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的介绍

严格意义上讲，智库研究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类型，属于广义的学术研究。只是由于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的不同，智库研究与传统的学术研究有所不同。根据研究的对象，可以将研究分为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根据研究的性质和层级，可以将研究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智库研究是基于实践的应用研究，是基于实践的以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为宗旨的研究。要避免把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对立起来。为了把智库研究与传统的学术研究区分开来，更好地把握智库研究的特征，在这里，我们还是将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做一个相对的区分，在探讨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基础上，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

一、 智库研究必须深深根植于学术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UDC001.81，GB7713—87）》中规定：“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同时规定：“学术论文应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内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人的工作。”可见，学术论文要具备“新”或“创新”的性质。彭加勒曾形象地比喻：“科学是由事实组成的，就像房屋是石头砌成的；但是事实的累积并不等于科学，就像一堆石头，不等于房屋一样”(11) 。

在学术与政策之间，需要有一个桥梁来连接。如果学术专家能够转化，这是链条的延伸，如果不能转化，需要增加一个环节和中间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智库。智库机构虽然是独立的，但智库的运行离不开学术的支撑，学术理论研究是智库的源头活水。没有学术研究支撑的智库是走不远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是源与流的关系，做智库研究不是另起炉灶，不是另搞一套，而是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加深，是基础与支撑的关系，是上游与下游的关系，是理论与应用的关系。智库研究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够转化，能够应国家所需、被社会所用。

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不是断裂的，智库研究的兴起，为学术研究回归现实、回归实践开辟了一条制度化的路径。让学术回归，回归到政策中，回归到实践中，回归到现实社会中。我们既要不断跟踪追踪学术研究前沿，做精深的学术研究，也要关注现实社会中的战略和政策问题，寻找双方恰当的切合点，用合适的表达方式将自己的学术成果智库化，并加以准确的通俗化表达，能够为决策者和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接受。

智库研究要有学术支撑、学术底色，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学术功能。智库与学术研究是并列关系，还是说智库研究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分支、学术研究的一个范式？其实，两者背后都是相同或者相近的研究机理，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正如哲学社会科学与智库不能并列一样，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也不能完全并列，智库研究必须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和支撑。学术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蕴含智库理念，体现智库导向，反映智库价值。

一流的高校智库，必须要有一流的学科作为支撑。以学科为核心的院系是高校的基本组成单位，掌握着经费分配、教研考核、职称评聘、导师遴选、绩效奖励等多种资源。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不能对立起来。高校既不能混淆学科与智库的区别，也不能割裂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必须形成学科建设和新型智库建设互相补充、良性互动的新格局(12) ，找到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的平衡点。没有一流学科的支持，高校智库往往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术研究注重发现事物的普遍规律，注重理论创新以解释世界，而咨政研究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注重提出对策以改造世界。没有深厚的学术底蕴，智库研究无法达到很高的水准；而优秀的学者，一定是对现实问题保持长期的兴趣与关注（哪怕是做理论研究的），因为只有对现实问题保持敏感，才能不断地刺激学者在学术问题上的思考，从而实现理论创新(13) 。

最高层面的学术研究与最高境界的智库研究是统一的，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在顶层是贯通的，没有脱离学术的智库研究，也没有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在谈学术机构的转型时，认为智库研究是学术发展的最高阶段，智库成果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14) 。

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由单一的学术导向向学术导向和智库导向并重转变。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水火不容的状态。特别是部分期刊以追求学术品位为名，片面强调定量研究、数学模型，忽视论文的现实问题导向和实际价值，对智库类研究成果采取明显的排斥态度。针对这种情况，2020年以来，《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两大期刊，通过发布稿件说明和阐述办刊主张等方式，表达出对现实问题的特别关切，在期刊界具有风向标作用。

《经济研究》高度重视学术规范与中国背景完美结合的优秀研究成果。优秀成果应当具备思想启迪性、理论创造性与政策参考性。思想启迪性表现于，对我国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深刻思考，开启与拓展未来的研究；理论创造性表现于，将中国元素融入规范的理论分析，探索新的、更严谨的、更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政策参考性表现于，提出基于我国具体国情、具有可操作性、能切实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政策建议。本刊反对脱离于实践、片面追求研究方法的新颖与复杂的“唯定量倾向”。

投稿作者的新问题意识、新思想意识、新理论意识，不仅仅是新方法意识、新数据意识，是把握稿件的关键标准。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与恰当性，数据等研究依据的可靠性和代表性，是基本判断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在写作中，请作者在遵循刊物指导思想与原则，以及学术规范性的基础上，注意避免以下情形：

（1） 思想启迪性、理论创造性、政策参考性方面的独有学术贡献不足；

（2） 片面追求数理模型应用，而不能理解与阐释模型的经济学意义及对应的现实经济现象，亦不能给出具有原创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3） “简单问题复杂化”，用复杂的模型及各类方法讨论具有简单直观关系的各种经济现象，而理论创造及政策建议方面贡献微薄；

（4） 所讨论的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缺乏严谨的理论梳理，其间逻辑链条不完整或存在缺陷，在内容上忽视可靠的机制分析，而仅在形式上作实证分析(15) 。

《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李志军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刊文，宣告《管理世界》十个方面的办刊理念和主张，其中至少有5条是强化现实问题导向方面的内容(16) ：

一、 倡导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着力提出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提炼出有学理的新理论。

……

三、 倡导负责任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自娱自乐，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时代感，要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须研究方法科学、数据可靠，研究结果可重复、经得起检验。

四、 倡导研究范式规范化，研究方法多样化。根据所研究问题的实际需要，实事求是地使用数学方法，不崇拜数学模型。学术研究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技术为导向，数学方法只是工具和手段，不是目的。要做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

……

七、 倡导学术论文要深入浅出，坚持简单性原则。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反对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明白的东西神秘化。文章要让读者看懂、看明白，反对卖弄博学、故作高深。

……

十、 倡导发挥学术期刊的引领作用。对我国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进行选题引领、研究范式引领。坚持以原创性、思想性、科学性为选稿标准，破除“重模型、轻思想”“重技术、轻问题”“重国外、轻国内”的倾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成立35周年之际，学院在官网以“研究不是‘故事会’：用科学理性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为题进行回顾和展望。文章强调，学院一直坚持以通行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理性的研究方法，做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学问，形成了“以学术为本”的价值取向。我们反对在研究中炫技式地过度运用“数学和各类模型”：因为数学和模型只是工具，不是学问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断追问和反思：“何为研究”“如何研究”和“为谁研究”等根本性问题。站在35岁的新起点，我们的答案从未如此清晰：基于科学的范式和方法，发现和揭示科学且有用的经济与管理知识，做服务社会的经济管理研究。为此，我们将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探索基本规律。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迎合，也不在于提出耸人听闻、貌似自洽的观点，而在于怀着敬畏之心去探索人类对基本规律的认识，以推动认知的边界。研究从来都不应该是打着“有个性、有特点”的旗号去生产形形色色、蛊惑人心的“屠龙术”“炼金术”，更不是去制造毫无实证依据的管理学“故事会”。第二，遵循科学方法。在科学理性的框架下，遵循建立在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基础上的科学研究范式，建立穿透时间、具有普适性的商业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本认知。我们将坚持“以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方法，做具有国际水准的中国学问”的独特定位。第三，服务社会需求。扎根中国问题，做真学问。面对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积累而来的学术富矿，认清中国管理和经济研究遇到的真正挑战，并非研究范式问题，而是如何用科学理性的方法，去研究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我们鼓励理论领域前沿性探索与应用领域重大问题解决，创造有益于中国当下乃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商业与社会知识，推动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服务国家发展与商业实践。

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宣告的原则，都体现出对近年来过分注重数学模型的学术研究趋势进行了理性反思，使学术研究回归到现实问题导向。这是学术研究的返璞归真和理性回归，也是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从分离走向融合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以下从几个方面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这里所谓的学术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曾一味追求并遵循着传统范式的学术研究。

二、 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区别

之所以讲二者之间的区别，实质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智库研究除了具备学术研究的一般特点外，还要具备智库研究的特点。关于一般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见表2.2），并重点就其中5个方面做重点分析。

表2.2　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的区别

续表

1.研究视角：象牙塔的内与外

学术圈学术研究大多鼓励高高在上、眼睛向内，在象牙塔里做研究，做一些看起来高大上的理论研究；学术研究往往自由度较大，可以凭借个人兴趣和个性，环境相对宽松、单纯，有些学术研究甚至自圆其说、“自娱自乐”。做学术研究讲究“静”，要能够静下心来，沉得住气，要少受外界干扰和世俗影响，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鼓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智库界智库研究要放下学者的身段、探下身子、眼睛向外，走出象牙塔、走出高校和研究院所的围墙，走进社会，做与当下情况紧密相关的研究。好的智库专家都是整天跑调研跑出来的，不是整天在图书馆或者窝在家里读文献读出来的。凡是真正强化智库研究导向的机构，都不能是严格意义上的坐班制，都是想方设法把智库专家“赶”出去，赶到基层，赶到社会，赶到政策现场。(www.xing528.com)

如果说，做学术研究要多读有字之书，把阅读文献当作学术研究的首要任务的话，那么做智库研究，就要多读无字天书，多读社会实践这本无字天书。有人说，读书有两种，一种是坐着读书，静下来坐下来在书斋里，读自己喜欢的书；另一种是走着读书，走着读书对智库专家来说就是调研，就是阅读现实社会这本无字天书，在行现实万里路的过程中阅读大千社会这部万卷书。

智库报告不是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出来的，不是关上门在办公室里写（憋）出来的，更多的是在走基层中走出来的，在与实际工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顿悟出来的。智库专家不能躲在象牙塔里“指点江山”，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提政策建议。有一句话说鞋不沾土不像官，说的是领导干部要多到基层调查研究，如果说智库专家脚不沾地、鞋不沾土，也就是说不做任何调查的话，写出来的报告就不会有针对性，研究成果就不会接地气，就难以发挥咨政作用。智库专家的基本功，是通过调查研究熟悉政策和政策环境，增强对决策主体客体和政策本身的准确和深刻认知。从某种意义上说，智库报告是从现实的土壤中、人民的实践里生长出来的。

智库人才不能从零开始培养，更多的是靠比较优秀的学术专家跨界发展、转行，先把基础研究做扎实。在此前提下，从实践的角度看，要成为优秀智库专家，需要有三个要素：

第一，拥有相关的实际工作经历。智库研究需要对研究领域的政策实践有着深刻的认知。有些通过旋转门，从政府部门旋转出来的智库专家，或者是通过干部交流机制交流的，或者是从政府部门退休后到智库工作的，或者是从政府部门下海创办智库或者从事智库研究的，在从事智库研究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一方面，有实际工作经历，对于相关的政策问题有着深刻的感知。另一面，原来由于行政事务多，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或者屁股决定脑袋，受当事人的局限，或者在寻找解决方案时顾虑太多，放不开手脚，或者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旋转到智库后，由于角色和思考问题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往往能够把实践优势和智库专家的专业精神结合起来，通过具有专业基础的专门研究，在认知上克服当时的局限，想清楚原来在实践中想不清楚的问题，把对政策问题的研究上升到一种新的境界。

第二，与实际工作部门合作紧密程度。对于大多数智库专家来说，不是从实践领域来的，而是从学术研究转型来的，没有实际工作部门的经历，对实际工作部门和政策问题的感性认知和感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与实际工作部门开展紧密的合作，把实际工作部门作为重要的信息源：决策咨询需求信息、职能部门统计数据、政策问题进展情况等等。与实际工作部门要有联系，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处于若即若离、若离若即的状态。

第三，基层实际调研时间占比。智库报告的数据，不但要依靠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更要依靠智库调查得来的数据。一篇研究报告的问世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调研与一定人群的访谈，这就需要智库学者拥有足够多的社会人脉与政府关系，还需要学会整合各类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调研不智库，撰写智库报告，主要是“脚底板”的功夫。对于第一种情况，由于实践是不断变化的，过去对于实践的认知可能是一笔财富，但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思维的惯性和包袱，拘泥和受制于此前的认知，在视野上打不开，在思维上跳不出来，上升不到理论的高度。这种情况，仍然需要多到基层调研。对于第二种情况，与实际工作部门的合作得到的情况，毕竟是从上向下俯视得来的情况，偏宏观和面上的内容多、点上的内容少，从政府部门了解的信息与实际状况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不然就不一定需要智库专家参与了。因此，需要智库专家多调研，特别是对政府部门掌握的情况进行补充调研，把政府层面掌握的中观层面上的统计数据，与自己实地实证调研的小数据，和借助于现代技术手段得来的大数据有机结合起来，在小数据里挖掘大道理，在大数据里提炼大逻辑，通过大小数据对比探求事物的大趋势，通过各个方面数据和信息的整合体现智库专家的大智慧。

2.创新指向：“1”与“2”

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创新指向不同。学术圈鼓励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要把现有知识边界一点一点往前推进。学术研究指向的是原始创新，理想的学术研究是实现从0到1的变化，从无到有的转化，是带有原始创新性质的发明创造，是知识边界的突破。目前有些所谓的学术创新，往往是0到0的创新，既没有理论价值更没有实际价值的创新。

智库研究，是建立在理论创新基础之上的实践创新，生产思想、生产战略、生产方案，是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政策的创新，产品表现形式更多是一些思想、理论、政策和方案。智库专家研究的问题是真问题，不是假问题。研究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问题本身，智库要以党委政府正在关注的问题为关注，以党委政府需要关注的问题为关注。因此，智库研究是一种集成创新，是“1+1”式的创新，前面的一个“1”是理论，这个理论创新可以来源于自己，也可以来源于他人，后面的这个“1”，可以是理论也可以是实践，一定是来源于自己。如果能够把先进的理论、率先的实践嫁接到现实的土壤，就是一个创新。将外地的成功经验运用到本地的实践，在借鉴的过程中要做深入的研究，要有所取舍，要特别注意避免盲目地复制引起的水土不服。

智库研究的创新，是源于实践的理论创新，是建立在理论创新基础之上的实践创新，是经过借鉴和比较等分析之后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的二次创新。智库专家的责任是寻找从实然到应然的现实政策路径。相对于知识分子的“完美主义”“理想主义”，智库专家更多的是“实用主义”“现实主义”。

与创新指向相关，智库成果的形成具有二次性。相对于公开发表的冗长的学术论文和课题研究报告，智库成果具有概括性和简洁性的特征，智库成果在形式上具有内部性。智库成果经过对冗余信息的精简，需要经过一定的转化与加工，并且有时候需要加工的幅度，比正常的学术论文加工的幅度更大。正是由于智库研究报告信息的简洁性，作者信息往往是简化的，一些重要数据的来源和引用的参考文献一般是不标注出处的。智库专家要有道德情怀，崇尚伦理精神，科学严谨对待智库成果的知识产权问题，引用的重点信息数据和观点要在正文行文中简要说明。如果把内部报告转化为公开发表的论文，则需要把注释和参考文献等要素补齐。学术研究有学术研究的规范，智库研究也有智库研究的规范。智库研究要把握“五当”：

在立场上站稳正当。这个正当，首先表现为政治立场的正当性，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表现在法律法规上的正当性，智库研究必须在法律框架内。对策建议要有所创新，但必须在法律框架内。智库专家要有较高的法律和政策素养，所提的对策建议，必须建立在熟知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基础之上。智库专家不能讲外行话，更不能讲有悖于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的话。再次表现为利益上的正当性。智库研究的对象重点是公共政策，智库研究姓“公”，谋求国家利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智库研究不能谋取自身利益，智库机构不同于西方的游说集团，不能为特殊利益群体“代言”。

在趋势上找到应当。智库专家不但要能够熟知过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握未来，在实然中把握应然，找出事物发展的必然。政策研究是面向未来的研究，即使研究眼下的政策问题，也必须充分考虑未来，把未来作为分析研究问题的时空坐标，开展一些带有前瞻性的研究。

在方案上找准适当。智库研究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的汇集，把学术研究的理想方案与现实的可行方案有机结合起来。对于决策者来说，最后的方案往往是理想条件与现实条件之间充分纠缠、各方面的利益充分博弈之后形成的结果。智库提出的对策建议，是用来实施的，要充分考虑政策实施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可能是完全理想化的，必须坚持有限理性，通过适当的创新促进政策方案的可实施、可落实、可操作。

在表达上注重精当。智库观点的表达和智库报告的风格要精准、恰当，包括内容的准确性、表达的概括性、语言的得体性、拿捏的分寸性。涉及政策问题，要仔细去“拿捏”，用最恰当的词表达最准确的意思，避免言过其实、词不达意。

在窗口上把握恰当。在智库报告形成之后，寻找最佳的时间窗口。重大战略建议报送的窗口，往往在党委政府拟召开的重要会议、拟出台的重要文件的前半年到一个月左右。针对国家重大战略、国内重要焦点事件和重大危机爆发等重大问题事件的解读剖析，时间窗口一般在一周之内，越快越好。把研究当下与研究未来结合起来，不但能够针对当下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同时，又能够着眼于未来，开展具有前瞻性的研究，部分具有超前性的智库报告可以先储备起来，政策窗口一旦打开可以随时启用。

3.追求境界：入世与出世

学术研究，往往以出世的心态，追求形而上的道层面，讲求著书立说，探究事理，往往专注于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侧重于思想和认识层面。学术大多鼓励坐“冷板凳”，追求“十年磨一剑”，写一本专著可能要花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写专著的时间一般是以年为单位来计算的。

智库研究，往往以入世的心态，追求形而下的“器”层面，讲求家国情怀，经世致用，往往专注于现实世界的改造，侧重于政策和行动层面。智库界必须追求热点，及时迅速地做出反应，把握好时间窗口，做政策层面急需解决的问题研究。研究周期一般是以月和周为单位来计算的，甚至有些智库报告的生产周期要精确到天，特别紧急重要的，国家有关部门甚至让智库专家在几个小时内拿出应对建议来。政策层面往往带有即时性，最忌延误时机，但是在这里急需不等于急躁，快速反应需要长期积淀。也就是说，不能够因为说政府急需我就可以不调查研究，就直接提出来一个建议来，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智库的对策研究一旦进入政府决策议程，就很难改变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逆性。如果因智库研究的质量不高导致公共政策的朝令夕改，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智库来说，公信力都会大打折扣。因此，智库研究一方面要讲究时间、讲究效率，更重要的还是讲究质量，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的不同视角。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在特殊性中寻找普遍性，寻找发展的普遍规律；智库研究更多的时候是在普遍性中寻找特殊性，把研究问题放在一个大的坐标系内，在研究中引入的其他因素都是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服务的。

有时候，某项成果，对于智库和决策者来说，今天是一块金砖，明天有可能就是一块砖头，因为决策咨询成果的保鲜度，其价值跟政策议程有关。一个问题，一旦进入政策议程形成决策，再提政策建议的价值不大了。如果报送的时机错过了，一方面有可能决策议程开放的大门已经关闭，外部建议无法影响政策本身，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英雄所见略同，有观点相似的智库报告抢占了先机，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再报送观点相似的智库报告，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因此，智库专家既要有定力，不断凝练研究方向和领域，又要有应变能力，能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研究重点。从投领导所偏好到投领导所需要，智库专家要研究、揣摩决策者的意图，但不是通过迎合意图投决策者所好，而是在熟知决策者意图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研究重点和智库报告的风格，精准供给思想产品，精准提出建议方案，增强决策咨询服务的目的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道器相济，兼有天下”，是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院训，强调每个政管人以此为训，崇尚公共精神，坚守形而上之道，践行形而下之器，做最好的自己，以求实的态度、卓越的能力、昂扬的斗志开创新的辉煌。作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培养出来的博士，在从事社科研究和智库工作的过程中，笔者也一直用“坚守形而上之道，践行形而下之器”来要求自己，努力实现道器相济，理论和实践的贯通。

4.写作风格：繁与简

传统的学术研究，经常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学术研究讲究学术规范，要从某一件综述开始做一个很详尽的分析，把简单的问题做一个复杂化的处理，最后得出一个比较简要的结论，这个结论往往是点到为止的。在很多情况下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做一个复杂化的处理。逻辑结构往往是文献综述—过程分析—简要结论。从前些年的情况看，论文的标题和篇幅越来越长，结构越来越庞杂，往往先是概念辨析和问题界定，大概念、中概念、小概念层出不穷，需要研究的核心概念“千呼万唤始出来”；然后是文献综述，国外研究，国内研究，研究的创新之处。在过程上，往往是建立模型、实证调研、数据分析、研究结论，整个研究过程就是一个证明的过程，一个介绍和说明的过程，最后的结论往往比较简明扼要，在立场上模棱两可，解决问题的方案“犹抱琵琶半遮面”。

有效的智库研究，往往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智库研究，需要首先在总结现状的基础上界定和发现问题：问题在哪里，是什么？然后从现状和问题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这个对策建议是比较详细的。整个智库研究的过程，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过程，逻辑结构往往是现状—问题—对策建议。很多智库报告就没有注释、没有参考文献、没有文献综述，但是这并不是说做智库研究不需要这些，这些工作在正式形成的智库报告中都隐去了。我们一般来说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前面提交一个小报告，提交给决策者的报告一般情况下两千字，但是你这个小报告后面要有大支撑，有两万字、甚至二十万字。如果说你这个小报告不是建立在厚重的大报告之上，不是建立在一些详尽的数据分析基础之上，是凭借自己简单的想象创作出来的，那么这个小报告的价值是不大的。

学术论文，观点包含在论证中，注重的是过程。智库报告，观点放在显眼处，注重的是观点和结论。但这并不是说，智库研究不需要过程。相反，相对于学术研究，由于智库成果转化的直接性和不可逆性，智库研究的过程需要更加细致严谨，需要比学术研究做更多的调研和实验，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总之，学术研究往往是转弯抹角，曲径通幽，就像剥洋葱；智库报告往往单刀直入，直击要害，就像切西瓜一样。从学术研究向智库研究转型，需要把文献综述转化为情况综述，把构建模型转化为方案设计，把研究的重点放到如何解决、谁来解决，拿出能够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上来。

5. 评价标准：我与他

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同行评议，看重的是学术标准、学术规范和学术影响力，主要目的是服务同行、服务学生、服务社会，传递的是知识，注重积累与传承，学术成果的循环以学术系统内的内循环、自我循环为主。

智库成果更多的是要由决策者来评价，看重的是现实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或者是政策影响力。新型智库以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为宗旨，传递的是方案和思想，生产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属于智力服务性行业。智库服务往往具有被动性、依赖性，小众性、高端的咨询报告顾客群体小，甚至是单一的。在主要服务决策的同时，既服务小众决策者，也服务大众，注重的是转化，注重能否对决策形成支撑，推动社会进步，以智库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外循环为主。

如果用学术研究的标准来评价智库成果，往往会产生一个偏向、错位，因此，要建立适合智库特点的评价标准。智库研究成果在评价体系上，除了有一定比例的同行专家评议外，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实际工作部门和政策研究部门专家的参与，如果仅仅是高校里搞纯理论性的学术研究专家来评价智库成果的话，评出的成果与党委政府的决策需求很可能就有一定的错位。

随着新型智库建设的推进，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大部分情况下能够“和平相处”，但有时候也存在着对立和冲突，甚至存在着“两个互相不以为然、两个什么都不是”的现象。部分学术研究人员对智库研究不以为然，在他们眼里，智库专家的成果什么都不是，只有2000—3000字，没有什么理论性和深度，没有学术含量和学术味道，甚至不符合最基本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这样的成果什么都不是，做时间长了把学术都荒废了。部分智库专家对学术研究不以为然，在他们眼里，有些学术成果什么也不是，又臭又长，自己都读不下去还让别人读，绕来绕去又回到原点，有时把自己绕糊涂了。生产的纯粹是文字垃圾，除了可以用来发论文和评职称，没有任何实用和转化价值。

南京大学教授朱锋曾经结合国际关系问题，谈学界对智库研究和政策问题的偏见：似乎只有从事国际关系理论介绍和总结的研究，才是学术性研究；理论研究成了国际关系学中的“高位政治”，而相关的“政策研究”成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低位政治”。学者往往认为政策部门不易接触，或者有过多的“政治性”，因而可能削弱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的“学术自由”，常常自觉地与政策问题保持距离。甚至有这样的偏见：政策问题的讨论是“小学”，而只有理论和纯学术的讨论才是“大学”(17) 。

智言智语：当今时代、当今世界，我多么希望更多地看到我们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能做时代的学问，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学问，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翻书本。我多么希望年轻学者们趁着年轻，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大地之书、读社会之书、读人性之书。总之是读社会实践这本“无字天书”，多“写生”，少“临摹”。我们的生活在迅速变化，我们的国家日新月异，外面的世界风起云涌。难道这些不值得以认识世界、探求真理为业的学者们去关注、去研究、去发现吗？难道当今世界不精彩吗？难道身处当今时代“临摹”比“写生”更有意思吗？（房宁：社科学者应多“写生”少“临摹”，载《环球时报》2019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