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理论分析

二、合法性压力下企业环保投入影响因素分析:理论假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企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是企业适应内外部制度环境中合法性要求的行为结果，到底是哪些具体因素影响了企业的环境投入行为呢？

笔者认为，企业环保投入的合法性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组织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主要包括政治制度环境、社会制度环境和文化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是组织内部治理环境。在内外制度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满足利益相关者合法性要求的企业会自觉地履行并承担环境责任，进行环保投入。关于合法性驱动下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因素分析，总结如图3-3所示。

1.内部制度环境

李维安等（2007）指出，公司治理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提高企业的合规性。通过对制度环境中要求的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表明了自己是以一种社会承认的、合乎社会规范的方式来行事（Dowling、Pfeffer，1975；Meyer、Rowan，1991）。因此，组织的内部治理环境是组织对合法性压力感受的载体。适当的内部治理结构，能够将企业面临制度环境中的合法性要求反映到组织行为中去；而失衡的内部治理结构不能通过组织行为传导出组织对制度环境的适应性。因此，只有适当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才能满足组织适应制度合法性的要求。这种适当性体现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作为载体能否帮助组织行为传递出组织是否符合合法性的信号。因此，即使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相同的合法性压力，不同企业因为不同的内部治理结构，也会作出不同反应，我们将企业对合法性的反应程度称为“合法性敏感度”。我国企业在面对保护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的制度背景下，不同企业的不同内部治理因素（规模、教育、技术、所有制结构和财务状况等），导致不同的合法性敏感度，影响到企业对环境问题的不同行为。有的企业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环境保护行为，如加强污水的治理、废弃物的净化处理，加大对企业环保产品的科研力度等，而有的企业不但不进行环境护理，还滥用环境资源，损害环境健康。

图3-3　合法性压力下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因素

1）股权结构特征与企业环保投入行为

股权结构是指股份公司总股本中，不同性质的股份所占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不同的股权结构决定了不同的企业组织结构，从而决定了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在我国，国家股的股权所有者是国家，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职能，因此，国有控股公司将比其他类型控股公司承担更多来自制度环境的合法性压力。国有股东较其他股东而言更加关注公司长远发展，会更多考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高敬忠等人（2008）发现，企业终极控制人的性质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产生显著影响。吕立伟（1999）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国家股、法人股比重与其税收、保值等社会责任履行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外，国有企业肩负着企业社会责任，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因此会面临更加严格的规范合法性的制度环境，更有可能受到所在行业监管部门的监管。国资委于2008年初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大力加强央企的社会责任意识，让其发展成为推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主力军。由此，国有控股企业将比非国有控股企业承受更多的制度合法性压力。具体到企业的环境行为中，由于国有控股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占用的资源较多，因此其带来的“不经济的”环境外部性问题往往较其他类型企业要多。在合法性压力的驱动下，国有控股公司理应投入更多成本用于环境保护行为。本书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更大。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是控股股东所持股份集中，其他中小股东话语权较少，并且股权集中度高，因此，一股独大一直是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特点。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容易造成第一大股东在重大决策以及董事选举方面拥有控制权，从而控制公司的经营方向。我国目前的股权结构，使我国上市公司实际上处于大股东的超强控制局面中，这不仅与现代公司要求的产权主体多元化目标相背离，而且还极大削弱了产权多元化的股东制衡机制。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多数中小股东没有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仅仅关心股票在市场上转手的差价，这进一步加强了大股东的控制权。股权结构过度集中，处于控股地位的股东很可能会通过控制董事会，做出有利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短期谋利决策，从而不会过多关心企业环境污染等外部行为，更不会投入过多财力致力于企业的环境保护。从合法性管理角度看，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使公司的治理结构失衡，无法保障合法性压力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由此，本书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负相关。

金字塔型持股结构是新兴市场国家上市公司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持股结构，我国上市公司中也普遍存在终极所有权结构（赖建清，吴世农，2005），此种结构以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大为特点。这种特有的股权结构会导致内部治理结构趋于失效，利益博弈失衡。终极控制人作为契约中优势的一方，有动机通过各种手段来谋求更大的私人利益，而其行为却很难受到其他股东的监督。Claessens等（2002）进一步指出，金字塔持股结构下，终极所有者利用拥有上市公司直接控制权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有效控制，从而导致终极控制人的盘踞效应。终极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会导致企业价值的下降，并产生相应的代理成本。内部治理结构的失效、企业价值的下降、终极控制人的掏空行为都会使公司的治理结构失衡，降低企业的“合法性敏感度”，企业不愿意投入更多资金到环境保护与管理中去，因此，本书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终极控制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与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负相关。

2）董事会独立性与企业环境投入强度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43条规定，确保公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的章程规定，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并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董事会的重要职责。董事会的效率直接决定了公司的运营与管理的效率。已有研究都证实，董事会效率是其增函数，因此本书用董事会的独立性衡量董事会的效率。关于董事会独立性与效率的关系。Pfefeer和Salancik（1978）认为，独立董事有助于企业声誉的建立，帮助企业建立和维持其合法性。Johnson和Greening（1999）发现，独立董事是股东之外不同的利益团体，因此，他们可以站在独立第三者的角度衡量企业的诸多行为，避免企业遭受媒体的负面报道等造成企业声誉的损失。因此，董事会越高效，企业对于环保压力的“合法性敏感度”就越强，越有可能实施环保投入行为。由此，本书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会对企业的环保投入强度产生积极影响。(www.xing528.com)

现代企业制度导致了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权分离制度，这两个角色的设置和职务安排，将会对公司治理的实际情况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根据代理理论，总经理往往倾向于对外隐瞒不利信息，而董事对总经理的行为具有监督作用，若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会削弱董事会的监控作用。从合法性角度看，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会影响董事会效率，影响企业对环保压力的“合法性敏感度”，从而影响企业的环保行为。由此，本书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与企业环保投入强度负相关。

2.外部制度环境

外部制度环境就是前文所强调的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组织行为不仅受效率机制的制约，还受到法律、观念、政治、社会等多维度复杂因素的引导和渗透，这些因素通过利益相关者对规范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的认同，对组织行为进行影响和塑造。因此，企业所处的不同行业、面对的不同消费者、不同的地域等因素中不同环境保护合法性的要求，会对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

（1）政策环境对环保投入行为的影响。政策环境对环保投入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颁布一系列环保方面的法规制度，形成规制合法性要求，强迫或引导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力度。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是一种强意义的合法性要求。政府成为政治环境的主要施导者。一方面，政府承担着强制或引导企业环境行为的约束功能，可以确定如何处罚环境污染企业，甚至可以强制关停企业；另一方面，政府承担着奖励环境保护行动参与者的激励功能，可以确定对企业哪些环保行为进行奖励，对哪些环保投入实施财政补贴等。政府管制压力对企业环境行为影响主要分为两类:特定干预和一般干预。所谓特定干预是指政府对企业特定环境行为所作出的决定。如针对企业的超标污染情况而作出的检查、罚款、整改等决定。美国的超级基金法案，就是以Love　Canal事件为契机而制定并出台的。一般干预则指政府对企业日常运作中所涉及的环境问题，如污水的排放、废弃的排放等而颁布的行政法规。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规定，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要披露其所有的有关环境负债的信息，除非公司可以证明这些环境负债对公司未来的投资者没有重要影响。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在其召开的第十三届和第十五届会议上，也号召公司要对环境信息进行更加广泛的披露。中国证监会也颁布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要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应当定期披露环境信息，发布年度环境报告。由于不同行业对环境外部性的影响不同，重污染行业如钢铁、冶炼、造纸等行业，对环境带来的外部性影响远远超过一般性行业，因此重污染行业面临更多的政府监管，对环境保护的合法性要求更高。重污染行业中的企业，也会面临更多的行业法律法规监管，履行更多的环境责任，加大对环保的投入力度。由此，本书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企业所在行业政府干预力度越大，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越大。

（2）社会环境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社会环境对环保投入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消费者、投资者和非政府对企业施加的道德合法性压力而实现的。社会制度环境对企业环保投入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随着绿色营销概念的逐步盛行和绿色消费者数量的不断增加，消费者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合法性要求越来越高，为了得到消费者的环保认同，企业选择绿色行为来满足消费者对合法性的认可。Armigtage和Conner（2001）通过研究发现，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将直接影响他们的购买行为。王国猛等（2010）的研究发现，消费者的环境态度对他们的绿色购买行为有正向影响。Elking-ton和Hailes（1988，1989）研究表明，基于环境保护动机的消费将对组织的寿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Kassarijian（1971）研究消费者针对低污染汽油的消费行为时发现，消费者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用于购买绿色产品。因此，在消费者绿色购买理念日益盛行的潮流下，消费者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合法性压力越来愈大，促使更多的企业投入到环保事业中。

投资者通过金融市场给企业施加合法性压力。关注环境问题的绿色投资日益成为社会责任投资的重要关注方向，绿色投资已经吸引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关注。资料显示，美国在2007年社会责任基金数目为263只，到了2011年已经增加到493只，其中绿色基金的比例最高。目前许多主流基金都涉及绿色投资，包括非常有名的富达基金。投资者们相信，积极投身于环保、具备良好绿色表现的上市公司能够有效兼顾到当期投资收益与长期资本增值，其潜在收益也已经在现实中被产业印证。以陶氏化学（DOW）为例，该公司绿色投资自1994年以来已为其节约能源达1.8千万亿英热单位（1英热单位＝1　055.055　852　62焦耳），由此节省的能源成本超过了90亿美元，创造公司净利润逾70亿美元。另外投资者都会尽可能地规避风险，他们会权衡企业由于污染处罚和污染责任赔偿而带来的环境风险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因此，投资者更倾向于积极进行环境保护的企业。一些研究表明，美国和加拿大的股票市场对环境信息有明显的反应。由于好消息所带来的好处和坏消息引起的损失在1%～2%的范围内，Konar和Cohen（2001）的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对环境信息的反映能够激励企业加大清洁生产或污染控制的投入。世界银行在阿根廷、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结论。此外，债权人、供应商/经销商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绿色理念的加强，对企业环境行为合法性要求的提高，也成为企业环保投入的有力动力。David（1992）的一份报告显示，具有较高环境风险的公司，从银行取得贷款支持的难度将远远大于主动进行绿色投入的公司。

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宗教机构、群众工会等组织会运用非正式手段（Informal　Regulation）来迫使污染者遵从环境道德规范，他们从道德合法性方面，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加大对环保的投入。Huq和Wheeler（1992）对孟加拉国的调查中发现，一般政府规制不如社区压力对大型国有肥料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Maxwell等人（1998）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希望事先了解市民对企业减少污染排放的期望；Dasgupta等人研究发现，在墨西哥，社区压力有助于企业采用一定的环境管理措施；Hamilton调查了社区的潜在环境保护行动对企业选择有害物质生产厂址的影响。以上结果均显示社区环境对道德合法性的要求在企业改善环境行为和环境投入表现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文化、地域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该因素主要将企业置于社会宏观环境中，通过文化传统、社区规范、价值观念变迁、区域人口特征（强调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经济发展水平等形成的文化、行为认同合法性而形成的。

早在1993年，麻国庆就提出应将环境研究置于社会整体中予以把握，重视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并以游牧民、山地民、农耕民为例，揭示了不同文化群体所拥有的民间环境知识对其生存、发展以及社区环境管理的作用。马戎则进一步强调传统文化信仰、传统生产与生活习俗、社区规范、生产与生活方式、自然资源观念变化对环境以及环境行为的影响。

区域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环境行为的区域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人口特征（强调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许多文献都指出，社会人口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等区域环境差异，会造成所属地公众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差异，这些都是构成公众认知合法性差异的主要原因。Brent　S　Steel利用1992年美国国家公众环境态度和行为研究数据，检验了环境意识和个体环保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众环保意识强度同个体环保行为以及区域环境问题有极强的关联。公众环保意识与行为将直接成为道德合法性的准绳，影响企业的环保行为。因此，不同地域内的公众环保意识的高低，对道德合法性要求的高低，都会造成不同地域内企业环保行为的差异。

整体而言，伴随着各利益相关者和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社会制度环境因素对企业的环境合法性认同标准越来越高，必然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投入。由此，本书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7:社会环境的合法性要求越高，企业环保投入力度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