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管理人才培养质量改进——基于不平衡性视角

工商管理人才培养质量改进——基于不平衡性视角

范黎波

摘　要：当前，中国大学在发展中存在两个不平衡：大学与社会的不平衡、国际化和本土化的不平衡。本文从当前大学教育存在的两个不平衡出发，对如何改进工商管理人才培养的质量进行讨论，提出了通过不断满足社会的合理预期，提升大学教育的全球性视角，加强双语教学和双语交流，来解决教育体系中的两个不平衡的建议；同时为改进工商管理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不平衡　工商管理教育　质量改进

法国一位著名的组织行为专家米歇尔教授曾经请教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发展得这么快，在大发展中变成世界工厂了，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从哪里来呢？靠国外吗？靠“海归”吗？怎么可能！所以，严格讲起来，中国大学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探索性地培养了一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使得“中国故事”（即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能够写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对于中国大学现状，中国人自己看自己，比较容易看到负面的和消极的地方，这并不奇怪；而局外人可能看到它正面的和积极的地方更多一些。当然需要看到，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还处于发展阶段，对人才质量的要求还不是很高。但中国经济的逐渐开放，工业化和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都会对科技和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创造能力、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等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国大学工商管理教育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从引进西方课程体系和教材开始的，是典型的线性创新项目。工商管理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始终承受着来自国际化和社会认知的双重压力和挑战。和“中国制造”一样，工商管理人才培养面临一个跨越，也需要这样的跨越，这不仅是大学发展中的战略问题，也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一、中国大学发展存在两个突出的不平衡

1.大学与社会的不平衡

大学和社会（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之间隐含着一种契约。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大学的人和大学的事有一些微词，其中部分原因是来自于社会不现实的过高预期，社会认为大学在滥用权力和浪费资源，也有部分原因在于大学自身的不作为，既定制度环境下大学的主体性身份缺失等。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起源于德国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洪堡在创建柏林大学时提出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办学思想便成了现代大学制度思想的滥觞。洪堡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国家既要办大学，又要让大学保持独立而不加干涉。因此，社会总在寻求修改契约条款的途径和可能性。200多年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启发了许多政治领袖，让他们明白了“只有为公众谋福利才能确保自身的合法性”。以此推理，中国大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的重要原因是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契约出现了严重不对称，大学需要把满足社会合理预期放在突出位置上。

社会对大学的预期是相对稳定的，主要表现为创造新知与创新应用、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明传承和为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支撑。这里我们主要谈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科学进步让整个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大学是科学殿堂，科学精神首先表现为创造新知与科学方法的创新应用，不是要把每一个人都改造成为纯粹的科学主义者，但是必须掌握新知和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第二要义是学术自由、学术自主，因为学术工作的性质本身就需要更高的自主性和更多的自由。

人文精神最简单的表述是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求，努力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能够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詹姆斯·马奇⁽¹⁾（James March）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荣退讲席教授（Jack Steele Professor Emeritus），是人文主义的真正传人。这从马奇对堂吉诃德的形象描述中可见一斑。马奇认为，堂吉诃德一直以来都是在听从自我的想法，而没有让环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他追求的是一种自尊，而非私利。堂吉诃德的传奇歌颂了对于人性的另外一种看法，即热情、责任感以及行动并不取决于最终是不是有好的结果，而是取决于是不是愿意无条件地投入一种特有的生活。马奇还认为，堂吉诃德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有在确定不会被欺骗时才去信任，在知道有所回报时才去爱，在看到了知识的价值后再去学，我们就丧失了人类的一个基本特性。任何宗教的存在如果能够以它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来衡量的话，那它也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宗教了。

人文精神表现为社会良知或良心。社会良心主要在大学，大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校风学风是世风的反映，校风学风又应成为世风的先导。人类文明危机的问题，一些社会沉沦问题，都需要教育工作者匡谬扶正，形成强大的、正义的社会声音。大学要明辨是非，坚持正确的，以自身的良好行为体现道德规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大学有一种很强的官僚化倾向，这种官僚化与人文精神有很大的冲突。官僚在英文中是“Bureaucracy”，西方标准翻译是“科层组织”。科层制是一种建立在理性行动基础上的组织管理体制，最大的特征就是“技术最优性”，但是它会导致上级对下级的“独裁机制”，即官僚主义蔓延、人性的压抑以及创新精神的窒息等。

2.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不平衡

国际化和本土化在低端层面上是对立的，只有到了高端层面我们才可以说“民族的就是国际的”。一些中国大学出于认知偏颇、能力不足或历史积累不足等原因，对国际学术合作、国际期刊论文发表、海归人才、国际学生交流和双语教学等是抵制的；也有一些大学做过了头，一切必须是国外引进的，至于消化和吸收能力如何一概不予以考量，导致了食洋不化。因此，成功平衡了“国际取向”和“本土植根”的中国大学是不多见的。

香港中文大学是李卓敏校长于1963年创办的，李校长既有雄才又有大略。他当时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曾任该校国际工商系主任，那时伯克利分校如日中天，几乎压倒哈佛。1963年，李卓敏教授受聘到香港筹办香港中文大学，他坚持的理念是：“香港中文大学是一所中国人办的国际性大学，不是中国大学，也不是英国大学，也不是美国大学。”李卓敏校长的理念应该成为今天中国大学发展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因为这个理念有一个基本前提，大学是世界性的，不只是中国的。

（1）大学是全球性的

大学是全球性的。大学设置什么课程和讲授什么内容，研究什么领域和研究什么方向，全世界范围内差不多，很多是相同和相通的，有共同的标准。在自然科学领域非常容易定义和理解，即使在人文学科（Arts＆Humanities）中，很多东西包括自由精神、尊重人性等也都是相通的，只是看谁的水准高。关于中国的内容，不要认为只有中国人研究，美国、欧洲、日本也有学者关注，所以，即使是中国研究也是世界性的。

当然，中国需要与世界接轨，但是也有一些东西的确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历史文化元素越多就越有民族性。中国的人文有一些跟西方还是不一样的，中国应该很好地传承，要尽可能多保存一些，这是中国大学的一个责任。大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发掘和传承文明。世界上一些大学，包括英国剑桥大学，一些不常见的语言还在研究，就是在为世界保留和传承文明。

从全球化视角看，中国大学要影响世界并作出自己的贡献，仅仅依靠卓有成就的论文发表是不够的，中国学者需要在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时，彰显自己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更需要积极传播和提升中国学者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

（2）中国大学要推进双语教学和双语研究

西方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就有一种世界精神，巴黎的教授可以到伦敦去，伦敦的可以到罗马去。那时通用语言就是拉丁文，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文取代了拉丁文，成为世界语言。在某种意义上说，英文是现在的世界性学术和教学语言。例如，物理学通用的是英文，假如不用英文，研究都做不了，因为基本材料都是英文的，要跟同行沟通必须用英文。这是很自然的，因为19世纪大英帝国是“日不落帝国”，20世纪美国又是用英文的，垄断科技。

现在大学里有坚决主张双语教学和国际发表的，也有坚决反对英语霸权的，认为不应该过度强调英语的意义和作用。其实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英文已经不是英国人的英文，也不是美国人的英文，而是世界语言。现在你到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学者们之间的学术交流完全是用英文表达的。

二、优化知识结构和提高国际认知水平

工商管理教育需要向学生系统地提供三类知识：一是通过规范的课堂教学向学生传授学科（学术）性知识，包括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使学生掌握系统分析方法、权变分析方法、市场分析方法、成本计算方法、资产价值评估方法等，提高学生规划和设计能力；二是采用案例教学向学生传授实践性知识（即问题导向和市场导向型知识，这些属于“术”的知识），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帮助学生发现问题，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设计一系列情景，向学生传授一种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性知识（即关于“道”的知识），启发学生系统性地思考和反思，帮助学生从经验中提炼理论，通过这个过程，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能和原创性思维能力。

其中第一类型的知识在现在的大学教育框架中是能够解决的，而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有一定的差距，因此需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路径进行探索。

商学院不能是传统的学院派，商学院不能太“单纯”。美国商学院每年都会主办很多行业论坛和企业论坛，如传媒发展论坛、银行家论坛、医药健康论坛、新兴产业产业论坛等。商学院不是传统的学院派，闭门教学写文章。商学院所做的，应该是学生所需要的，企业所需要的，社会所关注的，政府所关心的。产业或企业论坛的现实意义在于：一是商学院可以为学生、企业、政府和社会进行互动和交流搭建一个桥梁和平台；其二，商学院教授和行内专家对行业或企业的发展有很多思路和想法，可以通过论坛预先表达出来，供大家讨论和挑剔，而学术会议和学术论文都需要精雕细刻，无法反映时代的现实性和及时性；第三，行业或论坛对于商学院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总之，在工商管理教育体系中，需要最大限度地体现“知行合一”，帮助学生获得“知”和“行”的能力。不仅要能够“坐而论道”，更要能够“起而行之”。“知”和“行”都包括三个层面。“知”的三个层面是：别人讲的话，你能够听懂；你讲的话，别人能够听懂；你讲别人从来没有讲的话，你讲的话只有少数人能够听懂，大多数人听不懂。前面两项没有争议，第三项是指原创性的，这既是学生能力和水平的体现，也是一个大学商学院水平的标志。“行”包括的三个层面是：有的“行”是自己行或者自己做；有的“行”是带着别人一起做；有的“行”是我不做而别人做。这三种行动能力是由低到高递进的，是行动能力提高的标志。

与此同时，一定要把优化知识结构与国际认证与认知结合起来，一定不要闭门造车。积极参与国际认证，尤其是美国AACSB认证，是改进和提高中国工商管理教育质量的关键。(www.xing528.com)

在全球工商管理教育与商学院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与MBA教育有关的三大国际认证体系，它们分别是AACSB（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EQUIS（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和AMBAS（国际MBA协会）。三项认证中AACSB资格最老、含金量最高，获得AACSB认证的商学院也随即被视为教学质量一流的商学院。

AACSB认证代表着全世界商学院的最高成就。学院通过严格和全面的评估取得认证资格意味着对其质量和发展前景的肯定，取得AACSB认证资格是优秀的管理教育的重要标志。

AACSB认证首先关注的是教育质量，AACSB认为，教学质量是在师生互动的教学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如果在商学院一个自成体系的教学项目中，学生能与骨干教师充分互动，那么一个高质量的学位项目就产生了。认证关注申请院校的成员实现使命的决心、教师的发展规划、教学计划的编制和执行等，认证的指导原则之一就是接受并鼓励通过不同的方法实现管理学教育的高质量，认证还强调申请学院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课程设置、提高教师水平、改进教学方式和发展科研活动等。

因此，获得AACSB认证资格的商学院必然具备以下特征：根据不断调整的使命管理资源；教师拥有先进的商业和管理知识；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和前沿的课程体系；鼓励师生互动；培养的毕业生能完成学习目标。

AACSB现在正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对于商学院而言，通过AACSB的审核，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因为它可以向学生承诺：学校的工商管理课程已经达到了国际权威审核机构的审核标准，是可以信赖的。

三、学者精神要穿越工商管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曾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亨利·罗索夫斯基认为，迄今为止，衡量大学状况最可靠的指标是该校教师队伍的优秀程度，这几乎能决定其余的一切。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能够吸引优秀的学生、基金以及校友和公众的支持，并能博得国内和国际的承认。保持和提高学校声誉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善教师队伍的质量。

学者是大学的核心资源之一。为什么中国大学的一些学者遭到质疑，甚至受到唾弃？这其实也是一个合法性问题。学者合法性的重要源泉是：知识结构合理并具领先性，创造并贡献了新知，同时具有令人尊敬的学者精神。现在大学的教师已经具备了这样一些特质：（1）在本专业领域获得了最高学位；（2）有固定的研究领域；（3）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高水平的发表，得到了同行的首肯和认知。现在最缺失的是学者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精神不仅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

中国近代史上一批教育家，如北京大学蔡元培、清华大学梅贻琦、南开大学张伯苓、浙江大学竺可桢、金陵大学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等都非常重视学者功能和学者精神。梅贻琦先生1931年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曾经指出：“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也。”学者的成败决定着大学的成败。1936年4月25日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新生开学典礼上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笃行的学者。”“有了博学的教授，不但是学校的佳誉，并且也是国家的光荣；而作为人才以为国用，流泽更是被于无穷。”“不过要荟萃一群好教授，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而必须相当的岁月，尤须学校有安定的环境。因为教授在校有相当的年份，方能渐渐实现其研究计划，发挥其教育效能；而且对学术感情日增，甚至到终身不愿离开的程度，这才对学术教育能有较大的贡献。本人决将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尤希望学生对于教师，必须有敬意与信仰，接受教师的指导，方能发挥教师诲人不倦的精神。”

从学者主体看，可以借用曾国藩的一句名言，即成败看器宇，事业看精神。延伸到学者层面，学者的成败最终取决于精神，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传播。而“写文章”，包括探索和贡献新知、推广和应用新方法论和服务社会是其最基本的学术和社会功能。这种功能可以是纯理论或纯学术的，也可以是偏实践或偏案例研究的，可以使用学术语言、科学语言，也可以使用专业语言，但是这种功能只是学者功能的一个部分，仅仅是学者成功的前提条件。当然，探索新知的过程与科学精神培育和传播是相得益彰的，科学精神不是“配套或简单的装配”。

学者精神是一个复合概念，表现为独立人格（公共理性）、职业精神和合作精神这三个方面。学者要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惟有如此，才能不趋附、不媚俗。现在一些学者在学术上的堕落，抄袭还不是主要的，学者人格堕落，才是更大的问题。学者独立人格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以“公共理性”为归依，“去个人化”和“去功利化”。“公共理性”是智者通过纯学术思维构想出来的一种模型，最为经典的研究来自于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他们都主张正义的标准是“价值无涉”和“价值中立”。虽然这种“学术超然”并无法直面现实，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处境，都有对于自己未来的相对确定性的预期，都会受到这种处境和预期的影响，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公共理性”是学术的真谛和基本要义。公共理性不排挤和压制学者的学术个性，学术个性可以无限张扬，可以没有边界。

学者的职业精神就是对自己所从事工作或岗位的职业态度和胜任程度。大学是多元的，学者可以在研究、教学、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等各个领域发挥作用，只要能够做好一个领域，就可以说表现出了很高的职业素养和精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有些能力与生俱来，我们称之为天赋；有些能力经后天培养获得，我们称之为后天努力。

不管是天赋还是后天努力，学者的职业精神首先表现为爱岗敬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严谨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学者职业精神还表现为科学精神和伯乐精神，不仅要传道、授业与解惑，还要帮助学生发现和发挥自己的潜能，帮助学生掌握运用理论解释和解决实践问题能力。

学者不是孤独的，要有合作精神。林语堂曾指出，日本以社团为中心的社会宛如整块花岗石，而传统的中国社会则像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子就是一个家庭或个人。知识生产与创造（有的人说“生产”听不入耳，也可以说“知识创新”）主要受到两种力量驱动：一是“个人好奇心”或“个人偏好”；二是“解决问题的过程”。知识创新可以是“自定义”，可以是一个人在孤芳自赏，服从于个体理性。与此同时，知识创新是依靠一个共同体的集体智慧，服从于集体理性。从创造和生产过程来看，知识生产有其价值链，包括横向的学者合作（Horizontal Specialization）和纵向学者合作（Vertical Specialization）。横向学者合作是指用学术语言加入“学术对话行列”，构建国内外学术网络。纵向学者合作（Vertical Specialization）是指建立一个学术金字塔，学科带头人在科层上端，依次为中青年学术骨干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这个过程既是一个知识生产和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人才培养的过程。进一步说，一个年轻学生在接受教育和进入科学研究领域时，导师的指点或者说“师带徒”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导师可以帮助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缩短学生进入学科前沿领域的路程。萨缪尔森在谈起自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验时，肯定地回答说，名师指点非常关键。事实上，诺贝尔奖得主中，40%的得主是有师徒关系的。

中国学者需要克服传统惯性和习惯的束缚，需要有更大的“开放性”。真正的科学研究不仅需要有“勤于归零”的心态，而且要积极加入一个学术共同体并积极参与对话，需要尊重和信任同行及他们的“智慧”，也需要有勇气接受别人的批判和自己批判自己；需要有伯乐精神，提携和培养年轻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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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美商学院院长对话全球背景下的商学院教育.世界教育信息，2010（11）.

［9］Jones，D.G.Brian，Monieson，David D..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Marketing Thought，Journal of Marketing，January 1990，Vol：54 P102－113.

【注释】

(1)詹姆斯·马奇教授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教授所领导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研究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并建立了西蒙教授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