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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求仙活动对墓葬的影响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尤敬鬼神之祀”的汉武帝更是将此类求仙活动发展到了极致。汉武帝的求仙活动因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而对社会各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巨大影响。西汉晚期墓葬壁画较为流行,数量显著增多。从以上材料可见,西汉武帝以来墓葬壁画中普遍可见关于死后希望进入的仙界的描绘。

汉武帝求仙活动对墓葬的影响

武帝求仙活动对墓葬的影响 刘 丹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求仙活动自古有之,战国时期的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均曾派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秦始皇也使韩终、侯公、石生等方士求仙人不死之药,并“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1],以致当时的燕、齐方士争言神仙、竞赴咸阳者多达千人。而“尤敬鬼神之祀”的汉武帝更是将此类求仙活动发展到了极致。他不但效仿前人到东海寻求蓬莱神人;为了见到仙人,更不惜劳师动众,大兴土木,在长安的太液池中修建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征着海中神山龟鱼之类。汉武帝命人在长安建造蜚廉桂观,在甘泉作益延寿观,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为了长生不死,专门令人建造了承露仙人掌,以露水和玉屑饮服。在甘泉宫中“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2]。在他的支持和影响下,“由诈骗百端的方士集团在以皇帝宫廷和高级贵族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中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造仙运动[3]。汉武帝之后的成帝、哀帝也有类似的举动。[4]上行下效,皇帝的这些举动影响到诸侯王公们,信道求仙的举动在王公大臣之间也蔚然成风。

汉武帝的求仙活动因其特殊的身份地位,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而对社会各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巨大影响。墓葬作为时人死后来世的“住宅”,正是对死者生前追求不朽和永生的充分实践,也是生者现世的希冀和理想。从西汉中期开始,墓葬制度同以前相比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墓室内的装饰、筑墓材料的使用及随葬器物等方面,处处反映着仙界和天国的景象,弥漫着浓重的神仙气息。甚至有学者认为,汉墓随葬品既非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反映,亦非为墓主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使用,而是“致神”、“娱神”和“通神”的祭品和供品[5](P149)。

一、墓葬空间的增大丰富了对仙界的模拟和描绘

西汉时期,随着墓葬从竖穴向洞室、单室向多室、平顶向穹窿顶的转变,墓葬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不断增加。墓葬空间的增大和武帝以来流行的求仙热风激发了人们对仙界的想象和描绘。从西汉中期开始,绘制于墓室顶部及四壁的壁画逐渐增多,壁画内容从初期的以日月星象等为主的天象图转变为以升仙辟邪为主的羽人神仙、仙禽瑞兽。西汉初期和中期仅河南永城芒山柿园梁王墓[6]和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7]中绘有以四神为代表的天象和云气、动物图案。西汉晚期墓葬壁画较为流行,数量显著增多。如洛阳千秋壁画墓[8]、洛阳浅井头壁画墓[9]、西安交通大学附小壁画墓[10](P57-63)、西安曲江池1号壁画墓[11](P40-45)等。其中,卜千秋墓是西汉昭宣时期的一座壁画墓,主室由大量空心砖构筑。壁画绘于主室后壁、脊顶和门额内上方。内容有青龙、白虎、朱雀、鹿首豹身,有翼兽、似蛇又似鱼的怪兽太阳伏羲,以及由西王母、三足乌、玉兔、蟾蜍、九尾狐组成的西王母天庭。洛阳浅井头壁画墓略晚于卜千秋墓,约在成帝至王莽之间(前32—6年),壁画全部绘于空心砖脊顶和斜坡砖上,内容为朱雀、伏羲、太阳、白虎、双龙、瑞云、女娲、月亮、神人、二龙穿璧、蟾蜍、羽人乘龙、应龙、怪兽;前端和后端都有许多的瑞云图,应当是象征着仙界。西安交通大学附小壁画墓时代在西汉宣、平帝之间。壁画分布在券顶及东、西、北三壁,表现的都是仙界的景象,包括:日、月、玉兔、蟾蜍、青龙、白虎、朱雀、蛇四方神,各种星宿、彩云和仙鹤、手持灵芝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的羽人、卧鹿、天鹅等珍禽异兽。从以上材料可见,西汉武帝以来墓葬壁画中普遍可见关于死后希望进入的仙界的描绘。在墓室顶脊绘日、月、星辰、流云等天象图象征天界,是“把天的模样具象化,使人们脑中虚幻的天上世界与现实的天空重合,增强了真实感,凸现了天的崇高地位;让仙人、神怪、灵禽、异兽出没其中,使人慑服于天的神力而顶礼膜拜”。而仙人等形象和日、月、之间通过星宿和流云连成一气,起着沟通天界和人间的作用。[12]

二、墓葬形式和筑墓材料的多样化反映了仙界观念的流行

西汉时期墓葬除了继续沿用战国以来传统的竖穴式土坑墓、木椁墓以外,还出现了包括木椁墓在内的空心画像砖墓、崖墓、小砖券墓等多种形制的墓葬。西汉中晚期流行的空心砖墓、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以石刻画像为装饰的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画像石墓均有大量反映仙人神兽的图案,在墓葬中装饰和描绘仙人或仙界形象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不可缺少的手段。

空心砖是西汉时期非常有时代特点的一种墓葬建筑材料。西汉常见的空心砖正面饰对称浮雕的朱雀纹,还有的正面中心由方格形云纹、莲瓣组成图案,周边线刻虎纹、龙纹。关中地区西汉中期开始流行以空心砖垒砌墓室,如咸阳茂陵、塔儿坡[13](P225-235)、西安北郊等地均发现相当数量的空心砖墓,空心砖上模印有成对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凤鸟等图案。河南郑州、洛阳等地出土的空心砖上有朱雀、仙鹤、双龙及神人驭龙、怪人牵虎等图案[14]

画像石主要用于墓室、墓前祠堂、石阙等墓葬建筑的建造与装饰。它产生于西汉,盛于东汉,魏晋之际仅有个别材料。“神话故事”是画像砖画像石与汉墓壁画所构成的“汉画系统”常见的题材。如南阳市赵寨画像石墓[15],该墓为纯石结构,由前室、两个主室、两个侧室和一个后室组成。墓门由一个门楣、三个门柱和四扇门扉组成。门楣上刻羽人升仙图,羽人画像左边有方相氏、朱雀、应龙画像;右边有瑞兽、朱雀、獒犬、骑虎武士画像。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16](P26-40),平面呈回字形,南主室顶部刻月宫、蟾蜍、星宿画像,北主室顶部刻套环、白虎、太阳三足乌、菱形穿环、鱼、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长虹画像。隔梁南壁门道上刻白虎、羽人、苍龙、画像。

除了空心砖等建筑材料以外,汉代墓葬及城市遗址中多出土有瓦当。西汉常见的吉语类瓦当,如“长生未央”、“长毋相忘”、“千秋万岁”、“长生无极”、“长乐未央与天相保”瓦当等均含有追求长寿永生的意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有“长乐未央”、“长生未央”瓦当。汉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昭帝平陵、武帝茂陵等帝陵陵园发现的“长生无极”、“亿年无疆”瓦当等。

三、随葬品用途的新解——“娱神”、“通神”的供品

西汉中期以后,墓葬中的随葬器物上开始流行装饰神人神兽图案和描写仙界神人的文字或图画。如旌旗帛画、漆器、釉陶器、彩绘陶器、铜镜博山炉、陶灶、陶楼等。其中相当一部分随葬品除了供死者在地下世界中享用外,还有娱神和通神的作用。西汉中期以后,此类随葬品在墓葬中的数量和种类逐渐增多。

(一)旌旗帛画

旌旗帛画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和3号汉墓[17]以及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18](P28-31)中有出土。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T字形帛画最上层是日月星辰和诸神的天上世界,第二层为死者希望到达的昆仑山仙界,第三层是祭祀死者的人间世界。而该墓的漆棺板上也绘有仙山、双龙穿璧、仙禽神兽等图案。临沂金雀山9号墓旌旗帛画在马王堆汉墓T字形帛画的基础上稍有发展,天上图除了表现传统的日月、金乌、玉兔、蟾蜍之外,还增加了蓬莱、方丈、瀛洲等新内容,具体地描绘了灵魂升天之后所到达的理想世界。黄晓芬认为这种变化体现了灵魂“升天”意识向灵魂“升仙”意识的转化。“西汉中期以后,传统装饰绘画题材更突出表现天门、仙山的造型,而西汉晚期的天界、仙界图中又加进了西王母形象,死后升仙的描绘主题也愈加鲜明并完善起来。同时,旌旗帛画的这一装饰题材也影响至汉代的画像砖(石)墓的构图法。”[19](P234-235)信立祥也认为西汉早中期汉墓的旌旗帛画和壁画影响了后来出现的画像石、画像砖的题材及艺术表现形式。

(二)漆器

西汉后期漆器手工业达到了鼎盛时期,装饰图案有云气纹、流云纹、羽人、神兽、麒麟、青龙、白虎等。咸阳马泉西汉晚期墓出土的漆奁上有朱绘和贴金的云气、山峦、野兽及仙人骑兽、射猎、出行等图案[20](P125-135)扬州砖瓦厂汉墓出土彩绘漆枕纹饰绘有云气纹、羽人、鸟兽纹等,彩绘漆木梳篦上绘有云气纹,云气间有羽人多组,有的操琴,有的骑鹤等[21]。江苏邗江姚庄汉墓出土的七子奁,奁盖外壁饰以金银箔组成的山水云气、羽人祝祷、车马出巡、狩猎、斗牛、六博、听琴等画面[22](P19-43)。西汉时期这些漆器纹饰无疑也是升仙思想的反映。

(三)釉陶器和彩绘陶器

釉陶器在西汉武帝之前的墓葬出土极少,从西汉中期开始,都城长安地区釉陶器开始大量流行,至西汉晚期则相当普遍。其种类有壶、罐、奁、灶、仓等。纹饰内容以云气、神人、禽兽、山林为主,典型的图案组合为神人骑兽射猎,龙、虎、猴、豹、野猪及怪兽等腾越于云气间或奔驰追逐与山林中,山峦高耸,云气缭绕。如西北医疗设备厂汉墓群中出土多件釉陶鼎、盒、壶、奁,其上均有仙人、云气、山峦、野兽奔行于山间等纹饰[23],类似器物还见于西安市方新村开发公司汉墓群、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汉墓群、陕西省交通学校汉墓群等长安汉墓中[24]。另外,上述长安汉墓群中还可见釉陶鼎盖上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熊及云气纹图案组合。汉代人们对云气非常关注,“观气”也成了一个重要的职业,各种形状和颜色的云均有其特定的含义,其中的“卿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气,它“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25](P1339),汉代各种器物上装饰的云气纹即是这种“卿云”的形象。而神山的来源一是继承了燕、齐、楚等地区东周时期流行的传说,二则是来源于汉代现实生活本身。汉武帝时期大力拓疆开土,军事扩张的胜利带来了多方的奇珍异物,如文甲、翠羽、龙文、鱼目、汗血之马、狮子、大雀等,这些奇异鸟兽的突然出现对于中原汉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大大激发了他们的艺术想象力[26](P152-156)

另外,汉代的彩绘陶器上也常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奔行在云气间的纹饰。如洛阳地区和西安地区汉墓出土有不少的彩绘陶器,禽兽(朱雀、青龙、白虎)皆奔腾于云气纹之间[27]。汉代陶楼往往为三层,正如《尔雅·释地》所言的“昆仑三成(层)”,有的上面还有一只鸟,是“帝”或“太一”等神人的象征。所谓的陶楼叫做“昆仑”、“凉风”、“悬圃”等可能更为确当。汉墓中常见的抚琴俑和听琴俑反映了“琴以致仙”的仙家思想,尽管其制作粗糙俗简,其旨趣却雅致高迈,是汉人一整套仙家思想的表征。而辞赋中的夸饰描写体现了汉人对仙乐的歆羡和憧憬。[28](P141-148)

(四)铜镜、博山炉

西汉中晚期墓葬中出土的铜镜中,四乳钉间装饰的禽兽神仙纹铭文镜开始流行。而逍遥上下的仙人、神人及其所处的仙境和饮食表达了人们对长生和仙人的向往。常见的镜铭有:

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澧泉,得天道,物自然,驾交龙,乘浮云,宜官秩兮,得子孙兮。

福禄进兮日以萌,食玉英兮饮澧泉,驾文龙兮乘浮云,白虎□兮上泰山凤凰舞兮见神仙,保长命兮寿万年,周复始兮八子十二孙。

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徘徊神山采其草,寿敝金石西王母。

这些禽兽神仙纹镜和丰富的镜铭也正是武帝求仙活动影响下的产物。以祠灶、榖道、却老方被武帝信任的李少君曾言:“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29](P455)上述“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之类的镜铭应当源于李少君所言关于仙人的传说。

西汉流行的博山炉不但是一种雕刻着祥瑞纹饰的山形香炉,而且在使用时所散发的烟雾缭绕着奇特的山峰和祥瑞动物,极为生动地展现了神山、祥瑞和云气结合在一起的景象[30](P156)。有学者认为博山炉专门用于象征世界山和仙山,并考证博山炉之“博山”是安徽当阳的博望山,谓之“天门”,铜盘中立熏炉的现象就是洲中之山的模拟,即盘(瀛)中熏炉(昆仑)[31](P154)

(五)“灶神”形象的出现和流行

从西汉中晚期开始,灶前壁两侧开始出现司火人物和水瓶图案。常见的形式为火门一侧饰一老妪拱手站立或跪着司火,另一侧模印一瓶,上方或周围饰建筑图案。其司火的形式常见有双手拉风箱和手执火棍拨火两种,灶门一侧司火的老妪应是代表了当时流行的灶神的形象,另一侧的水瓶或盆不但是厨房中必需的汲水和淘米器具,也是祭灶时所用器物[32]。《礼记·礼器》:“燔柴于奥,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郑注:奥当为“爨”,或为“灶”。又云:“时人以为祭火神,乃燔柴。老妇,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孙希旦集解:“盆所以淅米,瓶所以汲水。祭爨之礼,用盆以盛食,用瓶以为尊。”郑曰:“祝融并奥及爨,三者不同。祝融是五祀之神,祭于郊。奥者,止是灶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妇配,有俎及豆、笾,设于灶陉,又延尸入奥。爨者,宗庙及后,直祭先炊老妇之神,在于爨灶。”[33](P457-458)汉武帝时,李少君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他对汉武帝说:“祠灶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34](P1216-1217)于是天子始亲祠灶。如淳曰:“祠灶可以致福。”汉武帝的这一举措同西汉中期以后墓葬中普遍出现陶灶这一现象,有着内在的因果联系[35]。其实西汉早期墓葬中随葬陶灶就比较流行,西汉中期以后灶的装饰逐渐繁复和多样。而西汉中期偏晚灶前壁上灶神的形象的出现,当同汉武帝的祠灶和求仙有关。

四、“仙人”、“仙界”观念在墓葬和生活中的普及

汉武帝因其身份,求仙活动影响遍布全国,并使得“仙人”、“天界”的观念普及化。在西汉前期以前,墓葬中反映“灵魂不死”现象都体现在对天空和天象的崇拜,而武帝的求仙使得“西王母”等神话人物迅速“神格”丰满,并普及开来。“天界”和“仙界”也具体化起来,不再是虚幻的流云和日月星辰,而加入了西王母、东王公、昆仑山、玉兔、蟾蜍等“仙界团体”。正如在《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尚是一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疠及五残”[36](P31)。经过不断的改造,变成司马相如《大人赋》中描绘的“吾乃今睹西王母矐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喜”[37](P68)这样的长生女仙。直至西汉晚期的哀帝建平年间(前3年)爆发了一场以西王母信仰为核心的群众运动。《汉书·五行志》载:“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蒿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踰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38](P1476)经过这样大规模的普及活动,“西王母彻底蜕去了半人半兽的恐怖外形和刑罚之神的可怕神性,变为昆仑山仙人世界的主人公而受到全社会的憧憬和崇拜”[39](P148)。汉武帝对仙人和仙境的不懈追求和狂热践行在社会上掀起了巨大的效仿和实践之潮,“人们开始相信,成仙并不只是那些具有超凡智慧的哲人和拥有巨量财富的帝王所专有的追求,一介凡夫俗子的灵魂同样可以进入西王母的天堂,成为不死的仙人。比起人间的任何地方,灵魂在天堂或仙境中可以享受到更大的幸福。在这种氛围中,汉代人对死后升仙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仙人”、“仙界”等观念的普及化造成各种形式的墓葬随葬器物、墓葬装饰上都反映出人们幻想的形象。墓葬壁画、空心砖、画像石(砖)中的“四神”、“仙山”、“西王母天庭”及大量墓主人升仙的场景,釉陶器、彩绘陶器上动物奔驰于云气间的“仙界”场面,“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长乐未央,与天无极”等镜铭和吉语,乃至于东汉流行的“画像镜”、四神纹瓦当,各种表示长命百岁的吉语瓦当等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无不说明了人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企图打上“仙界”的烙印。

【注释】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2]《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3]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

[4]《汉书·郊祀志》中记载成帝末年颇好鬼神,时有神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哀帝时“京师诸县皆有侍神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后汉书·郊祀志》也记载东汉桓帝即位“尤好神仙”。(www.xing528.com)

[5]汤惠生:《考古三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6]阎道衡:《永城芒山柿园发现梁国国王壁画墓》,《中原文物》,1990年1期。

[7]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

[8]洛阳博物馆:《洛阳卜千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6期。

[9]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5期。

[1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4期。

[11]徐进、张蕴:《西安南郊曲江池汉唐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6期。

[12]倪润安:《天地交通观念与西汉墓葬建构》,《四川文物》2007年6期。

[13]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市空心砖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82年3期。

[14]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出土空心砖拓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15]王建中:《南阳市赵(周)寨“羽人升仙”画像石考》,《中原文物》1996年增刊。

[16]周到、李京华:《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6期。

[17]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18]刘家骥、刘炳森:《金雀山西汉帛画临摹后感》,《文物》1977年11期。

[19]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

[20]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考古》1979年2期。

[21]扬州博物馆:《扬州东风砖瓦厂汉代木椁墓群》,《考古》1980年5期。

[22]扬州博物馆:《江苏邗江姚庄101号西汉墓》,《文物》1988年2期。

[23]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长安汉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24]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长安汉墓》,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25]《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26]〔美〕巫鸿著.郑岩等译:《礼仪中的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27]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28]汤惠生:《考古三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9]《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30]〔美〕巫鸿著.郑岩等译:《礼仪中的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31]汤惠生:《考古三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2]刘卫鹏、张红玲:《关中地区出土的陶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5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

[33]郑玄注、孔颖达等疏:《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4]《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35]梁云:《论秦汉时代的陶灶》,《考古与文物》1999年1期。

[36]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37]司马相如著、朱一清、孙以昭校注:《司马相如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38]《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39]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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