，当时越国甲士千百，却无人能战胜她。这表明当时民间有着不少武艺出众的人。

这一时期，不仅民间习武成风，而且诸侯公卿也竞相养士，这些士中，有许多身怀绝技的武术家。这些人专习武技，对武术的技击之术的提高起了积极作用。如“奋三尺剑，一军不能当”（《战国策·齐第》）的曹沫，他执短剑劫持齐桓公，要回齐国侵鲁之地；剑侠荆轲上秦庭前的诀别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鼓舞了千百年来的仁人志士。他们这种尚武豪迈的精神，一直影响、陶冶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气质。

春秋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的萌发和战乱时代。的诸侯割据，战事频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国均开展了“角试”活动，从中选拔武技高强的人。这一时期，随着武技水平的提高，武术技术理论也随之萌生。如越女对越王谈论剑拔之术时说：“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吴越春秋》）她的论述证明了当时的剑术不仅有了各种技巧，而且上升到较高的理论水平，充满辩证思想。她在阐述动与静、快与慢、攻与守、虚与实、内与外、逆与顺、呼与吸等矛盾关系时，道出了剑技，乃至一切运动的根本规律，运用中国传统的万物分阴阳的辩证思想，把机动灵活、虚实相生、变化莫测、出奇制胜的战略要素，讲得非常透彻深刻。这些理论，直到今日，也是战术三要义。

伴随武术内容的丰富、充实，战国时期还开辟了武术气功领域。当时出现的“术数”“导引”“按跷”“吐故纳新、熊径鸟伸”之术，不仅是僧道术所拥有的“绝传秘诀”，而且成为健身之法和习艺者身体素质训练结合的“新武术”。这种“新武术”为单招独式的武术补充了气功的内容，使武术技击更具威力。

公元前221年，作为“尚武君王”的始皇帝嬴政，灭六国，一统天下。为维护其统治地位，逐级收“天下兵器”以防作乱。然而，民间徒手角抵的对抗项目由此中兴。服役回乡的士兵把搏击角抵之术传播于民间，民间还以“斩木为兵”的形式研究对抗技法，竞技内容趋于臻善。延至汉代，技击项目的发展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选聘武职官员的途径和阶梯。统治者利用“试弁”方法，发现人才，使用武勇之士。其时“卞”“弁”风靡盛行。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中《哀帝纪赞》里，称汉哀帝“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足见封建统治者对于“卞戏”的痴迷。汉时注重武技还表现在对部队的训练上，不仅注重用功法、步法等训练兵卒，还把武技视为“习手足”“防身杀敌”，以立功守之胜的“实用之术”。同期还出现了艺术欣赏与健身修养结合的象形“武术”，如“猕猴舞”“马舞”“醉舞”“狗斗舞”及“五禽戏”“六禽戏”诸舞武功法和象形拳术。《汉书·艺文志》记载，时已有拳技专注“手搏六篇”。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秣马厉兵，终于大动干戈。涌入中原期间，武术在战争中得到交流，主要是在提高练艺者素质的训练上较前期有所突破，如专门制作练气力的铁杠，代替了“翘关”（即举托城门）和举鼎，造就了一批批武术器材。《梁书》载，拳师羊侃能拉十余石硬弓，力大凶猛。泗水桥上有石人数个，皆长八丈、大十围，重逾数百斤，羊侃“执以相击”而破碎之。约在南北朝时，单招独式的拳势动作开始衔连为套路技术。我国僧众习武也大致始于这一时期。梁武帝统治时期，印度第六十二代佛教传人达摩，于527年乘船来到中国。他是中国拳术——外家拳的创始人。他根据“十八罗汉手”的姿势，创造了十八种拳法。

隋代，由于佛教兴盛，在世风渐乱的情况下，为护卫寺院财物，出现了寺院武装。较早的自卫僧兵是河南嵩山少林寺东边之会善寺。后来少林寺僧众，集天下武术之精华，聚汇成少林拳艺。在隋末战争中亦兴僧兵，且助唐太宗作战立功，自此之后，少林武术便开始扬名天下。

唐朝，在科举制度中专为练武的人设置了考试科目，即武举（又称武科），“则天后长安二年春（公元702年），正月乙酉，初涉武举”（《资政通鉴》卷207）。至此，中国封建王朝主要通过“武举”来选拔民间武艺杰出的人才，因而也促进了民间武术的发展。故此，盛唐精于技击之术者数不胜数。武术器械技术在唐朝的发展甚速，尤其是剑术更趋于完备，出现了许多击剑能手，连女子中精于剑艺者亦大有其人。著名诗人杜甫观看女剑术家公孙大娘在百戏队伍里舞剑的身法、气势、神韵后，对景描绘道：“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正是由于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才会出现无数像公孙大娘、李十四娘等技艺高超的人才。

五代纷乱，战火迭起。“战尊武”，此时，武术再次广泛地应用于战争。尤其是拳术，在这战乱的53年中发展较快。战争锤炼出一批武艺高强者，如“王铁枪”王彦章，他擅使双枪，枪舞如蛟腾龙翻，人莫能近。

宋朝，是我国武术兴盛的朝代，也是中国武术形成和大发展的时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扩充了中国拳术的外家体系，将外家拳发展成为三十二式长拳和六步拳，并发明了猴拳（此拳起源较早，这里指的是猴拳套路）等多种拳术。一百年后，觉远上人推出了七十二式长拳，后又将其七十二式扩展为一百七十多式。北宋成书的《武经总要》，是中国武术史上一部重要的武术著作。

宋时的民间武术活动极为活跃，民间拳社、武术团体众多，有练习飞箭走射的“锦标社”，专习相扑的“角抵社”以及教使枪棒的“英略社”等。除此外，还有靠扎场卖艺、舞枪弄棒维持生活的练武者以及广大农村中习拳耍刀的武术团体。这一时期，武术有了比较成熟的套路，各种拳派纷纷涌现，其风格、特点迵然而异。

元代统治者从建立元朝统治起，即采取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惧怕人们用武力推翻自己，禁止民间私藏武器，同时规定了二十人以上不许聚众围猎。然而，民间暗地习武不辍。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拳术得到了稳步发展。尤其是生活在山岳之中的僧侣是当时名副其实的拳术家。元朝时期，中国戏曲逐渐成熟，武术作为艺术被搬上舞台，使一些套路技术通过戏曲渠道延伸下来。另外，在反元的农民起义斗争中，许多武术家的武技得到了保留和发展。

明朝，中国拳术的内家体系建立起来，据说创立者是武当山道士张三丰（目前尚无历史根据）。至此，武术一道始有内外两家之称，内家拳以静制动，后发制人，顺势使力，侧重以柔克刚；外家拳舒展大方，发力刚脆，筋顺骨直，朴实无华。此外，拳术流派有了南北之分。按地区分，长江流域派，称“南派”“南拳”等，技击方法上重手法，多桥手动作，强调敏捷；黄河流域派又称“北派”“北腿”等，技击使用多腿法，用力强调刚健。

明朝时期，武术器械练法有了具体内容。“十八般武艺”囊括了武术的精华，各种武术专著的问世，完善了武术的理论，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抗倭名将俞大猷的《剑经》等著作，总结性地阐述了武术的专技理论。同时，中华武术也作为友好使者而传向海外，明末陈元赟东渡日本，在江户城南国正寺把少林拳技传于郎士三浦义辰、矶贝次郎和福野七郎三人，使三人成为源于我国“唐手”的柔道之祖。

明代较著名的拳有温家七十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弁探马、八闪翻、十二短、吕红八下、绵张短打、山东李半天之腿、鹰爪王之拿、千跌张之跌、张伯敬之打等。当时卓有造诣的武术家戚继光，自幼习武，十七岁从军，戎马生涯，军务倥偬，“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他不尚拳术花架，深究“诸艺之本源”，选精去粗，集十六家拳术之长，创编了《拳经·三十二式》，成为后来河南温县陈家沟太极内家拳鼻祖陈王廷创编太极拳的基础。

宋元明三代是我国南北少林武术发扬光大的时代，特别是明代，由于海上倭寇和塞北异族的侵凌，民间和政府都大力提倡武术。许多将领如戚继光、俞大猷、唐顺之等，著有剑经、拳法、拳谱，褒扬武术。民间拳术和专习武术的镖行业也开始兴起。风尚所至，明代戏剧舞台竟出现真刀真枪的武打，使举座皆惊、恍临战阵。

清代是中国武术全面发展成熟的时代，特别是保镖行业的发展，对武术的传播、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时期，镖行成为武林豪杰栖身谋生和显身扬名的人生舞台，也成为锤炼武技、传艺授徒的重要场所。同期我国的武侠文艺（包括小说、戏曲等）也出现了空前繁荣局面。种种武侠文艺作品，对尚武崇义的民族气质起到了熏陶作用。

清代，民间的宗教组织对武术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明至清的白莲教，清初的八卦教，清中叶的义和拳、顺刀会及其以后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这些民间宗教多与农民起义斗争结合，需要武术直接用于战斗。这些宗教都从道教、佛教的内功修为中吸收滋养而运用到自己的武功中，促进了武术的内外兼修的发展。

民国时期，各种武术团体、研究机构层出不穷。他们教生授徒、研讨武术，在发展中华武术中起了重大作用，如上海精武体育会、地方的中华武术会以及中央国术馆等。在人民革命军中，习武练兵的风气十分浓厚，武术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如冯玉祥的大刀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农村，人们白天下地劳动，夜晚设馆授徒，以武术活跃文化生活。凡遇庙会、年节，各地绅商均聘请武士表演，以壮观览，而助繁盛。这一时期，是我国传统武术的恢复和大发展时期，在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体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项活动在工人、农民和学生中很快得到了开展。1956年，成立了中国武术协会，第一任主席为李梦华。1957年，新中国第一次把武术列为国家体育竞赛项目。1960年，举创了全国武术运动会。1979年后，全国性的武术竞赛和表演年年举行。20世纪80年代，群众性的武术活动遍及城乡，各种武术辅导站、训练班在祖国大地上星罗棋布，城乡参加武术锻炼的群众有8000万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上下开展了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已查明的拳种达129个。

随着中华武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已成了国际上非常引人瞩目的体育运动项目，正面临着走向世界的新课题。中华武术在文化历史上及今后人类文化生活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纵观中华武术产生、发展的历史，对于分析、考证石家庄地区的武术发展史大有裨益。

石家庄地区所辖地域，是我们文明古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岁月不可分割。据考古证明，至少在新石器时期，人类便在这里生息繁衍。由于它西壤太行，东衢平原，太行山麓的滹沱河、冶河、磁河、沙河、洨河等古河道两岸，为人类祖先提供了生存的“宝地”，祖先的驻足便丰富了这里的历史文化，分布于平山县境内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便是4000年前我们祖先留下的例证。因此，彼时的“原始武术”必然为我们的祖先所掌握。

夏禹时期，今石家庄地区辖地为冀州地，周时为并州地。春秋时，曾建立鲜虞国、鼓国、肥国等子爵小国，先后被晋所灭。战国时期又建立中山国，被赵国灭后属赵国地。秦属钜鹿郡。在这国家更迭兼并剧烈的时期，国家间的进攻和奋起反抗的斗争，演出了纷乱而频繁的战争史剧。战争为武术派上了用场。冷兵器时代的争城夺地、生死拼杀，迫使军兵操练并掌握格斗本领，创造新的克敌招术，以应付战争的需要。同时，兵祸殃及庶民百姓，也逼迫庶民百姓练艺防身自保。断骨溅血、风嘶马鸣的古战场，使拳术格斗、器械用处得到了验证、创造和发展。1972年，在藁城出土的“铁刃铜钺 ”经考证是商代中期制造的兵刃器械。

石家庄地区疆域古老，上古时代，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黄帝“涿州振兵”起，千百年的杀伐争战，对石家庄地区武术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战国末期至汉初，石家庄地区境内发生过多次较大规模战争。赵国大将军廉颇与燕国军队作战的古战场，在赞皇县城东南铁脚山之东。廉颇夜擒太子即在今东王俄一带。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11月，汉将韩信率部东下井陉，在微水背水列阵，大破赵军。赵国元帅陈馀带领残兵败将向南逃跑。韩信领军紧紧追赶，经过元氏，追至高邑，两军激战，赵军被彻底击败。陈馀逃至赞皇，在渡槐水时被擒斩。韩信背水列阵攻克赵国，是历史上发生在石家庄地区境内的一次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著名战役。战争是人与人之间利用武技进行的大规模较量，而作战兵力要从民间征集。赵、汉两军激战，是时，汉军兵力不足三万，且多是刚招募的新兵。从上可以看出，石家庄地区必有众多乡民充军。当他们解甲归田后，将军中武技糅进民间武术，使武术进一步得到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石家庄地区的民间武术已初具规模，习武者众多，武技出众者不乏其人。春秋时晋国将领郤縠（今河北行唐人），武艺高强，为晋文公三军中军主帅。公元前284年，燕国名将乐毅（今河北灵寿人）总领赵、楚、韩、魏、燕五国之兵伐齐，连破齐城70余座，功封昌国君。战国末期，赵国将领李牧（今河北元氏人），精武艺，长于用兵，甚得军心。悼襄王时，驻守北边，抵御匈奴，打败东胡、林胡。公元前233年，秦攻赤丽、宣安（今河北石家庄藁城西南），他奋起反击，大败秦军，封为武安君。公元前229年，秦围邯郸，再次被李牧击退。(www.xing528.com)

两汉三国时期，石家庄地区分别设恒山郡（西汉置）、真定国（西汉元鼎四年置）。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汉室宗亲刘秀被邯郸王郎追杀，足迹遍及太行，终于在更始三年登基于鄗（今高邑县东南固城店），此时，鄗为东汉的中心也是当时文化的“都城”。作为民族文化精髓之一的武术也在“都城”里生长、发展、充实、完善。三国时，常山赵子龙（今河北正定人）为一代武林骄子。长坂坡一战，赵子龙一杆长枪一匹马，数十万曹兵重围之中挥枪跃马，左冲右突、锐不可挡，直杀得曹兵心惊胆战，闻风而逃。

两晋、南北朝和隋代时期，由于战事的需要、僧道的兴起及武术在民间的深厚基础，石家庄地域内习武者遍及城乡僻壤。民间武术的兴起，使一批武术奇才脱颖而出。西晋时期，无极县著名爱国将领刘琨，官由并州刺史至大将军，讨伐匈奴、屡建战功，组织人民恢复生产，政绩卓著。他少时即刻苦练武，与友祖逖“共被同寝”，每日一闻鸡鸣，即起床练武。都督并州军事期间，教武练兵、整顿军纪，颇见成效。刘琨擅长诗文，以自己的练武及生活实践，创作出了许多不朽的诗歌。南北朝时期，北齐大臣郎基（今河北新乐人），在北齐天保四年（公元553年）任海西镇将时，受到南朝梁将吴明彻的围攻。郎基固守百余日，矢尽粮绝，乃削木为箭，剪纸为羽，打败了梁军。“削木剪纸，自古无先例。”郎基卒后，被追赠为骠骑大将军。

延至唐代，武试科举制度的实行促进了石家庄地区武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石家庄地区辖区上的恒州（辖有平山、灵寿、行唐等县）、赵州（辖栾城、元氏、高邑、赞皇等县）、定州（辖新乐、无极、深泽等县）、深州（辖有辛集）校场林立，武风盛行。各县均设置武官，教习骑、射、枪、棒，训练乡民储兵备战。同时，也为科举培养武勇人材。进身至武进士、武举、武秀才者，各县志均有记载。“安史之乱”中，各处乡民驻城守堡、屯结为营，是对民间武术的检阅和促进。及至后唐，平山县南王子村阿三，被李嗣源收为养子，并赐姓李，取名从珂，终日夜文昼武，李嗣源亲授技艺。后随李嗣源驰骋疆场，攻城陷地，屡建功勋，被封为河东节度使并潞王。李嗣源崩位后，所遗百余子辈相戕残杀，皆觊帝座。唯潞王武高于众，终得后唐末帝。其武功之高，在全国武术史上居显赫地位。

宋代，石家庄地区武术的形成及流传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和发展。河北西路的真定府（辖有今元氏、藁城、灵寿、平山、行唐等县）、定州（辖无极、新乐）、祁州（辖深泽、晋州）、深州（辖辛集）、赵州（辖赵县、高邑、赞皇等县）等诸州，县均筑城寨堡垒，委派官兵及乡壮守护，以御契丹袭扰。北宋统治阶级极力推行乡兵制，建制神锐、忠勇、义勇等乡壮组织。寒冬三月，集结训练，可以攻守杀搏技艺。时下，乡民结社，遍地生花。各社团活动频繁，昼耕夜武，终年不辍。社内延聘武艺高强者，师徒课武，不仅习拳脚功夫，而且授弓箭刀棒之艺，还相互交流切磋，成为宋代乡壮的中坚力量。乡壮之中，骁勇善武之辈层出，宋代名将孟良（今赞皇北马村人）即是突出的一个。当年抗金名将牛皋聚数万雄兵，占据太行，兵强马壮，山上山下乡壮从伍之人多以千百计，怀艺藏技者不可胜数。

溯移元代，统治阶级反对民间武术，禁止汉族藏铁纳械，以扼杀汉民造反义举。时汉人水深火热、度日如年，然而，百姓虽手无寸铁，但拳艺随身，终不愿国艺失传湮没，乃闭门研练不已。有志艺人则把绝艺掺入戏曲中去，保留其精髓，以图后强复兴。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顺帝命工部尚书、总冶河防史贾鲁，强征南北民族15万民众，派2万军士监督修治黄河。繁重的劳役使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北方白莲教首领、原籍河北栾城人韩山童，与颍州（今安徽阜阳）白莲教首领刘福通策划起义。在永年白鹿庄聚众三千，斩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以头裹红巾为号，组织了“红巾军”首举义旗。于是，南方红巾军遥相配合，与之呼应。纛旗指处，武林志士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南征北战之中，重创元军，以武毙敌克关，立下不朽功勋。

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即位称帝，建立大明。为御外患，沿山脉河口屯营结兵。至今，平山县界太行山脉上，依山岭起伏遗有明长城遗址。长城护墙皆山石砌就，上筑关口通道。黄安关、水关、黑山关、桑元口、白羊关、六岭关等处均设兵役驻防。当时，关口附近村民白天劳动，夜晚练艺习武，健身自娱，御匪患外扰。

明代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不满明惠帝朱允炆削藩政策，以“清君侧”为名，自北平举兵南下，在滹沱河以北大摆战场，三年苦战，尸骨荒横、毙体堆乱。滹沱河两岸厌战志士啸集能武豪杰，为求一方乡土平安，募勇选士，组织卫家之旅。这次“靖难之役”，燕王部署周旋新乐三余载，久攻不下，绕取藁城、赵县，进攻真定。新乐免福，唯赖拳门奇才扬武抗敌之力。自明代起，少林武功传入滹沱河两岸。明代科举制实行，各怀绝技的武英崭露头角。各县具有武职进身之士屡有记载。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新乐笔头村马谨科第进士，后升迁至副都御史，立战功死后，诰封加厚，赐建大明御制碑彰记。

公元1644年，清兵大举入关，定都北京。清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巩固其政权，把开科取士作为招纳天下文武英才的途径，利用兴办文塾武馆，拓宽人才造就渠道。时石家庄地区大部分县隶属直隶省正定府（清雍正元年改真定为正定）管辖。正定府各县武道兴盛、经久不衰，武馆学堂广招青壮，乡里武社数以千计，练武之辈踊跃争先。拳师来自民间艺人、镖局武师、富户护院、山门武僧武道等。各种拳术技术叫劲出笼，全府地域武风云涌，一批批武林人才脱颖而出，赵地高手令人刮目相看。据石家庄地区各县县志记载，明清两代共有武举人、武进士765人。清咸丰年间，平山县封许大齐村人许梦魁，自幼习武，投师于洪门寺，学得少林功夫，练得十八般武艺，善使大刀重120斤。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武试京城，得进士载誉而归。后在礼部会试中，大刀、弓箭神技压群。殿试时，咸丰帝御笔钦点探花郎，遴选为御前侍卫职。此外，新乐南青同四进士、西田二将军，皆为武林中佼佼名家。

清朝晚期，国运败落，帝国主义列强乘机入侵。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先后与英法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导燃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的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军与千百万农民同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北方农民组织的捻军“居则为民，出则为捻”，转战豫、皖、苏、鲁各省，声势浩大。上海小刀会、红巾军等与各地起义军遥相呼应，组成了强大的反抗潮流。特别是后来的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妄想。这一时期，遍地拳场，习武者众多，中华武术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在正定府的辖地上，到处留有当年义和团运动的足迹。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拳师武勇，将血汗染进了义和团运动的史册。

中华民国时期，石家庄地区武术犹如雨后春笋，进入了兴盛时期。武术运动遍于每个角落，内家功夫、外家拳术、少林武当分布全区。在城镇，人民习武健身，益寿延年。一些以武术为生的武林高手集聚集镇，设馆授徒。在农村，各种武术组织数不胜数，武术会演层层举行。凡遇盛节庙会，武术活动更为红火。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末，赞皇县武术大会演，参加的武术团体达50多个，观众上万，盛况空前。同期，各中等学校也把武术列为体育课内容，课余有众多的学生参加武术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家庄地区武术得到全面发展。20世纪50年代，许多村庄成立了武术组织，利用农闲和晚上时间开展活动。这一时期，武术作为竞赛项目纳入石家庄地区体育发展序列。1958年5月，举行了首次全区武术表演大会。1960年2月，举办了全区武术运动比赛大会。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前，武术活动在石家庄地区得到普及。

20世纪70年代，石家庄地区的武术活动经过几年沉寂后再次兴起，参加武术活动的人逐年增多。尤其是农村的武术活动更为兴盛，历年春节，各县、市、农村的武术团体都要进城表演。1978年11月，无极县北牛武术业余体育学校成立，为提高石家庄地区武术技术水平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石家庄地区群众性的武术活动遍及城乡。庭院广场、大街小巷，练剑舞刀、打太极拳者随时可见。许多学校、农村成立了武术队，常年习武不辍。石家庄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武术热”。据1989年统计，全区有54个武术辅导站，参加活动的3600多人；乡村武术会不计其数，每晚练武人数达万人以上；成立县级以上武术协会10个。在广泛的群众性武术活动中，有些单位已形成传统。1984年12月，无极县北牛学校被命名为全国武术传统学校。1985年，无极县被命名为河北省“武术之乡”。

在普及的基础上，石家庄地区涌现出一批技艺高超、闻名中外的武术人才。获得1984年全国武术比赛女子软器械冠军、随中国武术代表团访日的马敏卿，以水流星武技震动美国观众的魏银栓，获得全国武术散打季军的陈有军等，就是其中的出色人物。1981—1990年，石家庄地区在河北省武术比赛中，男子连续8次蝉联第一名，女子获得“十连冠”，3次代表河北省参加了全国比赛。

石家庄地区武术的发展经历了坎坷的历程，经过了血雨腥风的洗礼，经历了历代武林志士们的苦心培育和无数次严峻的历史考验。为研究、整理、继承祖国的这一古老的传统项目，石家庄地区体育运动委员会、石家庄地区体育分会及石家庄地区武术协会于1984年组成了“石家庄地区武术挖整小组”，对全市各县进行调查、访问、搜集史料，翻查古籍拳谱，就全区武术的分布、门类派别、历史源流、主要传人等方面进行了挖掘整理。从已经摸清的分布全区的43个拳种、300多个武术套路的来源分析，这些拳术、器械、气功套路主要来自6个方面。

其一，乱世争战，武术传播于民。

石家庄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挥戈逐鹿，兵燹叠生，习武练技，杀敌自卫，“兵技”与“民间武艺”相互交融。历代战争对石家庄地区武术的产生、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从上古溯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数千年的历史、数千年的大小战争，每每洗刷这片古老而伟大的土地。历次战火的来临，都要流血，都要危及人的生命。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使人在战争中学会和掌握应付战争带来的命运冲突。人们不甘心无辜地流血，不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也就被迫地去适应战争，提高谋求生存的能力，去学习武术、利用武术、研究武术，从武术这条途径上实现上述目的。战争是人类与人类的残杀，具体到人与人之间的表现，即是生死的针锋相对，强者存、弱者亡。武术是强身之道，又是技击之术，于是混乱的战争迅速把武术传播到民间，根植于深深的土壤中，从黄帝“涿州振兵”起到鲜虞立国、春秋混战、周穆王与犬戎之争、李克用与王瑢之战、靖难之役等战争，使脱胎于民间的武术又回到了民间。

从历史上看，历代军兵均需从民间征集人员，选拔入军的武士将民间武术中适合军事武艺需要的技术带入军中。而当战争平息，大批将士解甲归田，他们又将军中武艺带至民间。如此反复循环，使石家庄地区的武术不断得到普及提高。

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中国。日本践踏之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组成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强大阵势。这一时期，石家庄地区众多的儿女和拳师从戎上阵，杀敌卫国。武术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33年春，日本进逼东北，西北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O九旅副旅长何基沣（藁城北席村人），带领官兵，以大刀同日军肉搏，激战三昼夜，夺得了喜峰口战役的胜利。

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后，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的领导下，创立了太行山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最早的一块抗日根据地。当时，冀西一带被日寇视为眼中钉，为了摧毁这个抗日的阵营，消灭抗日力量，日军对根据地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杀的“三光”政策。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化整为零、随机出击，不断运用游击战术消灭敌人。在艰苦的抗日岁月里，武术在游击战争中发挥了特有的作用。对敌人进行分散的出没无常的袭击，使用武术功夫打击消灭敌人恰到好处。石家庄地区数以千万计的武林热血赤子，投身于抗日最前线，每次战斗一马当先。平山县湾子村韩光宁（又名增丰、乳名猛子），凭一把大刀、一支枪身经百战，出奇制胜，屡建奇功。他经常率健儿驰奔于林立堡垒间，顽敌望而生畏，闻老韩之名士气顿时沮丧。身怀绝技的赞皇县大河道村人秦增顺，1938年开始为抗日游击队传授武技，因屡建战功，被授予“民兵甲级战斗英雄”称号。以上表明，战争需要武技，而民间习武对于提高军队战斗力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二，开科取士，造就武林高手。

唐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为习文者提供了“出人头地”的阶梯，也为练武者创造了显露才华的机会，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网罗人才，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手段。

科举制度实行的年代，许多武术能人、名拳师高手，或迫于生活需要，或受聘于人，或是为使武术传播后世等缘故，广纳门徒，苛刻造就。于是，武馆、武场、武塾、武堂等专事传授武功的场所遍及州县。场所内同门之间的切磋，场所间相互交流，本地与外地的较量等，对武技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整个套路的产生，从简单到丰富，从丰富到成熟，除极少为统治阶级服务外，更多地为人民所掌握利用。据全区各县志记载，明清两代许多塾、堂、场、馆培养出的武术人才，多成为民间的出类拔萃者。拥有武举、武进士名目而不为官者，则多是民间武术高手。

其三，佛门武僧纳徒授艺，使武术延续于民。

武术之道随时运，时运兴，武术则盛；时运败，武术则衰。溯其历史，武术自盛唐集于小成之后，几经延宕颠簸，盛衰数番。元代，汉民不得习武，武术濒于衰灭。武术能延续至今除秘密家传和由艺人侠艺糅于戏曲情节外，山门寺院佛门弟子之力也有所赖。史之佛门“跳出三界，不在五行”成为执政者愚弄百姓的思想工具，佛门弟子饱享“殊荣”在习武练艺上尤为明显，民间禁武而佛门独外，似乎是千年定律。佛门弟子佛前诵经捧香之余，嗜武僧道大有人在，其武艺得之于民，必又传之于民。翻阅石家庄地区历史，道场之密，佛寺之众，武僧为数众多，这些武僧对石家庄地区武术的传播，屡见记载。特别是明清两代，武僧、武道传留下来的拳种，是石家庄地区武术的重要内容。如武当中和拳，传为武当山道人授于北京镖局镖师武铁成，经武之弟子再传，最后传于赞皇县南壕村梁颂德、梁绪珍父子；太极长拳由大名府刘亲和尚传赵县汤士林，汤士林传于常元明。此外如少林寺拳得于河南嵩山少林，白猿通背得传于道家等均可为证。历史证明，佛门僧道为中华武术的传播和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四，镖师、护院拳师及江湖艺人留艺传技，丰富了武术内容。

石家庄地区物产丰富，地灵人杰。从地理上看，这里土地肥沃，特产繁多。境内历有屯集钱粮的富饶大户，其田园广袤、财富居奇，故而延请拳师艺人，付于资酬，为其卫护庄院，以防不虞。护院者之技各有其绝，其中亦有为大户课徒教子孙之辈，于是，其徒成为衣钵传人，并将师技传袭后人。这种由外而来的武术传播途径，又见于镖师与江湖艺人的传留。石家庄地区位于河北省中南部，河北位于京都周围，历代的物产南运北移进行流通，河北几乎为必经之地，期间的转运经石家庄地区邑内的为数非少。在镖局盛行的岁月，贵重物资或朝廷官员等的护送全靠镖师保驾，而当时交通闭塞，运输工具落后，途中延宕时日较长，镖师在居息之所不可避免地留下武术的招数。

平山县内家拳师赵国兵之艺即得传于山西镖局镖头宋兵祥和镖师傅焕章之后，又得于下贬知县的贴身保镖、闻名北京的“快手杨八”之传授。六合拳师白瑞采之艺“方天画戟”为当今武林“珍品”，得传于天下13省镖局总镖头“大枪刘德宽”之徒弟北京永胜镖局镖头赵鑫洲。

此外，石家庄地区历史上州府变换交替，民间庙会交流地点众多，繁华要镇商贾盈门，江湖艺人辏集而往，艺人把怀有的技艺择人而授，同镖师和护院拳师一样，为丰富石家庄地区武术内容拓出了又一途径。

其五，外向型取舍，推动武术发展。

习武者一旦功成告就，不免跃跃欲试，既与同门比试，又与别派较量，而志于武术精于斯道者，常历访名师，一为“扬名”，二为深造，走出本门派天地，探索武术之奥妙。这种外向型的学习交流，为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走进了新的天地，在较技中，武林中人取长补短，拳艺求真更趋于精化，适宜的招式用之，不适宜的则舍之或暂存之，全待以后论证、检验。

石家庄境内尚武成风，门派众多，名师高手，辈有人出，终生酷嗜武术者，在访师问友、切磋武功中，不断丰富自身技艺，把外向型取舍视为登堂入室的阶梯。走出去的结果是为本门派武术的发展找到了不足，认识了长处，寻到了门径。这一“阶梯”几乎为武界人士所必走之路。

其六，武术运动会促进了武术蓬勃发展。

石家庄地区历史上文化活动频繁，以庙会形式出现的社会活动早有记载。庙会上不仅限于物资交流，文化交流也是庙会的一个主要内容。人们在庙会上载歌载舞的同时，也把武术作为一种表现形式，用来表达当时的欢娱之快。武术本身是一种舞武兼蓄的运动形式，其技击的表现需要竞争，而竞争的结果，使武术运动的内容进一步丰富了，也使其得到了发展、传播。这种传播也是石家庄地区武术的来源之一。

庙会，可视为运动会的雏形。随着庙会的盛行，庙会内容渐趋丰富，这种丰富自成体系，又有其支系。文化交流一支中，武术的内容由此分离出来，又自立一系，产生了专门表演武术的盛会，乃至发展到后来的武术运动会。

武术的竞赛表演是促进武术发展的最佳手段。在比赛交流中，各队既把自己所掌握的武术技能（主要指武术套路、技击内容、风格特点等）传授他人，也从他人身上学习到新的技艺。这种补充与吸收成为促进武术发展的又一途径。此外，武术在石家庄地区传统民俗活动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全区城镇、农村春节期间的文体表演会，社火中的高跷、拉花、刀枪剑棍等民俗活动，都大量地运用了武术。

上下几千年，纵横几百里，勤劳朴实的石家庄地区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不断创造、发展、丰富着中华民俗的瑰宝——武术。随着社会进步、科学发展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群众正在从更深更广的层次上认识武术，砥励国魂，锤炼体魄。今日，石家庄地区的劳动人民正以崇高的责任和积极的热情发展着社会主义的武术事业，武术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将会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