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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时间:2023-07-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们谈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得不谈及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同疯狂而残忍的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使这种传统精神,在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照耀下,进一步发扬光大。这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我们谈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得不谈及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两千多年来,它影响中国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等诸多方面。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一个“仁”字,因此,我们着重对“仁”作一番探讨,就抓住了儒家思想的核心。

首先,什么是“仁”呢? 孔子说:“仁者爱人。”[1](P131)又说:“泛爱众而亲仁。”[1](P5)孔子认为:“仁”是“人”的本质特征。“仁”的内涵就是爱人。继承儒家道统的唐代韩愈也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2](P216)可见,要行仁道,就要把“人”提到思考一切问题的首要位置。所以,有一次孔子家的马棚子发火烧了,孔子退朝回来,开口就问:“伤人乎?”不问马。[1](P105)这体现了一种“人本主义”思想,也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孔子提出“爱人”,就是关爱别人,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P166)“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P63)要推己及人,像孟子说的那样:“老(尊敬)吾老以及人之老,幼(爱护)吾幼以及人之幼。”[3](P16)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1](P165)韩愈在《原毁》中把孔子的这番话加以阐发说:“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宽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2](P229)孔子的学生子张(颛孙师,字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1](P183)这是说要做到谦恭、宽厚、诚信、敏锐、慈惠。谦恭就不会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众人拥护,诚信就会受人信任,敏锐办事效率就高,慈惠就能使用别人。能够做到这五个方面,才算是一个有仁德的人了。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天下就形成一种有仁道的和谐社会了。

儒家“仁”的思想还包含一种“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P163)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两千多年来,就是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3](P265)的思想,孕育了中华民族反抗压迫、反抗侵略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中国从秦末陈胜、吴广领导农民起义以来,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人民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中国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进行英勇奋战,形成了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斗争传统,涌现了无数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这种斗争传统,是我们幅员广大的国土不被分割和占领的坚强保障。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同疯狂而残忍的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使这种传统精神,在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照耀下,进一步发扬光大。

第二,“仁”的理论根据是“性善”论,同法家的“性恶”论相反。“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3](P112)古代启蒙课本《三字经》开头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4](P1)儒家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善的,有些人杀人越货、犯上作乱,是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变坏了。对这种人,还可以通过教育改造来恢复他本来的善性。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人们就要爱人,当政者治理国家就应该行仁政,实行德治。所以,“性善”论是儒家全部理论的基石。同儒家针锋相对的法家提出“性恶”论。荀子在一篇《性恶》的文章中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5](P258)

他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一生下来就贪吃贪玩;长大以后,贪得无厌,争夺财产,残害生命,嫉恶别人,好声好色,犯分乱理;只有经过礼义的教育,刑法的整治,然后才变得善了。这种变化是经过人为的,就像弯木条要通过蒸烤加工才能变直、钝刀钝斧要经过磨砺才能变得锋利一样,都是人为的。故曰“人为”为“伪”。法家提出“性恶”论,是为其主张法治作为理论依据。既然人性是恶的,就要用刑法来整治。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五蠹》中,斥责儒家“以文乱法”,把儒家列为危害国家的五种蠹虫之首。他举例说明法治的重要性:“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责备)之弗为改,师长教之弗为改。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丝毫)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来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6](P8)对这种不务正业、胡作非为的儿子,父母的教育、乡人的责备、师长的启发,都不起作用,只有看到官吏带兵捉拿奸人,他害怕了,才改变了自己的恶习。所以,治理国家要制订苛刻的法律条文,实施严厉的刑罚。介乎儒、法两家之问的告子则认为: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从东边挖开)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3](P254)孟子又反驳告子说:你认为“水性无分于东西”,难道就“无分于上下乎?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也。”{3}(P254)告子认为人性不存在本来“善”和“恶”的问题,是后天通过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实践形成的。

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一方面宣扬“仁爱”等儒家思想,标榜爱民,施行仁政,推行一些利民政策,来换取人民群众的拥护;另一方面则采用严厉的刑罚,来制裁那些违反封建礼教的犯上作乱者。可以说,他们都是“德治”和“法治”两手并用的。即使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武帝,也不放弃使用严酷的刑罚。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依法治国”。21世纪初,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这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仁”的根本是“孝悌”。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仁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1](P2)“孝”,指孝顺父母;“悌”,指尊敬兄长。在《论语为政》一篇中,用了四章谈孝道。可见孔子把“孝”作为行政治国的重要内容。“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孝悌”是“仁”的根本。因此,我国历代帝王都重视以“孝”来标榜自己,以“孝”作为天下人的楷模。汉代的皇帝在称谓上都要加一个“孝”字。如:汉孝文帝、汉孝景帝、汉孝武帝、汉孝宣帝等。明代朱元璋提倡孝友,死后葬南京紫金山孝陵,永乐元年,又溢为“大孝高皇帝”。清代皇帝在其帝号的全称上也都带有“孝”字。如顺治帝福临有“仁纯孝彰”四字,康熙帝玄烨有“孝敬诚信”四字,雍正帝胤祯有“大孝至诚”四字,乾隆帝弘历有“钦明孝慈”四字等。

古代国君为什么如此标榜孝悌呢? 因为他们都深知:一个人只有孝顺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祖辈,友爱自己的兄弟,亲密自己的邻里和亲戚朋友,热爱自己的家乡,才能进而忠君爱国。一旦发生战争,为了家乡不遭受蹂躏,亲人不遭受侮辱和杀害,便义无反顾地参军参战,奋勇杀敌,保卫祖国,保卫家园。可见,孝悌是忠君爱国的思想基础,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甘心情愿为祖国作出奉献,希望国家繁荣昌盛,不受霸权主义者的干涉和欺负;希望全国人民(包括家乡人民和自己的家人)走上高度文明富裕的生活道路。这种爱国主义感情,同热爱自己的家人、热爱自己家乡的情感是紧密联系的,因此,“孝悌”是一种伟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学教育中批判母爱,致使后来有一些人“孝悌”的观念淡漠了,爱国感情也淡化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失误。试想:一个人对生他养他的父母也不爱,还能热爱别人吗? 如果对哺育自己成长和亲人所在的家乡也不爱,还谈得上爱国吗? 可见,“孝悌”是“仁爱”的根本,也是人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根本。这种传统道德观念至今仍然闪耀着不可忽视、不可磨灭的光辉。

第四,儒家的“仁者爱人”最终还是要落着到“行仁政”“以德治国”方面去。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极星),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P11)孔子认为:一个国君,如果以德行政,把恩泽施于人,那他就会像北极星一样,住在它所居住的地方,众多的星都会朝向它。孔子还强调德治的重要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P12)这是说:对待百姓,用政令来引导他们,用刑罚来整治他们,百姓只会服从,而不懂得耻辱;如果用道德来教育他们,用礼节去规范他们,百姓不仅懂得耻辱,而且心服。孟子也说:“行仁政而王(动词,统一天下),莫之能御也。”[3](P57)国君如果用仁政去统一天下,没有谁能够抵御得了他。孟子还认为,只有行仁政,才能使人心服,获得民心。他说:“以力假(代替)仁者霸(称霸),霸必有大国(强大的国力);以德行仁者王(称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足)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3](P74)古代开明的政治家都懂得:民犹水也,能载舟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孟子指出:“桀(夏桀)、纣(商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如何“行仁政”以德治国呢? 儒家提出重要的有四个方面:一、要让百姓有固定的产业。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固定产业)者有恒心(安定的心情),无恒产者无恒心。苟(假若)无恒心,放辟邪侈(放荡邪恶),无不为已。”[3](P117)二、国家要有富民政策。孟子说:“易(治)其田畴,薄其税敛(减轻税收),民可使富也。”[3](P311)要使百姓富裕,还要做到在春天去省察耕种的情况,对那些肥料、种子等不足的人,给予补助;秋天要去省察收获的情况,对那些收入不足以糊口的人,也给予补助。孟子认为,只要百姓富了,国家就可以强盛起来。他还对梁惠王说:“王如施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nou锄草),壮者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敬奉)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制造棍棒)以挞(抗击)秦、楚之坚甲利兵矣。”[3](P10)三、国君的作风要正派。孔子对鲁国的大夫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P129)又说:当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P136)孟子也说:“君仁,莫(没有谁)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3](P180)四、要考察选用正直的官吏。鲁哀公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选用正直的人)错诸枉(罢免那些邪曲的人),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1](P19)选用人才还要广泛征求意见,少数人说的不可靠。齐宣王问孟子:我凭什么来识别一个人是不是贤才呢? 孟子对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3](P41)(www.xing528.com)

第五、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能够以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的是这种精神支柱。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7](P522)因此,批判继承传统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全民的思想素质和施政治国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传统的“民本思想”得到了高度的发扬光大。毛泽东同志要求全体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教育共产党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一切方针、政策和重大措施,都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着眼点,都是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国家,都是为了建设人民幸福的生活。近几年来,党中央特别关注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让农民富裕起来的政策,免除了我国历史上施行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前景,洞若观火,认识到要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必须使农民富裕起来。九亿农民,广阔天地,没有农民的富裕,就不可能扩大内需,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上,中央领导人回答记者的提问,说明我们党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关心,也说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兹的一段话:“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经济学,那么你就懂得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原理。世界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无数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光大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吸取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从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动各项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童第德.韩愈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林德贞.三字经[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2.

[5]章诗同.荀子简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6]王焕辘.韩非子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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