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宋到晚清，人们约定俗成地称各类公、私收藏图书文献典籍的地方为“藏书楼”，这是一种泛指。其一，大多数藏书楼从建筑形式上来说并不是“楼”，而是厅堂、斋室、楼阁、殿宇等处所。其二，其命名除称为某某楼、某某阁外，也多以“堂”“轩”“馆”“亭”“台”“房”“斋”“室”“舍”“洞”“屋”“居”等为名。纵观古代藏书史，我们发现早期的藏书建筑均未冠名，而将藏书建筑比较普遍地冠以“阁”“楼”等名称的，是明清两代以来的传统。
藏书楼作为藏书收藏、保管和利用的处所，绝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物理空间，而是中华文化的宝库，其藏书用于精英传承学术、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另外，藏书楼在传统文人的建设中形成了成熟的园林建筑风格，产生了文人情调浓厚的藏书楼名及诸多的藏书管理方法措施。它承载着传统文人爱书、惜书、追求文明的理想情怀，也为后人的藏书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近现代作家也有“藏书楼”，但是他们的藏书楼与古代藏书楼相比，在建筑规模和藏书观念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周少川在《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一书中指出：“到了明清两代，由于私家藏书文化的深入发展，藏书必称楼号的习俗蔚然成风，于是书楼林立，有不胜计数之憾。”[90]他从众多藏书楼中区分出“虚拟”和“实构”两种情况，将没有“真的专构楼堂以庋藏书籍。有的是在自己的居所辟一专室藏书，有的是将书籍藏于书主读书治学的书斋，有的甚至是随居室放置”[91]的情况叫“虚拟”藏书楼。他解释“虚拟”书楼的出现原因有二：一是藏书家有藏书楼号是一种风尚；二是出于部分藏书家借藏书楼夸大自己藏书规模的心理。“实构”藏书楼则指专门辟地建楼，构筑名副其实的楼、堂、馆、阁。
从古至今，藏书楼都是私家藏书的理想处所。历史上比较著名的藏书楼有天一阁、铁琴铜剑楼、海源阁、五桂楼、玉海楼、汲古阁、传是楼、爱日精庐、古越藏书楼等。爱书之人藏书越积越多，谁都希望拥有一座独立的书楼。然而，一般的读书人家、知识分子，虽然藏书达到了某种规模，但没有经济实力建造宏大的楼阁专门藏书。比如南宋陆游有“书巢”，可谓流芳古今的书楼，不仅楼名蕴意隽永，更有《书巢记》脍炙人口，堪称美文。不过仔细品味：“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可知陆翁的藏书是随居室放置的，并无专构的书楼。陆翁想构建一座独立的藏书楼的愿望直到临终还没忘情，《陆放翁家训》有言：“‘余庆’藏书阁色色已具，不幸中遭扰乱，至今未能建立，吾寝食未尝去心。”[92]又如清钱谦益的藏书楼“绛云楼”虽驰名天下，但在建筑上并不是一专构的书楼。我们从有关绛云楼着火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钱谦益的藏书楼是与居室连在一起的。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记：“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具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余曰：‘古书不存矣。’”今人藏书家韦力在走访玉海楼藏书楼遗址时亦感叹自己“财浅力薄”，无力构造独立的藏书楼，并说“人有时要认命。想到这一层，觉得古人真伟大”[93]。
近现代作家的藏书楼大多都是周少川指的这种“虚拟”藏书楼，因为他们大多以写作、教书为生，没有经济实力建造大型藏书楼。并且由于职业的流动性较大，他们一般只是在住所设一小书房，做读书治学兼藏书处。比如鲁迅在北京的书房兼卧室因凸出于外，人们称其为老虎尾巴，因房呈灰色，故名“灰棚”。鲁迅自己称之为“绿林书屋”和“没有雅号的屋子”。鲁迅在这里写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等文集，以及《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部分作品，翻译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述。
姜德明先生记下了20世纪50年代阿英书房的情景：
在北京交道口棉花胡同阿英所居住的那个安静的院落里，阿英坐拥一座书城。这是他半生以来在流离生活中所不敢想的，这是我们这个可爱的时代赐予他的。一进他正房的客厅，迎面便是一排硬木书橱，摆的全是解放以后新出版的政治、历史和文艺书籍，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著作。里间一个过堂似的屋子，摆的全是旧书和期刊。中间案板上也摆满了一叠叠的旧书，那是他刚刚搜集来不及细读的，或者是他正在写作和研究时所用的书，因此有的书还夹有纸条。走出过堂，经过一个极小的天井，便进入名副其实的一间藏书室了。四壁架上全是整整齐齐的、一包包的书。这些书大多是线装的，一律用毛头纸包装，纸质轻软而又结实，外面用毛笔写了书名和册数。偶然同人谈起一本书，他便领你到这藏书室，很快便能抽出来。[94]
巴金住在上海霞飞路59号。“59号三楼房间并不大，临窗有一张书桌，后侧放着卧床，此外都是有玻璃门的书柜，占着其余的空间。这些书柜排列成行，中间留有可以侧身走过的或查找书刊活动的空隙。据黄裳回忆说，他们的卧室兼书房，‘就像苏州花园内假山中间的小径似的，书架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95]。
曹聚仁藏书条件艰苦，早期随居室藏书，“书橱满了，就在墙上装上书架。书架上放不下了，又在门上面钉起隔板。实在放不下，床底下、门背后、厕所里，也都成了藏书之所”[96]。曹聚仁晚年在香港穷困潦倒，租不起宽敞舒适的大房子，只能住在一间阳台上临时搭建的石屋里。20余年积存的图书，只能散落在露天阳台上，用塑料布包上了事。齐如山因藏书较多，家中藏书空间不足，便将经史各门类书籍存于亲戚家中，小说、戏曲等重要藏书则全数存于家中。
关于胡适的书斋，石原皋在《胡适的藏书和书斋》中有详细的描述：
胡适的书斋。我现在谈的是胡适住在钟鼓寺、陟山门、米粮库三处的书房。这几处的书房基本上是一样，大小稍有不同。房内有一个很大的写字台，一两个书橱，一张旋椅，几张小椅，四壁空空如也，没有悬挂字画。书桌上自然有文房四宝，有白锡包或大炮台纸烟一听，纸烟灰缸一只，火柴一盒，记事台历一本。此外，满桌都是书籍，看起来很紊乱。桌上的书籍，任何人都不去动它，稍微一移动，他就要费心去找了，佣人只将桌上面的灰尘拂去。……书桌的抽屉，没有上锁。稿件和需要保存的书信，一部分放在抽屉内，另一部分则保存起来。胡适认为，没有保存价值和无关重要的书信，看过后随手丢掉。[97]
近现代作家中，郁达夫对藏书处怀有一种执念，举债花了一年时间建成了“风雨茅庐”，从中单辟了一间“图书室”做书房。他在《住所的话》里这样说：“所以自从迁到杭州来住后，对于住所的问题，更觉得切身地感到了。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亩之宫，一亩之隙，就可以满足。房子亦不必太讲究，只须有一处可以登高望远的高楼，三间平屋就对。但是图书室，浴室，猫狗小舍，儿童游嬉之处，灶房，却不得不备。”[98]郁达夫的孙女郁嘉玲在《我的爷爷郁达夫》中对风雨茅庐的书房有详细描述：
客厅两旁的两间都是卧室，开间相当宽阔，每间各有后轩。靠东两间正房，比较大点的一间是书房，沿着墙壁三面都是高大的落地书架，放满了各种书籍。郁达夫曾在新加坡写过一篇《图书的惨劫》，他回忆，“在杭州风雨茅庐所藏之中国书籍，当有八九千卷以上”，“除中国线装书外，英德法日文书更有两万余册”。郁达夫的爱购书，喜藏书，在朋友们中间是出了名的，自此，风雨漂泊了半生的他，终于有了一个日思夜想的书房，那些跟着他到处周游的破旧书籍，也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书房旁边的一间，又被隔成前后两小间，前面是郁达夫的小书室，后间是客房。[99]
而古人对藏书楼的建造是很讲究的，如孙从添在《藏书记要》中提出建造书楼最好照徽州库楼式，四周石砌风墙，若不能如此，则“须另置一宅，将书分新旧抄刻各置一室封锁，匙
归一经营，每一书室，一人经理，小心火烛，不致遗失，亦可收藏。若来往多门，旷野之所，或近城市，又无空地，接连内室、厨灶、衙署之地，则不可藏书，而卑湿之地，不待言矣”[100]。将书楼与住宅分开，在保护图书及读书治学等方面作用十分显著，“一来与生活起居之所分开，可避免日常生活中火烛不慎、盗窃、管理混乱等之患；二来别置一处，可完整独立地庋藏书籍，保持清净的读书环境，同时亦可为往来造访之文人学士和藏书家提供高雅的集聚之处”[101]。因此，私家藏书发展到清代，这种别置一处的藏书楼观念就被广泛接受了。
郁达夫在他的风雨茅庐享受惬意的读书环境没多久，就被抗日战争的爆发给打断了，后来他的风雨茅庐和藏书都在战火中丧失殆尽。同样毁于战火的还有丰子恺的缘缘堂。
近现代作家中也有一些家境殷实之人，花费巨资专门建造藏书楼。如黄遵宪的人境庐（图2-38）、周越然的言言斋、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斋等。黄遵宪的人境庐和周越然的言言斋从建筑风格上来看，继承了古代藏书楼园林范式的传统。人境庐位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据介绍：“人境庐仅是黄遵宪府第两座相连的深院曰‘荣禄第’和‘恩和第’东侧的一座窄院，这便是黄氏的书斋……庐宅不算大，却开多扇门，给人印象是幽邃的，有五步楼、七字廊、十字阁、卧虹榭、无壁楼、藏书楼等。还有黄遵宪亲植的夜合花、双棵临门的月桂，与息亭、假山、鱼池、草圃相映带，幽幽香气弥漫小院。”人境庐之名由陶渊明的名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中的三字组成，表明黄遵宪超尘脱俗，摒弃名利之念的志向。人境庐现已被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言言斋在上海闸北宝山路西、宝通路北之天通庵路转角。据周越然自己介绍：“屋之面积约50方丈，坐北朝南，前有花园，后有菜园，左右植树，全地占二亩半，以竹篱与邻家及马路为界。”[102]言言斋是三进二层楼房，“第一、第二进上下各为六间。两进相接者，左右厢房也，中间则一长方形之天井。第三进楼上四间，楼下三间，有正方形之楼梯间与第二进相连。楼梯间在左首，右首为长方形之小天井。第一进另有楼梯间，在厢房与正屋之间。是故全所房屋成一‘已’字之形”[103]。言言斋之名，据他自述，是因为“当时所储之汉文本，大部分为词曲小说，而词曲小说皆以‘言’字为偏旁，故取名‘言言’”[104]。言言斋毁于战火。
图2-38 黄遵宪人境庐
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斋（图2-39）与传统藏书楼风格迥异，它是一座西式洋楼。据文献记载，梁启超1915年搬入原天津意租界四马路（今河北区民族路44号）的一幢两层意大利式洋房时，只有几间书房和图书资料室。1924年梁启超请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在寓所左侧，设计建造了一座书斋，命名为“饮冰室”。“饮冰”一词取自《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当年，梁启超受光绪帝之命变法维新，内心焦灼，要解内热，故引用之。该楼两层，共占地1117.82平方米，建筑面积949.5平方米，大小房屋53间，其中楼房43间。楼的前脸分列三个拱门，拱门上端半圆形的门楣上，雕刻着精细的花纹，典雅玲珑，耐人寻味。楼上大厅正中，放置着一张大理石面的红木圆桌，两旁有两个绿色瓷墩，古色古香。大厅周围有五个房间，其中四间存藏图书和各种文献资料，另一间杂用。当年一至暑假，大厅里就办起“饮冰室暑期讲学馆”。二楼靠西北角，也是一间大厅，中间放一张长木桌，周围摆着十把红木椅。这里大多用来接待有身份的政治人物，供晤谈与会议之用。靠东南角的几间屋，是梁启超的卧室和图书资料室。梁启超在饮冰室完成了《清代学术概论》《墨子校释》《中国历史研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重要的学术著作。1984年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公布梁启超在天津的故居和饮冰室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列为天津市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2-39 梁启超“饮冰室”
一般来说，“虚拟”藏书楼还是有对应的藏书处所，只是建筑规模较真正的藏书楼要小很多。而有些近现代作家的“虚拟”藏书楼却是真正意义上的“虚拟”，并没有对应的藏书处所，“藏书楼”名只是文人一种随性的情绪抒发，这却给后人带来了一些认识上的困扰。我们以近现代作家黄裳的藏书楼为例。如徐雁平《私家藏书之兴衰》（刊于《读书》杂志2005年第11期）一文中称，近现代作家黄裳的“来燕榭”是“有规模、有特色的藏书楼”，其后桑农《“来燕榭”不是藏书楼》（刊于《读书》杂志2006年第3期）一文对此说法提出质疑。桑农引证黄裳的文章《我的书斋》，对“来燕榭”的由来进行了转述：
自从买书以来，我也曾经请名家刻过不少藏书图记，不免也想出了几种斋馆名色，聊以自娱。前后也有了三五种。当然不过是纸上烟云，并无现实的存在。……至于“来燕榭”一名，实取诸嘉兴实境，记得是一次荡舟之际，忽然瞥见，已记不得是哪里的水榭了。这名目也是我喜欢的，所以至今还在用着。
除“来燕榭”外，另外三五种“斋馆名色”指“断简零篇室”“梦雨斋”“草草亭”等。从它们的命名来看，“榭”“室”“斋”“亭”都是指建筑，而黄裳又常常将它们与自己的藏书联系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引起后人的误解，以为他真有这些藏书楼。又如孙犁曾回忆：“近日，余在书皮上乱书之堂号、斋名有：晚秀庐、双芙蓉馆、晚娱书屋、娱老书室、梦露草堂，等等。均属附会风雅，百无聊赖之举动。”[105]很显然，这些藏书楼名都是仅有一个名称而无实际的藏书处所。
总的来说，近现代作家大多无经济财力修建一座独立的藏书楼，因而他们只能把对藏书楼的情怀体现在藏书楼的命名中，从中寄托自己的治学精神、家国情感等人文关怀。比如鲁迅对其“三闲书屋”的解释：“敝书屋因为对现在出版界的堕落和滑头有些不满，所以仗了三个有闲，一千资料，来认真介绍（自印）诚实的译作……”其“且介亭”藏书室名，是因为鲁迅住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其地为越界区。“且介”取“租界”二字每半，讽为半租界。鲁迅的两个藏书室名都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何其芳藏书室名“无计为欢室”，其夫人牟决鸣同志解释为：其芳同志大半生从事文学事业。平日除工作、读书、写作外，无暇顾及其他游乐。用全部精力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又如柳亚子的磨剑室，出自唐贾岛《侠客》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表达了柳亚子锋芒显露，立志革命事业的英勇气概。俞平伯藏书，常钤盖“衡芷馆夫妇藏书画”印章，衡芷馆是他的书斋名。衡取自俞平伯大名“铭衡”，“芷”取自其妻许宝钏的小名“芷官”，这个书斋名体现了藏主夫妻的款款情深。黄裳斋名“断简零篇室”，纪念他对古籍残本的收集。
提到古代藏书楼，人们往往将它与近现代图书馆相对立。归纳出近现代图书馆的特点是：公共、公开、公享，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集散地；而古代藏书楼的特点是：私有、封闭、专享，这一特点限制了文化的传播，阻碍了社会文明的进步。
对此，一些学者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刻分析了古代藏书楼私有、封闭、专享的原因，如方嘉珍、史芳树《古代藏书楼封闭性的思想根源探析》[106]，曹之《古代藏书楼封闭之原因刍议》[107]，罗小明《论我国封建藏书楼制度长期延续的原因》[108]等，都认为以现代图书馆的服务精神要求古代藏书楼是不合理的。其中李凯旋《“藏书楼”思辨——与程焕文先生商榷》[109]一文提出私有、封闭、专享是私人藏书的固有属性而非特性。这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在认识上更深刻、更科学。他还指出，“这样简单的总结完全无视当时的时代条件对图书流通的巨大限制……官府主要以皇家藏书为主，该类型图书馆服务的对象除了皇家子弟，也包括上层知识分子和宫廷的文化精英……至于私人、书院、寺观藏书的先天属性已决定其必然具有私有性，古代私人采集书籍的艰难，书价的高昂也同样非今所比。……所以说私人藏书的“私有”“封闭”“专享”是其固有的属性，而非特性。至于书院、寺观藏书，指责它们私有、封闭、专享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它们一样对勤学善思的读书人开放，而不看你什么身份，当然你不识字再开放对你也无用……所以对于古代藏书楼的特性，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公正公允地总结其特性，而不是先入为主，简单化地将其归纳为“私有”“封闭”“专享”。这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历史事实，而且对中国古代图书馆管理者也有失公允”。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拿近现代的图书馆与古代藏书楼相提并论，这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图书馆就是为公众提供图书服务的，而我国古代藏书楼主要是社会文化精英在使用，用来经世治学、著书立说、传播文化。
古代私人藏书楼的封闭性主要体现在：不随便借人，藏书私遗子孙。近现代作家的藏书楼亦属于私人藏书楼，也具有私有、封闭、专享的特点。当然，它也有流通性，和古代私人藏书楼一样，书籍一般只在朋友、熟人之间流通。比如柳亚子在南明史的研究中得到阿英提供的很多史籍的帮助，其中一部分还是阿英收藏的海内孤本。胡适曾在与周汝昌仅一面之交的情况下，慨然把珍贵的甲戌本《红楼梦》借给他，并不再过问，并表示对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见胡适在周汝昌1948年7月11日来信上的眉批）。我们可以从相关文献中了解到，此类借阅藏书的事迹，在近现代作家中是普遍存在的。
近现代作家藏书楼的开放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们对藏书的归属上，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古代藏书家的藏书观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对藏书不再考虑留传给子孙，而基本都将藏书捐赠给公共藏书机构，最大限度地发挥藏书的文化传播功能。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受时代大环境的影响——近现代藏书发展趋势即化私密为公开；另一方面，近现代作家藏书不是为藏而藏，收藏图书主要是为了使用。他们大多是学者，承担社会文化传播的责任，因此，他们希望自己的藏书能遗泽后世学人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子孙。如前面提到的现代作家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捐赠私人藏书给公共藏书机构。又如阿英生前生后捐赠藏书：1954—1956年，他陆续捐献给国家的明清珍贵的善本有82册；逝世后，他的子女遵照其生前遗愿，将他收藏的以清代木刻本为大宗的4900余种、12000多册珍贵书籍及部分文物捐献给家乡芜湖市图书馆。唐弢藏书5万余册，其中图书3万余册、期刊1万余册，全部捐献给现代文学馆。胡适遗嘱称留在大陆的102箱书籍和文件捐赠给北京大学。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胡适藏书现归于三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藏胡适书信、文件和日记；105种善本古籍归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其他藏书归北京大学图书馆。何其芳逝世后，其家属将其3万多册藏书捐赠给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
综上，近现代作家的藏书楼不仅是其藏书处所，更重要的是其读书治学的场所，是现代文坛的智慧库，为思潮叠起、作品蜂拥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由于其藏书大多归公，因此这些藏书继续发挥着广泛的文化传播的功能，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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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祁承
）《澹生堂藏书训》：一是“眼界欲宽”，二是“精神欲注”，三是“心思欲巧”。祁氏的“三法”重在阐述求书的指导原则。
[4] （清孙从添）《藏书记要·购求》：“知有是书而无力购求，一难也。力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二难也。知好之而求之矣，而必欲较其值之多寡大小焉，遂致坐失于一时，不能复购于异日，三难也。不能搜之于书佣，不能求之于旧家，四难也。但知近求，不知远购，五难也。不知鉴识真伪，检点卷数，辨论字纸，贸贸购求，每多缺轶，终无善本，六难也。”孙氏的“六难”从反面探讨了求书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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