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工程

二、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大工程

任继愈认为：“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巨大文化工程，这部名举中外的大型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乾隆以前的主要文化典籍，长期以来被人们誉为‘传统文化之总汇，古代典籍之渊薮’，许多学者都将它与长城、京杭大运河联系在一起，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大工程，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骄傲。”^[3]

（一）空前的大策划

1．清高宗的搜访遗书诏与朱筠的奏折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清高宗发布第一道中外搜访遗书诏^[4]，命令各省督抚学政加意购访古今著作，以彰稽古右文之盛。与此同时，还下达了以下旨意：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称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

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倡诗文，琐屑（档案本作“碎”）无当者，均无庸采取（档案本有“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档案本无“内”字）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沈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档案本作“有”）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抄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档案本无“仍将”）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但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行呈送，烦复皆所不免。着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阅者，再开单行知取进。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钦此。^[5]

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学政朱筠上书乾隆皇帝，就搜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陈述了四条意见：

一、旧刻抄本，尤当急搜也。汉唐遗书存者希矣，而辽宋金元之经注文集，藏书之家尚多有之，顾现无新刻，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余史别，往往卷帙不过一二卷，而其书最精。是宜首先购取，官抄其副，给还原书，用广前史艺文之阙，以备我朝储蓄之全，则著述有所原本矣。

一、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宋臣郑樵以前代著录陋阙，特作二《略》以补其失。欧阳修、赵明诚则录金石，聂崇义、吕大临则录图谱，并为考古者所依据。请特命于收书之外，兼收图谱一门。而凡直省所在现存钟铭碑刻，悉宜拓取，一并汇送，校录良便。

一、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臣伏思西清东阁所藏，无所不备，第汉臣刘向校书之例，外书既可以广中书，而中书亦用以校外书，请先定中书目录，宣示外廷，然后令各举所未备者以献，则藏弆日益广矣。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

一、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前代校书之官，如汉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较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人。以是刘向、刘知幾、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列代若《七略》、《集贤书目》、《崇文总目》，其书具有师法。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臣伏查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6]

朱筠主张急搜明代以前旧刻抄本、著录金石图谱、中书外书互校、著录校雠并重，其中还谈到校核《永乐大典》，是极具建设性的意见。“朱四条”立即引起了清高宗的注意，将其交与大臣廷议。

2．内阁的回应与清高宗的批示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初六日，素以方正著称的首席大学士刘统勋欲寝其事，而另外一位深得清高宗宠幸的大学士于敏中则主张按照皇上的旨意办事。当日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达成妥协。他们对于朱筠的主张有所采纳，认为第一条与清高宗的圣旨相近，对校核《永乐大典》作了初步部署，但对其他各条则颇存异议：

至古来金石刻文，现经流传可考者固多，其有僻在山林荒寂之所，一时难以搜寻者，若必令官为拓取，恐地方有司办理不善，转滋纷扰。所有该学政请将钟铭碑刻悉宜拓取汇送之处，应毋庸议。

至现今采访遗书，业经奉旨，令各督抚等先行叙列目录奏闻，俟候汇齐后，令臣等详加检核，再行开单行知取进。知其中查内府现有之书，臣等即可声明扣除，不必列单移取。是该学政所奏先定书目宣示之处，毋庸再行置议。

查古人校定书籍，必缀以篇题，诠释大意。《汉书·艺文志》所称“条其篇目、撮其指意”者，所以伦次得失，使读者一览了然，实为校雠良法。但现今书籍，较之古昔日更繁多，况经钦奉明诏，访求著录者，自必更加精博。若如该学政所奏——每一书上必撮举大旨，叙于卷首——恐群书浩如渊海，难以一一概加题识。查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晁公武《读书志》，皆就所有之书，编次目录，另为一部，体裁最为简当，应即仿其例。俟各省所采书籍全行进呈时，请敕令廷臣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诏策府大成，自轶唐宋而更上矣。^[7]

此议得到皇上认可，并于当日下旨将校核《永乐大典》提上议事日程，命令大臣讨论规条，又对提要之事做出仲裁：

至朱筠所奏每书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之处，若欲悉仿刘向校书序录成规，未免过于繁冗。但向阅内府所贮康熙年间旧藏书籍，多有摘叙简明略节，附夹本书之内者，于检查洵为有益。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旨隐括，总叙崖略，粘贴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8]

《四库全书总目》成书后的体例，接近朱筠最初的提议。清高宗与各位大学士的初衷，似乎只想编辑一部简明目录而已。后来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出现种种纰漏，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充分接受朱筠的建议，特别是中书外书互校与著录校雠并重两条宝贵意见。

不得不提的是，乾隆大帝打着“稽古右文”的幌子，后来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干的是赤裸裸的文化专制勾当。

（二）四库馆功臣

1．“五征君”

四库开馆，广揽人才，主要启用翰林院士，又扩大到内阁中书，编纂人员达360余人，校勘抄书人员数以千计，地方上卷入者不计其数，士林皆以入馆修书、抄书为莫大之荣耀。一时老少咸集，群贤备至，尤以破格录用“五征君”为美谈。

（1）戴震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上开四库馆，于文襄公以纪文达公、裘文达公之言，荐先生于上，上素知有戴震者，故以举人待召，旷典也。奉召充纂修官，仲秋至京师”。^[9]

有人认为四库“经部属之戴东原”，也有人认为“天文算法类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笔”，《戴东原先生年谱》与《戴震全集》均将被收入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仪礼集释》等十四篇永乐大典本的卷首提要理所当然地视为戴震之作。以上说法都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第一种说法虽然经过一些学者反驳，但仍然有人还在引用^[10]；后两种说法则无人怀疑。下面拟对上述三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予以澄清。

第一，关于“戴震主经部说”。晚清著名文士李慈铭认为：

《四库总目》虽经纪文达、陆耳山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昌，皆各集其所长。^[11]

今人吴哲夫反对此说，他认为：

李氏说法未必真确，今考聚珍版各书提要于总校官之后有分纂官姓名，于该书作者，略可藉以考得，东原所撰提要如《仪礼集释》、《仪礼释宫》、《仪礼识误》、《大戴礼记》、《方言注》等，虽为经部，然《水经注》则属于史，《项氏家说》、《孙氏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等，又属子部，故东原未必专主经部。^[12]

沈津亦认为李说纯属无稽之谈。戴震于乾隆三十八年入馆，三十九年校《水经注》、《九章算术》，四十年校《海岛算经》、《仪礼识误》，四十二年再校《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其所撰提要又有《仪礼集释》、《仪礼释宫》、《五曹算经》等七种。戴震在馆似以校书为主。^[13]邵南江虽长于史学，但也只是以正史为主，并非整个史部都属之邵南江。周永年可能负责释家类提要稿的起草^[14]。经综合考察后发现，经部各类出力较多的是以下学者：纪昀——易类，程晋芳——书类，任大椿——三礼类，其他类情况暂不清楚。总之，“经部属之戴东原”一说并不可靠。戴震虽享经学之名，但当时在四库馆中人微言轻，不可能独立负责最为重要的经部。

第二，关于“天文算法类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笔说”。著名数学史专家钱宝琮曾经提出一说：

四库天文算法类书：推步之属三十一部四百二十七卷，算术之属二十五部二百十卷，皆依撰述时代先后为序，编入《总目》每部各为撰提要一篇，将本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述著者世次爵里，作一极简要之绍介。其书之著作时代及名称、卷数等事，有疑窦者，亦各为考据辨证。篇后题名者胥属纪昀、陆锡熊、戴震三人，昀与锡熊在四库馆皆总纂官之职，天文算法非所谙习。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笔无疑。^[15]

钱氏的这种说法虽然被作为权威意见不断引用，但缺少坚实的证据。四库全书馆设有专门的天文算法纂修官三人，即钦天监中官正郭长发、钦天监灵台郎陈际新、算学录倪廷梅。协勘《总目》官李潢也深通数理。郭、倪二氏事迹待考，陈际新、李潢则见于《畴人传》^[16]。笔者已经考证出，永乐大典本《数学九章》出自陈际新之手^[17]。“篇后题名者胥属纪昀、陆锡熊、戴震三人”之说亦为想当然耳，并无其事。我们有理由相信，天文算法纂修官才是天文算法类提要的主要起草者。李潢可能也对这部分提要稿进行过润色加工。另外，从上海图书馆所藏提要残稿来看，经纪昀改动的提要达数十篇之多，其中如《历体略》、《天步真原》、《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弧矢算术》、《几何原本》等均属天文算法类。^[18]

戴震在《四库全书总目》方面的作用无疑被夸大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戴震在后世的名气太大，后人因他在乾嘉学派中居领袖地位，就想当然地认为他在四库馆中必定也居领袖地位。戴震在四库馆中主要贡献是校勘、辑佚《永乐大典》，对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贡献可能不太大。况且《四库全书总目》曾公开点名批评其学术观点，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事情。

第三，关于十四篇永乐大典本提要。戴震是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官，下列“永乐大典本”由戴震辑佚而成：《仪礼集释》、《仪礼释宫》、《仪礼识误》、《大戴礼记》、《方言注》、《水经注》、《项氏家说》、《孙氏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周髀算经》。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与现行《戴震全集》，均将十四篇被收入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卷首提要理所当然地视为戴震之作。显然，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戴震当初可能一一撰有草稿，但收入《四库全书总目》者与《四库全书》卷首提要均或多或少经过他人修改。“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馆臣每校定一种书，都要在卷首写上一篇提要。”^[19]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分纂官提要稿可能被采纳，也可能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甚至根本就推倒重来。这些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分纂官提要与《四库全书》卷首提要或《四库全书总目》内的单篇提要画上等号，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将这些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卷首提要径自视为“研究戴震数学思想的重要材料”，那更是错上加错。

我们目前只找到四条材料，《海岛算经》、《夏侯阳算经》提要可以确定为戴震所撰，《九章算术》提要乃是经过修改而成，而《水经注》提要基本上是根据清高宗的旨意重拟而成。《水经注》提要，学术界历来认为是出自戴震手笔，实则馆臣在揣摩清高宗诗文后修改润饰而成。只有以下文字出自戴震之手：“凡水道所经之地，经则云过，注则云迳；经则统举都会，注则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经则首句标明，后不重举，注则文多旁涉，必重举其名以更端；凡书内郡县，经则但举当时之名，注则兼考故城之迹。”这也就是著名的戴氏四大义例。

（2）邵晋涵(www.xing528.com)

邵晋涵（1743—1796），字与桐，一字二云，号南江，浙江余姚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任翰林院编修、四库馆纂修官，次年编辑《旧五代史》完成后因病离开了四库全书馆。后任日讲起居注官，兼文渊阁直阁事。

黄云眉云：“二云先生经经纬史，习闻阳明、南雷、蕺山三先生绪论，家藏宋元遗书甚富，数百年浙东文献，萃于一身。”“盖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先生自其家传乡习，闻见迥异于人；既入馆，肆窥中秘，遂如海源川汇，不可津涯。”^[20]邵晋涵尤以史学著称于时，阮元称其“博闻强记，于宋明以来史事最详，学者唯知先生之经，未知先生之史也。于经则覃精训诂，病邢昺《尔雅疏》之陋，为《尔雅正义》二十卷，发明叔然、景纯之义，远胜邢书，可以立于学官。在四库馆与戴东原诸先生编辑载籍，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21]阮说是否有确凿的证据来源，不得而知。史学诸书提要真的多出邵晋涵之手吗？目前尚无法完全证实。

邵晋涵的《南江书录》是保存下来的四库提要稿。《南江书录》与《四库全书总目》之间的异同主要表现在文字方面。邵晋涵对于四库学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辑佚永乐大典本，二是负责撰写正史类提要稿。邵晋涵在《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过程中的作用向来被过分夸大，“史部属之邵晋涵”、“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等说法均缺少事实根据，不足为凭。邵氏以史部为主，特别是以正史为主，二十四史只有《三国志》与《旧五代史》两种提要不见于《南江书录》（下称《书录》），前者涉及敏感问题——正统问题，后者可能涉及难言之隐——此书原系邵氏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典本的本来面貌邵晋涵是最清楚的，但是收入《四库全书》的版本已经被严重篡改。总之，《史记集解》、《史记正义》、《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记》、《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两朝纲目备要》、《通鉴前编》、《通鉴纲目前编》等提要，与《四库全书总目》所载，字句大同小异；若《史记提要》、《后汉书提要》、《新唐书提要》，则面目迥殊。大抵《南江书录》所载多议论语，而《四库全书总目》则多辨证语。《五代史提要》一篇，亦小同大异。^[22]

（3）余集

余集（1738—1823），字蓉裳，号秋室，浙江钱塘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于诗古文词曲外，旁涉算学、篆刻、绘画，博涉多通。

余集所拟提要稿刊入《秋室学古录》中，共7篇，即《毛诗指说提要》、《毛诗名物解提要》、《欧阳公诗本义提要》、《诗传遗说提要》、《张氏诗说提要》、《林氏毛诗讲义提要》、《诗缵绪提要》，均为经部诗类。余集所拟提要稿与《四库全书总目》之间存在的差异，主要是在如何评价朱子上，其焦点仍然是汉学、宋学之争。《诗经》研究存在汉学与宋学两种不同路径，汉学派尊《小序》，重毛、郑；宋学派主张废《小序》，尊朱子。《四库全书总目》重汉学、轻宋学，而余集则反其道而行之。另外，《续吕氏家塾读诗记》、《絜斋毛诗经筵讲义》两种永乐大典本亦出余集之手，提要原稿可能也是余氏所撰，但其集中未见，存而不论可矣。

（4）周永年

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山东历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四库全书》之编纂缘起，远源即为周永年所倡之编纂“儒藏”说。《四库全书总目》是《四库全书》之解题目录，对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意图作了陈述，但往往此现一鳞，彼现一爪，难见全体。笔者以为一部《四库全书》实即一部《儒藏》。《四库全书》也好，《四库全书总目》也好，始终严守儒墨之防，以孔子之道或儒家之道衡量群言。《四库全书》虽然也收入了少量的异端之作，但不能改变其核心部分的性质。

释家类提要可能出自周永年之手。据陈垣研究后发现：“《四库全书》成书仓猝，谬误本多。惟释家类著录十三部，存目十二部，谬误尚少，此必稍通佛学者所为。吾尝考之，四库馆员中以佛学名者无几，吾颇疑其出于历城周书昌永年也。……尝阅王述庵昶《春融堂集》四十五《再书楞严经后》，有云：‘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范、钱塘张无夜世荦、洛南周永年书昌及余四人。’……今《四库提要》《开元释教录》条下，注云：‘江南按察使王昶家藏本’，而存目《正宏集》条下，则注云‘编修周永年家藏本’。吾因此颇疑释家类提要出永年手，故舛误尚不多也。”^[23]

周永年辑出《周官总义》、《左氏传续说》、《周官集传》、《春秋释例》、《文选颜鲍谢诗评》、《牧庵集》、《周官新义》、《公是集》、《彭城集》、《浮溪集》等永乐大典本。章学诚说：“宋元遗书，岁久湮没，畸篇剩简，多见于明成祖时所辑《永乐大典》。时议转从《永乐大典》采缀，以还旧观。而馆臣多次择其易为功者，遂谓搜取无遗逸矣。书昌固执以争，谓其中多可录。同列无如之何，则尽举而委之书昌。书昌无间风雨寒暑，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丹铅标识，摘抉编摩。于是，永新刘氏兄弟《公是》、《公非》诸集以下，又得十有余家，皆前人所未见者，咸著于录。好古之士以为书昌有功斯文，而书昌自是不复任载笔矣。”^[24]章氏此说一直颇有市场，甚至被夸大到不可信的程度，似乎永乐大典本是周永年一人所为。永乐大典本成于众手，仅归功于周永年一人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5）杨昌霖

杨昌霖曾经参与《永乐大典》辑佚。纪昀于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校勘文渊阁库书发现遗失《永乐大典》书三部：

《春秋例要》。谨案：此书宋崔子方传，乃《子方春秋》三书之一。通志堂所刻经解，仅有两书，佚此一种，久无传本。主事杨昌霖从《永乐大典》辑出补完。今架上未收。^[25]

有关杨昌霖的其他情况，文献不足征，我们已经难以索解了。

2．四总纂

总纂官的遴选是至关重要的，四库馆中曾经有四位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和王太岳。孙士毅以武将入选四库馆，本属异数，他在四库馆中的贡献究竟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王太岳虽一度出任总纂官，在职名表中署名为“黄签考证纂修官”或“编次黄签考证官”，编次黄签，与曹锡宝共同编撰《四库全书考证》一书。纪昀、陆锡熊在四库馆中应该是核心人物，我们在下面主要讨论他们两位的贡献。

（1）纪昀与《四库全书》

纪昀（1724—1815），字晓岚，直隶献县人，官至协办大学士，著有《史通削繁》、《阅微草堂笔记》等。纪昀对于《四库全书》究竟有何贡献呢？

第一，主持四库分类。纪昀云：“余校录《四库全书》，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谓礼乐兵刑，国之大柄也。农家、医家，旧史多退之于末简，余独以农家居四，而其五为医家。农者民命之所关，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故升诸他艺术之上也。”^[26]但《四库全书总目》分类绝非纪昀一人所为，如清高宗首先确定了《四库全书》采用四分法，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的“圣谕”云：“至儒书之外，阑入释典、道经，于古柱下史专掌藏书守先待后之义尤为凿枘，不合朕意。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27]至于具体条例，也经过了很多人讨论，其中包括总裁官、总阅官以及其他总纂官等人。

第二，主纂总叙、类序。纪昀称：“余向纂《四库全书》，作经部诗类小序。”^[28]又称：“余作《诗类总序》，有曰：‘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各挟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济以不平之气，激而过当，亦其势然与！’”^[29]经部其他类序似亦出纪昀之手：“凡《易》之象数义理，《书》之今文古文，《春秋》之主传废传，《礼》之王郑异同，皆别白而定于一尊，以诸杂说为之辅。”^[30]纪昀又称：“余于癸巳受诏校秘书，殚十年之力，始勒为《总目》二百卷，进呈乙览。以圣人之志，藉经以存；儒者之学，研经为本，故经部尤纤毫不敢苟。”^[31]“余校定秘书二十余年，所见经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滥。”^[32]纪昀博览群书，尤邃于《易》，《纪晓岚文集》内有多篇序跋即为论《易》之作，如《逊斋易述序》^[33]、《周易义象合纂序》^[34]、《黎君易注序》^[35]。纪昀以上关于易学流变史的独到见解，皆与《易类序》如出一辙，可见，《易类序》主要反映了纪昀的学术观点。

第三，主纂案语。纪昀称：“余作《四库全书总目》，明代集部以练子宁至金川门卒龚翊八人列解缙、胡广诸人前，并附案语曰：‘谨案练子宁以下八人，皆惠宗旧臣也。考其通籍之年，盖有在解缙等后者。然一则效死于故君，一则邀恩于新主，枭鸾异性，未可同居，故分别编之，使各从其类。至龚翊卒于成化辛丑，更远在缙等后，今亦升列于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论定，纡青拖紫之荣，竟不能与荷戟老兵争此一纸之先后也。’”^[36]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行文不尽相同。此类案语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占一定比重，在库本提要中是没有的，显为后来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时所加。案语是否全出于纪昀，目前也不能证实。纪氏自述案语与《四库全书总目》所载之案语尚有差异，表明案语也如《四库全书总目》正文一样，曾经反复修改。“用以昭名教是非”正是《四库全书总目》编纂之目的。

第四，安排排列顺序。纪氏云：“惟《诗》则托始于小序，限以《辨说》，以著争端所自起；终以范蘅州《诗渖》、姜白岩之《诗序补义》、顾古湫之《虞东学诗》，非徒以时代先后次序应尔。”^[37]

第五，修改提要稿。从上海图书馆所藏提要残稿来看，经纪氏改动的提要达数十篇之多，如《说文解字篆韵谱》、《六书故》、《定保录》、《奏对稿》、《洛学编》、《申鉴》、《潞水客谈》、《历体略》、《天步真原》、《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弧矢算术》、《几何原本》、《书史会要》、《易林》、《小字录》、《道山清话》、《山房随笔》、《遂昌杂录》、《寒山子诗集》、《山谷内外集》、《双溪集》、《南湖集》等。沈津校理后发现，经纪昀改正之稿也不等于定稿，后来又经人修改方才定稿^[38]。

第六，主持校勘工作。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见到纪昀写给协勘总目官梁上国的一封短简：“前有《总目》奉乞掾笔校勘，现在刻本俱已校清发补，如已经校出，希即付为祝。”

（2）陆锡熊与《四库全书》

陆锡熊（1734—1792），字健男，号耳山，又号篁村，上海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改庶吉士，授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处，出任福建学政。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与纪昀同为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著有《篁村诗集》十二卷、《宝奎堂文集》十二卷等。《清史稿》、《清史列传》均有传。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陆锡熊在四库学方面的贡献很少有人提及，似乎他在四库馆中无足轻重。其实，纪、陆当时并驾齐驱，上下颉颃。纪昀专美于后世，陆锡熊则为其盛名所掩。名之显微，有幸有不幸焉。

首先，从陆氏文集来看。陆锡熊著有《宝奎堂集》、《篁村诗集》等，其中最能代表其学术见解且又与四库学关系较为密切的有二文，一是《晓谕诸生示》：

夫为学以穷经为首，而经师授受实本专门，将溯源流，必资古义。诸生先当潜心注疏，穿穴诸家，详辨训诂，博稽名物，然后折中儒说以睹指归，精治一经，旁通六籍，苟臻贯串，必与甄嘉。至史学与经并重，体用相资，诸生方欲学古，入官而故事茫如，将何以练习典章，扩充识见？即以行文而论，亦未尝不可得其精意，羽翼微言，愿研经之余，时亦览史。^[39]

力主“经史并重论”，与《四库全书总目》“正史体尊，义与经配”^[40]大致相近。二是《题韦约轩前辈秋林讲易图》：

自从王学行，清谈久驰骛。九家尽湮埋，百氏竞喧嘑。浸淫及图书，往往失抵牾……嗟我汉经师，遗文委蟫蠹。我昨校中书，兰台发缣素。岿然中孚经，一一辨章句……源流识焦京，古义宁强附……征君白发翁（谓惠定宇先生），掇拾搜武库。觕成汉学书，惜此目未遇……^[41]

陆氏贬斥王弼以来之易学，而盛推惠栋光复汉学之功，这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论调极为吻合。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类提要经其审定。陆锡熊《伤寒论正宗序》自称：“往余典校秘书，子部医家类最为完备，自隋唐以来诸名师著述具在。今著录文渊阁者尚百数十种，余皆尝审正一过。而于灵兰金匮之要，未有所得，故茫然莫辨其津涯。”^[42]文集内涉及四库编纂的史料不多，但吉光片羽，尤为可珍。从其唱和的人来看，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馆臣，如翁方纲、程晋芳等人，这些人均为《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纂修作出过可贵的贡献。

另外，为总裁拟札子是陆锡熊的主要职责之一。如其文集中就收有《为总裁拟进销毁违碍书札子》^[43]、《为总裁拟进评鉴阐要札子》^[44]、《为总裁拟进旧五代史札子》^[45]。

其次，从上海图书馆所藏提要残稿来看。《辨言》重写提要稿出自陆锡熊之手。在此篇提要旁另有朱笔批语：“依此本改。”此四字审为纪昀手笔。显然可见，陆氏参与了修改提要稿的工作。

最后，从当时人的评价来看。清高宗在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的一道上谕中说：“见其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则成于纪昀、陆锡熊之手。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甚属可嘉。”《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也记载了不少表彰陆锡熊的档案材料，文繁不具引。撰述提要非成于纪昀一人之手，陆氏亦功不可没。正如于敏中当时所言：“提要稿吾固知其难，非经足下（指陆锡熊——引者注）及晓岚学士之手，不得为定稿。诸公即有高自位置者，愚亦未敢深信也。”仅从《于文襄手札》便可知，陆锡熊之于《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均为举足轻重之功臣。酌定凡例，改定提要稿，正是总纂官的职责。

同时学者王昶认为陆锡熊之功为最多，其《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陆公锡熊墓志铭》云：“皇上稽古典学，复开《四库全书》之馆，以惠艺林。先取翰林院所弆《永乐大典》，录其未经见者，又求遗书于天下。书至，令仿刘向、曾巩之例，作提要，载于卷首。而特命陆君锡熊偕纪君昀任之。君考字画之讹者、卷帙之脱落者、篇第之倒置，与他本之互异，是否不谬于圣人；及晁公武、陈振孙诸人议论之不同，总撰人之生平，撮全书之大概。凡十年书成，论者谓陆君之功为最多。”^[46]“且《四库全书》定于御览，尊于册府，分布于海域，腾今迈古，千载未有，皆君审定而考正之。世之读《提要》者，见其学术之该博，议论之纯粹，显显然如在目前。”“总裁简册，以黻隆平。入典书局，出主文衡。拔诸髦俊，用为国桢。《七略》、《七录》，巨编既成。正厥讹谬，往来神京。”^[47]有人认为，由于陆锡熊入馆较晚，又死得较早，所以唯有纪昀是“始终其事而总其成者”。^[48]其实不然，纪、陆同时就任总办（即总纂官），以后又多次同步提升。《四库全书总目》初稿于乾隆四十七年编纂完成，此时陆锡熊尚在四库馆中。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编纂成功之日，陆锡熊尚得见之。陆氏自称：“臣等奉命纂辑《四库全书总目》，现在编次成帙。”^[49]“宋曾巩校史馆书仅成目录序十一篇，臣等承命撰次《总目提要》，荷蒙指示体例，编成二百卷。遭际之盛，实远胜于巩。”^[50]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谁曰不然？

综上所述，陆锡熊为《四库全书总目》的撰写与定稿作出了巨大贡献。是非予夺之际，绝非一出纪昀，陆锡熊亦有莫大之助焉。其孙陆成沅云：“伏念先都宪公遭际盛时，所著《四库全书提要》，怀椠握铅之士无不共知。”^[51]其子陆庆循亦云：“先子以文章学业受特达之知，自奉敕编辑各书外，《四库全书提要》外，有《通鉴纲目辑览》、《唐桂二王本末》、《契丹国志》、《胜朝殉节诸臣录》、《旧五代史》、《河源纪略》、《历代职官表》、《八旗通志》各种，余如《日下旧闻考》等书，亦代定体例。”^[52]其子若孙径将《四库全书总目》的著作权归于陆锡熊名下，似有为颂先人之德而抹杀他人之功的嫌疑，子孙之词虽未足尽凭，但也决不会完全凭空捏造，一定有相当的事实作根据。后世以纪、陆并称，庶几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