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学术渊源及其影响

宋濂（1310—1371）初名寿，后改为濂，字景濂，号潜溪，婺州浦江人。曾受业于浙东大儒吴莱、柳贯、黄溍。元末隐居乡里，入龙门山著书，一度信奉道教。元至正二十年（1360），他被朱元璋征召，明开国后任《元史》总裁，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明初朝廷“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后因其孙宋慎受胡惟庸一案牵连，举家谪徙茂州（今四川茂汉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今四川奉节）。正德八年（1513）被平反，追谥为“文宪”。著有《宋学士全集》《龙门子凝道记》《浦阳人物记》《周礼集说》《孝经新说》等。

《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载：

宋濂，字景濂，世居金华之潜溪，至先生始迁浦江之青萝山。先生少读书，日记二千佘言。尝从闻人梦吉受《春秋》。继从柳贯、黄溍、吴莱学古文词。年二十五明道，著书义门郑氏之东明山，名震朝野。元至正中，有荐为翰林编修，辞不赴。明初定鼎金陵，遣使奉书吁聘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召授皇太子经筵、起居注，总修《元史》，升翰林学士。议封功臣勋爵，迁国子司业，三转为翰林侍讲学士，总修大明日历，拜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宠遇隆渥，启沃宏多。既而念其开国文臣之首，侍从十有九年，制度典章，灿然大备，诏以年老致政还家。以长孙慎坐法，举家迁谪茂州，至夔门得疾，不食者三旬，书《观化帖》，端坐而逝，年七十有二。正统中，赐谥文宪。

先生博极群书，孜孜圣学，道德文章，师表当世，敷昭皇猷，赞翊治化，名震环宇，文传外夷，而循循然谦抑下士，接引后进。所著有《潜溪集》《翰苑集》《芝园集》《萝山集》《龙门子》《浦阳人物记》，合一百四十佘卷。^[12]

《宋元学案》编著者认为，宋濂从闻人梦吉受《春秋》。继从柳贯、黄溍、吴莱学古文词。并评价曰：“先生博极群书，孜孜圣学。道德文章，师表当世。敷昭皇猷，赞翊治化。名震环宇，文传外夷。”可见，其学从闻人梦吉，长于《春秋》之学。从柳贯、黄溍、吴莱那里，只是学古文词而已。宋濂孜孜于圣学，其道德文章，皆可师表当世者也。

《明史·宋濂传》云：“（宋濂）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溍之门，两人皆亟逊濂，自谓弗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可见，宋濂从闻人梦吉、黄溍、柳贯、吴莱学无疑。《宋元学案》编著者把其列闻人梦吉、柳贯、黄溍门下。《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称其为“凝熙门人”，又与郑涛、戴良等同列“静俭门人”。

《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介绍凝熙闻人梦吉之学云：

闻人梦吉，字应之，诜老先生之子。诜老学于兽斋，里中称为桂山先生。受学家庭，《七经》传疏，皆手钞成集，训诂抵牾者，别白是非，使归于一，闭户讨论逾十年不出。因荐起历处州学录、西安教谕、昌国学正、泉州教授。至正戊戌，授福建副提举。卒年七十。门人宋景濂等私谥凝熙先生。^[13]

闻人梦吉之学得之家学，其父闻人洗（号桂山翁），尝师事王瀚、王柏父子，而以得自王瀚者为最深，而王瀚则又是吕祖谦及门弟子。宋濂云：

初，乡先达定庵（瀚）、兽斋（柏）二王公，崇尚伊洛之学，金鸣而玉应，宫奏而商宣，倡明道要，号为极盛。（桂山）翁往来咨叩，而得之定庵者为最深。翁知公（梦吉）有异质，父子自为师友，昼夜饬厉之。公亦上承翁志，不出郊垌者十年。……故凡七经传疏，悉手钞成帙，义理所在，深体密察，微如蚕丝牛毛，剖析靡遗。积之既久，神会心融，训诂家之说，有分孥未定于一者，公别其是非，如辨白黑。四方学徙，或执诸经问辨。公为历陈众义而折中之，不烦佘力。

……

公之学，一以诚为本，涵养既驯，内外一致，故其气貌类玄文之玉，温润而泽，绝无纤瑕，而孚尹焕发于外者，烨如白虹，能令人爱恋弗厌。^[14]

梦吉之学，实以经学为主体，而同时亦不失其道德之躬行。对于“七经传疏”之义理抽绎，乃至于“微如蚕丝牛毛”，亦“剖析靡遗”。其设教，必为敷陈众，而以己说折中之，不烦余力，使其领解乃已。从这种治学之基本取向而言，深合于浙东诸家重视经制之学，又以经制言事功的基本传统，因此梦吉之学，实因其父桂山翁而上接东莱之绪，便恐怕并非凿空之论。^[15]

王柏为何基之高弟，与吕学渊源也极深。《宋史》卷437《本传》载：“（柏）大父崇正殿说书师愈从杨时受《易》《论语》，既又从朱熹、张拭、吕祖谦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军仙都观，兄弟皆及熹、祖谦之门。”

金履祥亦云：“初，公（柏）之大父焕章公与朱、张、吕三先生为友，父仙都公（瀚）早从丽泽，又以通家子登沧洲之门。^[16]”

吴师道在《仙都公所与子书》中云：“鲁斋先生之学，世有自来矣。先生大父崇政讲书直焕章阁致仕讳师愈，师事龟山杨公（时），后又从朱、张、吕三公游，朱子志墓称其有本有文者也。父朝奉郎主管仙都观讳漭（瀚），执经朱、吕之门，克世其学。”^[17]

可见王柏祖父师愈、父瀚皆尝师事朱、吕。其父王瀚，极负慷慨之气，有北定中原之志。^[18]王柏虽因早孤而未及亲闻其家庭学术渊源之论，但其父那种超迈卓群之气与恢复中原之心，仍在他那里得到充分体现。《宋史》本传载：“柏少慕诸葛亮为人，自号长啸。年逾三十，始知家学之原，捐去俗学，勇于求道。”王柏30岁后知道其家学源自吕学，随即对吕祖谦表现出极大推崇：“昔东莱先生吕成公讲道于金华，四方学子云合而影从，虽儒宗文师磊落相望，亦莫不折官位、抑辈行，愿就弟子列。”故“丽泽私淑之功”，至今未既。^[19]对丽泽书院大加赞赏：

南渡以来，三先生鼎峙东南，倡明正学，浚衍渊源，成就人才，为国家数十年之用，可谓盛矣！年来师友凋落，义理堙芜，后生小子伥伥然无所适从，以其意之所便者为学，虽有气质之美，不过没溺于进取之途而巳；至于汲引后进，收拾晚生，开导训迪，封埴培养，以续不绝如线之气脉，舍丽泽书院何赖焉。^[20]

王柏曾执丽泽师席。由此其经世致用之志益明。他曾云：

某窃惟吾儒之学，有体有用，其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氏之书，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要；其用则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齐家固在我所自尽也，治国平天下，盖有不得巳起而从之者，非可自求，非可苟得，皆天之所命也。^[21]

王柏认为儒家之学，学有体用，其体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氏之书”。由此可见，他是推崇经书的。他还认为，齐家可以有“我所自尽”，治国平天下“则非可自求”，而委诸天命。他主张学虽以达体为根本，然体无用则不显，故必以用的显扬为本体开显之途。因此，王柏之学，源于朱、吕。他要求究体以达用，将学问的本身价值延展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事业，实乃与浙东史学派之根本义旨深相契合，在某种意义上正可视为吕氏究史以明通变、务求开物成务之学术精神的延续。^[22]

可见，闻人梦吉之学，由家学而源肇王柏，以直接吕学。而闻人洗又以春秋之学见长。因此，闻人梦吉擅春秋，且好训诂传疏。

《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介绍静俭柳贯之学云：

柳贯，字道传，浦江人。受经于仁山，究其旨趣，又遍交故宋之遗老，故学问皆有本末。举为江山教谕，迁昌国学正，擢湖广儒学副提举，未上，改国子助教、太常博士，出提举江西儒学，秩满归，杜门十馀年。至元元年，召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莅任七月而卒，年七十三。门人私谥文肃。其文与黄晋卿溍、虞伯生集、揭曼硕傒斯齐名，天下称为“四先生”。（云豪案：史传先生“所著书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录广辑》三卷、《金石竹帛遗文》十卷。”）^[23]

柳贯与许谦、张枢、吴师道皆为金履祥及门弟子。柳贯从金履祥学，黄溍、宋濂皆有记述。在黄溍为之所作墓表云：“公幼有异质，颖悟过人。……到丱岁，遣受经于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于微辞奥义多所发挥。^[24]”宋濂云：

先生素有异质，虽未成人时，即不苟取。……甫及冠，遣受经于兰溪仁山金公履祥。仁山远宗徽国朱文公之学，先生刻意问辨，即能究其旨趣，而于微辞奥义多所发挥。既又从乡先生方公凤与粤谢公翱、栝吴公思齐游，历考先秦两汉以来诸文章家，大肆于文，开阖变化，无不如意。先生不自以为足，复裹粮出见紫阳方公回、淮阴龚公开、南阳仇公远、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公纯、长孺兄弟，益咨叩其所未至。诸公皆故宋遗老，往往嘉先生之才，无不为之倾尽。隆山牟公应龙，得太史李心传史学端绪，且谙胜国文献渊源之懿，仪章、官簿、族系，如指诸掌，先生又住悉受其说。自是，先生之学绝出而名闻四方矣。^[25]

金履祥师事王柏，并因王柏的汲引亦及于何基之门。金履祥的学术经历与王柏相似。他亦博究群书而负经济之略，希冀所学能有用于世。师从何、王以后，虽“讲贯益密，造诣益邃”，但其经世之志始终未泯。《元史》卷一八九《本传》载：

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书，即能记诵。比长，益自策励，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及壮，知向濂洛之学，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幹，而软，亲承朱熹之传者也。自是讲贯益密，造谊益邃。时宋之国事巳不可为，履祥遂绝意选取，然负其经济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

宋亡以后，金履祥绝意仕进，潜心于学，然其精力所萃，实以经史之学为之根本。《元史》卷一八九《本传》又载：

履祥尝谓司马文正公光作《资治通鉴》，秘书丞刘恕为《外纪》，以记前事，不本于经，而信百家之说，是非谬于圣人，不足以传信。自帝尧以前，不经夫子所定固野，而难质夫子因兽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国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则兽史不得而书，非圣人笔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记，或阙或诬，凡此类皆不得以辟经为辞。乃用邵氏《皇极经世》历胡氏《皇王大纪》之例，损益折衷，一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断自唐尧以下，接于《通鉴》之前，勒为一书，二十卷，名日《通鉴前编》，凡所引书，辄加训释，以裁正其义，多儒先所未发。

柳贯受学金履祥，于春秋之学颇着功夫。其著有《近思录广辑》三卷。

《近思录》是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写的，系统概括北宋理学宗师周、张、二程诸四子思想，且又切近日用、便宜遵行的理学入门读本。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从金华至闽与朱熹晤，两人在寒泉精舍相读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著，感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初学者不易把握其要义，于是精选622条，辑成《近思录》，共分14卷。“近思”二字取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其意在于把《近思录》当作学习四子著述之阶梯，又由四子著作作为进入《六经》门径，以正“厌卑近而骛高远”之失。至朱吕身后，《近思录》注解续补之作更是纷至竞出，弟子辈中有陈埴《杂问》、李季札《续录》、蔡模《续录》《别录》和杨伯嵒《衍注》，以及再传弟子、三传弟子等。故《近思录》在南宋后期就已被视为“我宋之一经，将与四子并列，诏后学而垂无穷者”。继而元代，又有赵顺孙为之《精义》、戴亨为之《补注》、柳贯为之《广辑》、黄溍为之《广辑》等，并皆尊“《近思录》乃近世一经”。这么一部原初设定的学术思想普及读本，却在朱吕身后，被后世学者一步步发掘出潜藏的巨大学术价值，一步步提升到显要的理学经典地位。^[26]柳贯、黄溍皆著有之《近思录广辑》，可见，两人都有传承朱吕学术的旨趣，并以自己的努力使其在元代婺州得以光大。

故柳贯之学，乃纵贯经史、博通百氏而又独擅于辞章，晚年又以理学为归宿。宋濂称其“读书博览强记，自礼乐、兵刑、阴阳、律历、田乘、地志、字学、族谱及老、佛家书，莫不通贯；国朝故实，名臣世次，言之尤为精详。……为文章有奇气，舂容纡徐，如老将统百万雄兵，旗帜鲜明，戈甲馄煌，不见有唁呜叱咤之严。若先生者，庶几有德有言，为一代之儒宗者矣”^[27]。黄溍云：“（贯）读书博览强记，自经史百氏至于国家之典章故实、兵刑、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舂容纡余，才完而气充，事详而词核，蔚然成一家言。……晚益沉潜于理学，以为归宿之地。”^[28]柳贯虽颇擅文章之名，但实于经史之学造诣更深，亦夙负经济之志；其既师从金履祥，游于方凤、吴思齐等人之门，而又得李心传之史学端绪，谙熟于历代典制及当代史实与文献渊源，实亦深得于浙东史学派（吕学）之学术精神。^[29]

《宋元学案·沧州学案（下）》又列宋濂与王袆等于“文贞门人”。“文贞”即黄溍。黄溍之学出自义乌石一鳌。石一鳌之学，出自同邑徐文清侨。

《宋元学案·沧洲学案（下）》载：

黄溍，字晋卿，义乌人。先生生而俊异，比成童，授以书诗，不一月成诵。迨长，以文名于四方。登延右进士第，累转国子博士，视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师道自尊，轻纳人拜，而来学者滋益恭，业成而仕，皆有闻于世。出为江、淅等处儒学提举。先生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纳禄侍亲之请，绝江径归。俄以秘书少监致仕，未几，除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执经进讲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数出金织纹段赐之。升转至中奉大夫。旋上章求归，不俟报而行，帝闻之，遣使追还京师，复为前官。久之，始得谢南还。卒，年八十一。累赠参知政事，追封江夏郡公，谥日文献。(www.xing528.com)

先生天资介特，在外唯以清白为治。及升朝行，挺立无所附，足不登钜公势人之门，君子称其清风高节，如冰壶三尺，纤尘弗污。然刚中少容，触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间，煦如阳春。先生之学，博极天下之书，而约之于至精，剖析经史疑难，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训，旁引曲证，多先儒所未发。文辞布置谨严，援据精切，俯仰雍容，不大声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万顷，鱼鳖蛟龙，潜伏不动，而渊然之光，不可犯。所著书，有《日损斋稿》二十五卷、《义乌志》七卷、《笔记》一卷。

（梓材谨案：《儒林宗派》以先生为石氏门人。宋潜溪状先生行实，言其“常著《吊诸葛武侯辞》，太学内舍刘应龟见而叹之，因留受业。又从仙华山隐者方凤游”。是先生又为刘氏、方氏门人也。）^[30]

可见，黄溍之学出自石一鳌，为文清学派续传。又受业于刘应龟、方凤。关于石一鳌，黄溍有云：

初，徐文清公（侨）倡道丹溪上，及门者或仕或不仕，皆时闻人。文清之学，盖亲得于考享，而秘书丞王君世杰，则有得于文清者。先生（一鳌）少受业于监榷货务都茶场王君若讷，既又从秘丞王君（世杰）游，学日以茂实，大而声远，负笈而至执弟子礼者，亡虑数百人。……溍生也后，幸获执弟子礼，而不及与夫数百人者群游并进。……谨次其师友源流，揭表墓道，庶来者之求先生，无以彼易此，而徐氏之传不终寥寥也。^[31]

可见石一鳌之学，出自徐侨，为文清学派中坚。其学术详见第三章。

刘应龟（1244—1307），字元益，号山南，义乌县青岩人。曾任杭州府学学正，义乌教谕。刘应龟自少意气恢宏，落落多大志。潜心研习义理之学，以古代贤人作为追随的目标。他谈吐思辨，无人能及。但秉性刚直，喜直言褒贬是非。他学识渊博，精通古今，书院讲学，旁征博引，有理有据，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所教之学以经世济用为根本，求简求易为宗旨。读书务求弄清义理意趣，从不牵强附会，断章取义。黄溍与刘应龟是表叔侄关系。他自小从师刘应龟，孜孜以求，凡十五寒暑。黄溍在《山南先生集后记》中说：“溍受学于先生最久且亲。”^[32]刘应龟文风雄肆俊拔，似狂飚席卷、浪遏水飞。黄溍在《绣川二妙集序》中说：“吾里中前辈，以诗名家者，推山南先生为巨擘。”^[33]又在《山南先生集后记》中评论说：“先生自少为举子业，已能知非之。逮及年迈而气益定，支离之习，刊落尽矣。故其为文，逸出横厉，譬如风雨之所润动，杂葩异卉不择地而辄发人见，其徜徉恣肆，惟意所之而止耳。”^[34]

《宋元学案·龙川学案》列方凤为“全归讲友”。“全归子”即吴深，为陈亮弟子。其先居处之丽水。吴深有奇才，陈亮以女儿嫁之，遂安家永康。

《宋元学案》分同辈为讲友、学侣、同调三种。讲友，是指曾在一起讨论切磋学术的朋友。学侣，是指同在一个师门下学习过的伙伴，即同门。这两种人一般是互相认识，发生过交往的人。同调，是指大致生活于同一时期，在学术上有共同倾向的人，他们之间不一定直接发生过交往。在介绍一位学者的同辈时，如果他兼具这三种同辈，总是先讲友，次学侣，后同调。不同辈者，其中的晚辈分为家学、门人、私淑三种。家学，指某一学者的弟、子、孙、从弟、从子、从孙等中受过该学者教诲的人。门人，指某一学者的学生或至少是当面受过该学者教诲而受到重大影响的人（如张载之于范仲淹）。私淑，未曾亲身受教而景仰其人并从学习其著作获得教益的人。^[35]可见，方凤只是与吴深一起讨论切磋学术，而恭列陈亮之门的，并非陈亮及门弟子。

《宋元学案·龙川学案》载：

方凤，一名景山，字韶父，浦阳人。生有异材，常出游杭都，尽交海内知名士。将作监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试国子监举，上礼部，不中第。主合门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后以特恩授容州文学。未几，宋亡。先生自是无仕志，益肆为汗漫游。一日，复游杭。大登为暹国臣，奉使上国，相持泣下。先生欲与俱行，人劝止之。先生善《诗》，通毛、郑二家言。晚遂一发于咏歌，音调凄凉，深于古今之感。临殁，属其子樗，题其旌日容州，示不忘也。尝谓学者日：“文章必真实中正，方可传。他则腐烂漫漶，当与东华尘土俱尽。”性不喜佛、老。读《唐傅奕传》，壮其为人，摭奕后辟异教者数十事，题之日《正人心》。书尚未完。他所著诗三千佘篇，日《存雅堂稿》。黄晋卿、吴立夫、柳道传诸文章家皆出其门。^[36]

方凤以文名，黄溍、吴莱、柳贯等文章皆出其门。

宋濂尝论黄溍之学云：

先生之学，博极天下之书，而约之于至精。有问经史疑难、古今因革，与夫制度名物之属，旁引曲证，语惮联不能休。至于剖析异同，谳决是非，多先儒之所未发。见诸论者，一根本乎六艺，而以羽翼圣道为先务。^[37]

（濂）及游黄文献公门，公诲之日：“学文以《六经》为根本，迁、固二史为波澜；二史姑迟迟，盍先从事于经乎？”濂取而温绎之，不知有寒暑昼夜，今巳四十春秋矣。^[38]

先生（溍）之所学，推其本根则师群经，扬其波澜则友迁、固，沉浸之久，犁然有会于心。尝自诵日：“文辞各载夫学术者也，吾敢苟同乎？无悖先圣人，斯可巳。”……今之论者，徙知先生之文清圆切密，动中法度，如孙、吴用兵，神出鬼没，不可正视，而部位整然不乱，至先生之独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哉？^[39]

可见，黄溍之学其实是以经为本而以史为纬，其所谓“以《六经》为根本，而以迁、固二史为波澜”。就其实质而言，则实与东莱吕氏更为相契。^[40]

《宋元学案·龙川学案》记吴莱云：

吴莱，字立夫，浦江人。集贤大学士直方子也。生有奇质。四岁，母盛口授《孝经》《论语》，辄成诵。七岁，能属文。族父幼敏家多书，公往私挟一编归，尽夜读竟。又复往易，幼敏知而视之，乃《汉书》也。幼敏指《谷永杜邺传》日：“汝能记是，当不汝责。”先生琅琅诵之，不遗一字。幼敏以为偶熟此卷，三易他编，尽然。因悉出藏，尽使读之。方韶父见而叹日：“明敏如此子，虽汝南应世叔不是过也。”悉以所学授焉。自是益博极群书，至于制度沿革、阴阳律历、兵谋术数、山经地志、字学族谱之属，无所不通。延右七年，以春秋举上礼部，不合，退居深袅山中，益穷诸经之说，所造愈精，著述甚多。

（云豪案：元史本传：“先生著有《尚书标说》六卷、《春秋世变图》二卷、《春秋传授谱》一卷、《古职方录》八卷、《孟子弟子列传》二卷，《楚汉正声》二卷、《乐府类编》一百卷、《唐律删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诗传科条》《春秋经说》《胡氏传证》皆未脱稿。”）宋景濂、胡仲子皆尊师之。至元六年卒，年四十四。门人私谥日渊颖先生，再谥贞文。^[41]

吴莱的父亲吴直方（字行，1275—1356年），亦尝受到方凤，以及永康吴思齐（字子善，1237—1301年，陈亮的外曾孙。）、浦江谢翱（字皋羽，1249—1295年）诸人的熏陶，其宗人有名幼敏者，多纳名士大夫，方、吴、谢“咸寓其处，或谈名理及古今成败治乱，或相与倡酬歌诗”，直方出侍其侧，“闻其言有会心处，辄记之，终身不忘”，故其有志于经济世务。^[42]可见，吴莱后来之有志于当世之务，实亦并非偶然。

吴莱四岁及从母亲授《孝经》《论语》，方凤见其明敏悉以所学授。从而使其博极群书，至于制度沿革、阴阳律历、兵谋术数、山经地志、字学族谱之属，无所不通。科举不第后，退居深袅山中，益穷诸经之说，所造愈精，其学术著述有《尚书标说》六卷、《春秋世变图》二卷、《春秋传授谱》一卷、《古职方录》八卷、《孟子弟子列传》二卷，《春秋经说》未脱稿。

吴莱之学出自方凤，而上接陈亮。胡翰称其：“先生（莱）当延佑、天历间（1314—1329年），尝慨然有志当世之务矣。”“虽处山林，未尝忘情天下。”^[43]宋濂则云“先生（莱）自少有大志，专思择物，不欲以文士名”。^[44]吴莱虽以文名，却未可尽以文士目之，其博通经史，所学的确可用。《宋元学案》把他列于《龙川学案》。

宋濂师闻人梦吉、柳贯、黄溍、吴莱等四人。这四人之学术，与南宋吕学有着不同的渊源关系。他们或处草芥啸咏山林，或登仕途聘其才猷，各怀学术而博学于文，多识前言往行以涵养其德，会通折中古今之变以至于当世实用，其学旨要的实有得吕学之萃。宋濂与学友王袆等一起，以继吕学为志，“各以其本人之学问的博洽及其道德之修养的醇固，已然通过其本人的学术活动在实践着吕氏的经史并重、参乎古今之宜以寻绎道德性命之学术精神，浙东史学（吕学）传统在他们那里重新获得了充分的显化，因此他们亦共为明初浙东史学（吕学）之中兴的中坚”。^[45]

董平先生认为，宋濂恰好是吕祖谦的“私淑”者。与宋濂最为相契的义乌王袆曾云：

初，宋南渡后，新安朱文公、东莱吕成公并时而作，皆以斯道为己任。婺实吕氏倡道之邦，而其学不大传。朱氏一再传为何基氏、王柏氏。又传之金履祥氏、许谦氏，皆婺人，而其传遂为朱学之世嫡。景濂既间因许氏门人而究其说，独念吕氏之传且坠，奋然思继其绝学，每与人言之，而深慨之。识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盖本于圣贤之学，其自任者益重矣。^[46]

王袆认为，婺州实吕祖谦倡道之邦，而北山四先生皆传朱学，导致吕学不传。宋濂独念吕氏之传且坠，奋然思继其绝学，以振兴吕学为己任。宋濂在《思媺人辞》序中亦云：

吾乡吕成公实接中原文献之传，公殁始佘百年，而其学殆绝，濂窃病之！然公之所学，弗畔于孔子之道者也，欲学孔子，当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乡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虽朽，公所著之书犹存，古之君子有旷百世而相感者，况与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闻而知之，盖必有其人矣。^[47]

宋濂认为吕祖谦之学，没有背叛孔子之道。因此，学孔子，必自学吕祖谦开始。然而，吕氏去世百余年，其学几乎殆绝。婺州学术界当时这种“厚朱薄吕”现象，为宋濂深深指责诟病之。其奋起而继吕学之志，溢于言表。因而无论从学术旨趣或学术成就而言，称宋濂为吕祖谦“私淑”，不为言过其实。

宋濂“恒以吕氏之学不讲为己忧”，有志重光吕氏之学，且继其事而述其志。其以布衣而人史馆为太史氏，明代之礼乐制度多为其所考定，而主修《元史》《大明日历》《皇明宝训》，撰著《浦阳人物记》，奠定其史家地位。其造诣之深者实亦在史学。宋濂又以博极群书、娴熟历代典章制度与文献渊源，而以一代雄文驰名于世。关于宋濂博学，王袆有云：

景濂于天下之书无不读，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说，悉得其指要。至于佛老氏之学，尤所研究，用其义趣，制为经论，绝类其语言，置诸其书中，无辨也。青田刘君基谓其“主圣经而奴百氏，驰骋之佘，取老佛语以资嬉剧，譬犹饫粱肉而茹苦荼、饮茗汁耳”。^[48]

宋濂于六经及百氏之说，皆读而悉得其指要。并旁及佛老之学。由此，全祖望论婺中学术“三变”云：

予尝谓：“婺中之学，至白云（许谦）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金履祥）远逊之，婺中学统之一变也。义乌诸公师之，遂成文章之士，则再变也。至公（宋濂）而渐流于佞佛者流，则三变也。犹幸方文正公（孝孺）为公高第，一振而有光于西河，几几乎可以复振徽公（朱熹）之绪。惜其以凶终，未见其止，而并不得其传。”^[49]

董平先生认为，全氏之所谓“婺学三变”之论实并不确切，而以“佞佛者流”归于宋濂，则尤不恰当。不拘门户而博贯诸家，原为婺中学术之传统。^[50]

图4-1　宋濂学术流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