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半岛的经济发展及其优势

19世纪马来半岛的经济开发主要集中在以经济作物为主的种植园和锡矿场，由此带动城镇建设和贸易的发展，华人和印度人在经济开发中立下汗马功劳。

1.种植园经济

香料是海峡贸易中的主打产品，因此马来半岛的经济开发是由经济作物的引进和种植开始的，并随着世界市场的需求，不断改变种植种类。

胡椒、甘蜜、丁香与豆蔻：18世纪末19世纪初马来半岛开始兴起种植园经济，大规模种植胡椒、肉豆蔻、丁香等香料，这些种植园都是雇佣华工进行种植。1810年槟榔屿的胡椒园遍及全岛，胡椒产量达到400万磅，主要出口英国。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加坡的胡椒园和甘蜜园有400多个，面积达26,800多英亩，雇佣华工万名以上，主要是潮洲人，这两种经济作物占新加坡耕地面积四分之三以上，1848年甘蜜产量为6万担，胡椒达3.1万担，出口值占新加坡农产品出口的五分之三。之后是豆蔻、丁香取代胡椒，到1860年豆蔻、丁香种植园面积达到12,355多英亩。^[47]19世纪中叶与新加坡一河之隔的柔佛新山也发展起种植园，到19世纪60年代初新山开辟甘蜜、胡椒园1.2万个，雇佣华工1.5万人。到19世纪90年代初，柔佛大约有21万华工从事甘蜜和胡椒种植。^[48]其他马来土邦，如森美兰、雪兰莪和霹雳的王公贵族也鼓励华人来种植经济作物，1884年雪兰莪公布特别章程，规定邦政府出租土地给种植园，头七年免租税。1880年代雪兰莪从事胡椒、甘蜜种植的华工有1,000多名，种植面积达30,000多英亩，年产甘蜜1.2万担。^[49]19世纪末，马来半岛甘蜜出口值达到460万元。^[50]

甘蔗：19世纪初马来半岛开始种植甘蔗，最先从威斯利省开始，到1835年甘蔗园面积达到900英亩左右，起初甘蔗园都由华人种植和经营，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进入这一领域，到1846年，在威斯利省由英国人经营的甘蔗园有11个，他们采用新技术制蔗糖，很快在糖业占据优势。1843—1844年槟榔屿出口蔗糖704吨，1850年达2,550吨，几年后增加到3,750吨。到1861年威斯利省的甘蔗园几乎都为英人所有，由华人种植。^[51]19世纪60年代华人在霹雳的吉辇和万珍开辟甘蔗园，霹雳驻扎官和苏丹定出鼓励条件：开垦荒地者免租三年，产品免交出口税，1878年又规定大种植园免租五年。80年代霹雳与威斯利省合计，甘蔗园共5万英亩，雇佣华工近万人。1890年到1905年是马来亚甘蔗业最兴盛的时代，马来半岛的甘蔗种植面积达6.5万英亩，出口蔗糖3.5万吨，价值达叻币200万元以上。^[52]

木薯：木薯在19世纪40年代引入马来半岛，先是在马六甲种植，19世纪60年代开始大面积种植，大约有10,000英亩，1871年为19,900英亩，1882年增加到93,000英亩。^[53]70年代以后世界市场上木薯的价格较高，这刺激了木薯种植向马来半岛其他地方扩展，到19世纪末，马来半岛华人经营的木薯园面积达16万英亩，年出口值达叻币200万元。^[54]需要指出的是，木薯业几乎完全由华人控制。

橡胶：马来亚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种植橡胶。1896年，雪兰莪咖啡园主金德斯利兄弟（Kindersley brothers）种了5英亩橡胶树，霹雳的咖啡园主斯蒂芬斯（F. A. Stephens）也种植了1,000英亩橡胶树。同样在1896年，马六甲华商陈齐贤在马六甲试种橡胶树苗，取得成功，随即在1898年集资叻币20万元在武吉阿沙汉购地30,360英亩，种植木薯和橡胶各50万株，成为当时马来亚最大的商业橡胶园。1897年，马来联邦政府也推出鼓励种植橡胶的税收政策，每一英亩橡胶园前10年只需要支付叻币10分，10年后也只要每英亩叻币50分，前15年橡胶税为每英亩叻币2.5分。英殖民当局更鼓励欧洲资本进入这一领域，1900年规定，凡华人申请用地，租约上必须写明，先种橡胶，然后才能间种其他作物。1903年森美兰驻扎官提出，华人退租的休耕地，一律按最优惠条件售给英国人，所以英国人在马来联邦经营的橡胶园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大户”。^[55]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马来亚橡胶种植的开创期，1897年橡胶园面积345英亩，1900年增加到4,600英亩，1907年达到126,000英亩，产量为900吨。^[56]

19世纪马来亚种植园经济有较大发展，并具有以下特点：

（1）种植种类与规模完全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某些经济作物价高有利，种植面积会扩大，当价格下跌，获利甚少或无利可图时，便放弃种植，表明马来亚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密切联系。

（2）流动性大，甘蜜、胡椒、木薯、甘蔗之类的作物对地力消耗极大，几年后土地就退化，必须另辟新地，所以种植园不断从海峡殖民地向其他土邦扩展。

（3）华人在种植园中占主导地位，华人在甘蜜、胡椒、木薯、甘蔗等种植园中占支配地位，对有些种类甚至是完全控制，但对少量种类则很少染指，如咖啡园，主要是英商经营，雇佣印度劳工。橡胶种植19世纪末才开始，尚未成为马来亚的经济支柱，华人也不占据主导地位。

（4）港主制在种植园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所谓港主制（Kangchu），即承包开发荒地的华人向苏丹交纳一定的年金（租金），即取得某一土地的开发权，他会得到一张“港契”，注明从某河口到另一河口的土地，归其开垦，这片土地很大，一般为1000—8000公顷。承包人被称为“港主”，他所得到的垦区，被称为“港脚”。港主招募劳工进行种植，负责修路、建房，还开办鸦片烟馆、当铺、酒馆、商店等，从中获得丰厚利润，向苏丹交纳税金。港主还拥有在港脚代行警察、税收、行政、发行货币、采伐林木、转让土地等权力。港主制度适合当时地广人稀的马来半岛的开发，通过这一制度，以种植园为中心，不仅开发土地，还兴起小型城镇，带动这一地区的繁荣。同时，有不少华人港主因此而成巨富，如潮州人陈旭年通过与天猛公阿布巴卡的关系，在柔佛拥有几个港脚，种植甘蜜和胡椒，他还与章芳琳和陈宝成等著名华商联合承包鸦片和烈酒税，成为巨富。^[57]20世纪初，随着英国资本的涌入和橡胶种植业的兴起，英国殖民当局宣布废除港主制度。

2.锡矿业

马来半岛早就有采锡业，过去马来人和华人主要用两种采锡法，一种叫“淘洗法”（马来语“lampan”），一种叫“碟洗法”（马来语“dulang”）。^[58]这两种古老的采锡方法效率较低，只能采到地表浅层的锡脉，产量极少。早期华人移民大多是马来苏丹传统矿场的劳工，马来苏丹直接将锡米卖给预先用现金下订过的海峡殖民地商人，而且通过控制大米的供应来控制华人矿工。这种模式将锡矿所有权、用工权和开采权都集中在马来苏丹手中，增加了中间环节，降低了海峡殖民地资本在锡贸易中的利润。1830年代，殖民地政府开始提供现金资助，鼓励商人从马来苏丹手中租赁矿场，并向苏丹支付固定租金，此方法可以将开发失败的风险转嫁到商人身上，马来苏丹乐见其成。由此，马来半岛的锡业被激活，大批已经握有一定资本的华人开始成为矿主。最早一批华人锡矿主主要集中在马六甲、森美兰卢骨（Lukut）和双溪乌绒（Sungai Ujong）地区。19世纪40年代更多华人锡矿场出现在雪兰莪、霹雳、森美兰和马六甲，著名的锡矿中心有拿律、近打、卢骨、干津、吉隆坡、开吉阿旺、双溪乌绒。

拿律战争和《邦咯条约》后，因锡矿而引发的冲突大大减少，马来半岛局势稳定，有利于锡矿业发展。以拿律地区为例，1878年华人经营的锡矿场共80处，雇佣华工6,843人，年产锡2,748吨。到1881年，锡矿场增加到155处，华工18,691人，产量达4,728吨。1883年产量达到7,445吨，约为1878年的3倍。^[59]随着世界锡价的上升，马来半岛新兴锡矿区层出不穷。霹雳近打河谷（Kinta Valley）锡蕴藏量丰富，开采面积达到33,407英亩，而且殖民当局以100元测量费和租金换取25英亩的政策吸引资本，成功吸引了一批华商到近打投资矿场，近打开始崛起。1889年，近打的产量超过拿律，成为英属马来亚排名第一的锡矿产地。到1895年，近打锡矿面积已达1888年的4倍，产量占霹雳总产量的80%。^[60]

1874—1895年的20年间，马来半岛的锡矿业达到顶峰，锡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出口量占世界市场的55%。^[61]到19世纪末，锡已成为马来亚支柱产业之一。华人在19世纪马来半岛锡产业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绝大部分锡矿场为华人经营，95%的锡产量出自华人锡矿场。^[62]

华人之所以能在19世纪马来亚锡矿业中占有主导地位，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是华人锡矿场的经营和管理方式更为有效。华人锡矿经营多采用贡纳工制，即由矿场主、贷款人（财东）、头家行东（矿工总管）和贡纳工组成，各司其职，各得其利，前三者各得锡产量的10%，贡纳工得剩下的70%。矿场地主拥有矿场租借权，负责修建工棚和矿场设备，拥有锡产量的10%；贷款人负责管理矿场账目，以高于市价赊贷食物、衣服、鸦片和烟叶给矿工，按市价购买全部锡米；矿工总管负责安排日常生产，管理矿工；贡纳工是按劳动入股，他要参加采锡劳动，也可雇佣“新客”帮他劳动，由他领取按份额分成的实物。^[63]这种经营方式的优点是能得到海峡殖民地华商较充足的资金贷款，矿场管理靠利益结合，较为有效。很多时候，矿场主、贷款人是同一人，他们也身兼会党头领，如前面提到的郑景贵、陈亚炎等人，还有叶亚来，他是吉隆坡甲必丹、矿场主、贷款人，同时也是吉隆坡海山会首领，不仅能拿下矿场，能为矿场提供资金，还利用会党进行有效管理。

二是华人大量移民马来亚，为锡矿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来源。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合法地、大规模地移民马来亚，华人锡矿业有充足的劳力来源，矿主、监工和矿工大致来自同一方言群体，熟悉矿工的文化和习俗，加之会党的控制，使得矿场和华工的管理较为有效，1901年97%的锡矿劳工是华人，马来人为2.6%，印度人只占0.3%。^[64]

三是华人锡矿的采锡和熔锡方法更简单和低成本。19世纪华人锡矿基本上是露天开采，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大坑，使用链条泵抽取坑中积水，加上简单的工具：锄头、铁锹、畚箕，就能采锡和淘锡了。80年代华人锡矿场引进西方先进的蒸汽泵机，大大提高了采锡产量。华人的熔锡方式相对于马来人的熔锡方式，更简易、便宜和先进。^[65]

采锡业的厚利也吸引了欧洲人进入这一行业，1883—1895年经营锡矿和金矿的欧洲人公司有28家，这些公司有充足的资金，良好的锡矿条件，殖民地政府的扶持，但却竞争不过华人锡矿，就是因为其采矿成本较高，劳工缺乏，对华人劳工的管理不像华人矿主那样有效和得心应手，最终竞争不过华人锡矿场，相继失败。^[66]但华人锡矿场也有其弱点，主要是规模小，资本少，技术落后，随着19世纪末表层锡矿开采殆尽，到20世纪上半叶，华人锡矿业开始衰落，欧洲人卷土重来，此乃后话。(www.xing528.com)

为了推动锡业发展，马来亚开始兴建铁路。1885年6月1日，马来半岛第一条铁路太平—维尔德港线建成，1886年吉隆坡—巴生港铁路（Kuala Lumpur-Port Klang）竣工，1891年森美兰—迪克逊港（Sembilan-Port Dickson）线竣工，1893年怡保到德鲁克安生（Ipoh-Telok Anson）线竣工。锡矿与海港连接起来，重型机械、工人、锡米都可以利用铁路运输，不但快捷而且价格低廉。铁路的建成，为英属马来亚的锡矿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3.商业贸易

英国占领槟榔屿和新加坡后，将两埠建成自由港，实行贸易自由政策，吸引更多国家的商人到此。同时，英国和欧洲商人建立多个贸易公司，如1821年加特列（Guthrie）有限公司、1828年博德斯（Boustead）公司在新加坡建立，1830年约翰 · 巴特利（John Buttery）公司在槟榔屿建立，这些公司标志着欧洲人在贸易上开始占据主导地位。^[67]

英国当局继续在海峡殖民地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发挥其转口港的优势，加之吸引移民的政策，大大促进了三地的发展，尤以新加坡发展最为迅速。首先是随着移民大量涌入，海峡殖民地的人口爆发式增长，1825年到1864年，新加坡从12,000人增长到84,000人，槟榔屿从31,000人增长到59,000人，马六甲从27,000人增长到68,000人。^[68] 移民的涌入与财富的积累相辅相成，三埠的贸易量迅速增长。1825年三埠贸易量为叻币400多万元，1864年增长到叻币1,800万元，其中新加坡增长最快。按照温斯泰德所提供的1825年、1830年、1840年（无马六甲数据）、1850年、1859年、1864年六个年份海峡殖民地贸易量统计（图3-3），三个港埠的商业价值排序是显而易见的，新加坡的比例维持在65%—82%之间，是国际贸易重镇；槟榔屿在15%—28%之间变化，是三者中相对稳定的；马六甲则是徘徊在4%—8%之间，且呈缓慢下降趋势。可以说，新加坡以领导者的姿态，一直在海峡殖民地的贸易发展中独占鳌头，而槟榔屿则是稳稳占据第二位，历史最悠久的马六甲则被边缘化，不复往日荣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温斯泰德的数据不具有连续性，且并未将英属东印度公司网络以外的华商的数据包括在内，故不能视为是精确数据。

图3-3　海峡殖民地贸易量变化图

数据来源：R. O. Winstedt, Malaya and Its History, Hutchingson, London: 1966, p. 61.

华商在前殖民地时代的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确立和发展，华商的这一优势地位受到相对削弱，但较前殖民地时代相比，华商的贸易范围扩大，迅速融入新的国际贸易网络，出口东南亚产品，进口西方工业制品。^[69]华人在贸易中起重要作用，没有华商，欧洲人的贸易不可能深入马来半岛，海峡殖民地也不可能成为转口贸易中心。1874年一位英国人称赞华商在槟榔屿贸易中的重要性：“他们可以做到欧洲人所提出的任何要求，而在贸易上我们不能缺少他们，因为他们几乎在我们外国人运输货物的岛屿都设有商站。他们的代理商驻扎在苏门答腊、婆罗洲和中南半岛，并与土著进行货物交换。通过华人中间商的手，许多产品才能从槟榔屿运输到英国或其他国家。”^[70]

19世纪马来亚的贸易体系已初步形成，英国人和欧洲人控制进出口贸易，进口西方工业制品，出口东南亚本地土产。中间商基本由华商和海峡华人充当，海峡华人亦称“峇峇”，他们的父亲是华人，母亲通常是当地人，保留华人习俗。他们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接受英文和华文教育，能说英语、马来语和闽南话，语言优势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使他们能沟通欧洲人与本地人和华人。中间商批发西方工业品，并收购东南亚本地产品出口到欧洲，同时进口中国产品，出口东南亚产品到中国。低层商人则是华人和零售商，他们在城镇、矿区、种植园、甘榜（村庄）建立杂货店，或肩挑背扛，走街窜巷，出售衣食、日用品、生产工具等，同时收购土产。

图3-4　海峡华人家庭

图片来源：图片取自明信片。

4. 城镇建设

新加坡、槟榔屿、吉隆坡等地原来都是小渔村或沼泽地，由于经济开发而成为城镇并繁荣起来。

新加坡城镇建设主要靠华工和印度罪犯。1819年莱佛士雇佣200多名苦力到新加坡从事港口、道路、房屋建设，1825年印度罪犯到新加坡从事教堂修建和其他公共工程。此后，有更多华工和印度罪犯在新加坡从事城市建设，尤其是印度罪犯，主要从事市政工程，如1860年修建的圣安德烈大教堂，还有道路、市政厅、法院、一所综合医院和总督府。到19世纪60、70年代，新加坡城市建设初具规模，成为国际港口城市，也成为“远东一景”。

而吉隆坡的建设则直接与锡矿开采有关。吉隆坡位于巴生河和鹅麦河汇合处，马来文意为泥泞的河口，在19世纪中叶以前这里一直是灌木丛生的沼泽地。1857年一位当地酋长阿卜杜拉带领几十名华工到此地采锡，经过艰苦的开发，这里的锡矿初步发展起来，还带动船运交通和商业的发展。之后第一任华人甲必丹丘秀和第二任甲必丹刘壬光在此开办商店，修筑道路，这条小路被认为位于今日吉隆坡的十字街。吉隆坡最终能繁荣起来，与第三任甲必丹叶亚来密不可分，他为吉隆坡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被推崇为“吉隆坡开埠元勋”。^[71]

叶亚来（1837—1885年）亦名叶德来，生于广东惠阳，是客家人，17岁随同乡来到马六甲，做了几年杂活，后到双溪乌绒，受到甲必丹盛明利的赏识，1860年双溪乌绒两位马来酋长为争夺锡矿税收发生械斗，盛明利被杀，胆识过人又精明能干的叶亚来被推荐为甲必丹，初显管理才能。1862年初叶亚来到吉隆坡协助第二任甲必丹刘壬光处理行政事务及管理锡矿场，自己也经营两家矿场。1866年吉隆坡当地苏丹和酋长为争夺矿税展开长达多年的内战，华人也分成两派争斗不休，吉隆坡三次被攻陷。1869年叶亚来受封为第三任甲必丹，他与马来苏丹和英国殖民官关系良好，为吉隆坡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1873年叶亚来重新收复吉隆坡时，吉隆坡几成废墟，房屋全部被毁，锡矿场也成为水潭。叶亚来率领华工进行重建，他制定了重建计划，修筑道路，疏通河流，建造桥梁，扩建住屋，用砖瓦屋取代过去用茅草建的亚答屋，开办商店，重开矿场，使吉隆坡很快成为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迅速繁荣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叶亚来也积聚起惊人的财富和权力，吉隆坡城镇和矿区的产业，几乎都为他所有。1878年锡价高涨，使得他成为吉隆坡首富。叶亚来对吉隆坡的开发奠定了后来吉隆坡的基础，当1886年他去世时，吉隆坡政府机关停止办公，许多高官显要都出席他的葬礼，他对于开发吉隆坡所做的贡献，得到后人的承认，吉隆坡有一条路被命名为“叶亚来街”（图3-5），就是纪念他的。驻扎官瑞天咸高度评价他：“甲必丹叶亚来在雪兰莪的民望远远领先他人，我认为政府需要好好借助他的力量来维持法治和秩序，他在区内的成功施政，令他在雪兰莪尤其是在吉隆坡华人事务上具有充分的发言权。”^[72]

图3-5　叶亚来街

图片来源：［马］陈亚才主编：《与叶亚来相遇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广东义山管理委员会，2006年，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