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外国古代，研究辩论术的文字可追溯到古埃及。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在古希腊出现了一批以传授修辞、语法、辩论知识为职业的人，其中的佼佼者被称为“智者”。在辩论学上做出重要贡献的苏格拉底就是当时的一名智者。他喜欢辩论，并且喜欢在辩论中揭露矛盾，促进西方形成了传统的辩证法。后来，亚里士多德提出“三段论”，发展了西方的逻辑学与辩论术。
到了近代，英国议会的辩论制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英国发展的历史决定了议会是其各方政治力量进行较量的公开场所，而辩论是各方表达政治观点与争取权力的重要手段，所以英国的议会辩论形式很多，根据内容可以分为立法辩论和非立法辩论。
立法辩论是围绕着法案审议进行的辩论，主要集中在平民院；非立法辩论则与法案审议无直接关系，主要集中在贵族院。立法辩论往往采用政策辩论的形式，辩论的内容涉及立法的根属性、必要性等。非立法辩论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大型辩论、小辩论、应题辩论和就国事质询举行的辩论。这些辩论形式的存在几乎让贵族院变成了“国家论坛”，辩论的对象是政府，辩论的目的是影响政府的决策，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府的行为。
法国议会立法辩论制度主要体现在2010年2月修改通过的《国民议会议事规则》第二编（立法程序）的第一部分（一般立法程序）、第二部分（宪法修正案、财政法案和社会安全财政法案立法程序）以及2007年1月修改通过的《参议院议事规则》第六章中，立法辩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一般性辩论，一种是逐条辩论。前者是对法案的优点和缺点进行综合性的辩论，由议长主持，首先由政府及其负责法案的主要官员对法案进行说明，然后由议员进行发言。在辩论的过程中，议长有权力把发言跑题的议员叫停，并提醒其回到主题上来。所以，议长具有主持辩论、控制议程、维护秩序、执行辩论规则等责任。一般性辩论结束后，如果法案整体上没有什么问题，就会进入第二阶段——逐条辩论阶段。这个时候，议院通常给相关委员一定的时间，让大家进一步理解法案或者更好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之后再进行逐条辩论。[1]美国议会辩论借鉴了英国议会辩论的方式，但又有所创新。它主要分为众议院立法辩论和参议院立法辩论两种。这两种辩论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性，如辩论开始前议院相关委员会要提供报告，而且要实现多数党和少数党领袖之间的协调。但是，二者在辩论程序上存在差异，比较重要的一点差异在于，参议院立法辩论遵循辩论不受限制的原则，即辩论程序简单，不设全院委员会，法案的辩论主要由参议院及其常设委员会来完成，而且发言限制较少，对发言时间和发言内容的规定都十分宽松。[2]
在德国，议会立法辩论分为一般性辩论和逐条辩论两种类型，二者在辩论目的和具体操作上有所区别。德国联邦议会立法辩论制度具有参议院功能有限、元老院协调意见分歧和议会党团辩论前置的特点，以及辩论分工明确、辩论内容细致和辩论程序公开等优点，但是其程序设置较为烦琐，容易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易为行政机关所主导。[3]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辩论制度，我们不难发现，辩论涉及西方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立法辩论还是非立法辩论，都体现了议员在行使选民所赋予的权力时应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和职业素养。因此，辩论成为西方当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技能。
辩论在中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促进了我国文明的传播与社会的进步。
在《中庸》中，中国古人就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们发现，这5个方面概括了人们从“学”到“习”的5个步骤。一个人运用自己的所学所闻，经过独立的思考、辨别，才会坚定地执行，最终实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所以，在这个从“学”到“习”的过程中，“慎思、明辨”是关键。可见，从古代起中国就特别重视思辨。
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中，群雄割据，诸侯纷争。我国出现了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促使当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大辩论。在这一思想大解放中，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思想在辩论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清谈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注重形式的辩论活动。这一时期的玄学思想与外来的印度佛教相结合，通过不断地思辨，最终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五四时期，新旧文化激烈碰撞。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过程中，先进的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新旧文化的论争。林纾先生的《论古文之不宜废》和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一次文字辩论。五四争鸣让现代科学与文明在中国得到大力的传播。
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凡是辩论之风盛极的时代，往往是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也是重要思想产生的时期。在这一阶段，辩论在传播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赛在新加坡举行。截止到2011年最后一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后更名为“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在青岛落下帷幕，此项辩论赛共举办了10届。其间，许多辩题紧扣时代的脉搏。这对于促进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让一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当今的一些重要领导或媒体名人曾指导或参与过国际大专辩论赛。
进入新世纪，辩论赛似乎有些降温，但是2015在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发言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思辨能力在国际上引发强烈的反响。于是，一些地方举办的辩论赛再次如火如荼地进行，大量的青年学子得益于这些辩论活动，思辨能力得到大大的提升。由此可见，辩论对于提升人的思辨能力有着显著的作用。
2012年，苏州大学首次举办“东吴杯”全国中学生辩论赛；2015年，青岛二中举办首届“山海杯”国际辩论赛；2016年，中国香港协恩中学举办首届“协恩杯”国际辩论赛；2017年，北京海淀区教委举办首届“中关村杯”国际辩论赛，上海外国语学校举办“世外杯”国际辩论赛；2018年，新国辩在深圳举行。新兴的辩论赛事雨后春笋般出现，原有的赛事在改善中坚持——辩论这项原本属于小众化的活动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与重视。
这是因为在当今中国，随着5G时代的来临，信息的获得会变得更加容易。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信息鱼龙混杂甚至污染的现象。如果没有思辨能力，不能对外来信息加以辨别，人们就容易在生活中无所适从，无法判断事情的真假。如此，人心就十分容易浮躁，阅读也会变得快餐化，思考也就变得浅显。这个时候，人们就很容易受到外来信息的误导和诱骗，甚至会莫名地爆发情绪。在当今世界，泛滥的信息挟裹着人们的感情，在网络上，在真实的生活中，引爆一个热点有可能会引发网络与舆论暴力甚至语言犯罪。(www.xing528.com)
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们只有学会思辨，才能静下心来去伪存真、辨识整合、深入思考。可以预见，未来社会一定是一个急需思辨能力的社会，而且随着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信息获得难度进一步降低，思辨能力会越来越成为人们需要具备的一种重要能力。
在当今中国，新高考、新课标对高中学生的思辨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2016年10月11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姜钢通过《中国教育报》提出高考的“一体四层四翼”（后修改为“一核四层四翼”），回答了“高考为什么考、考什么、怎样考”的问题。高考写作开始更加注重考查学生的思辨能力。2017年全国Ⅰ卷高考作文要求考生任选2~3个词语，使之形成有机的关联，写一篇文章向外国人呈现考生所认识的中国。2018年上海卷要求考生就“需要”与“被需要”之间的思辨关系谈自己的理解与看法。2019年全国Ⅰ卷高考作文指出“劳动重要，但是人们却不重视”的矛盾，让考生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2020年山东、海南的模考作文针对“手机进校园的利与弊”展开讨论。这些都反映了高中写作已对思辨能力提出了要求。
2017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高中语文的核心素养之一就是“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并将这一素养具体描述为：发展与提升是指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获得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和思维品质的提升。语言的发展与思维的发展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因此，思维的发展与提升也是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语文素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发展逻辑思维，提升思维品质，要让学生“能够辨识、分析、比较、归纳和概括基本的语言现象和文学现象，并能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阐述自己的发现；能运用基本的语言规律和逻辑规则，判别语言运用的正误，准确、清晰、生动、有逻辑性地表达自己的认识；能运用批判性思维审视语言文字作品，探究和发现语言现象和文学现象，形成自己对语言和文学的认识；能自觉分析和反思自己的语文实践活动经验，提高语言运用的能力，增强思维的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批判性和独创性”。《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对7—9年级的口语表达提出的要求为“讨论问题，能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中心、有根据、有条理。能听出讨论的焦点，并能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
为此，《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专门设置学习任务群6“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并明确提出：本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学习思辨性阅读和表达，发展实证、推理、批判与发现的能力，增强思维的逻辑性和深刻性，认清事物的本质，辨别是非、善恶、美丑，提高理性思维水平。新高考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新课标作为国家重要的教育文件，代表着国家教育的培养方向，也代表着国家对未来人才思辨能力的要求，因此加强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就成为高中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
辩论对于学生与学校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以青岛二中辩论队的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青岛二中辩论队成立于2013年，至今已有多年历史，先后获得2013年北京大学首届全国中学生辩论赛亚军，苏州大学“东吴杯”全国中学生辩论赛第三届、第四届冠军，马来西亚“精英杯”国际中学生辩论赛季军、杰出贡献奖，新加坡国立大学首届“狮城杯”亚军，中国香港协恩中学“和富杯”首届亚洲辩论赛亚军，中央民族大学全国中学生辩论赛冠军，首届国际儒学辩论赛亚军、联合国孔子文化奖，第三届“山海杯”国际辩论赛亚军，第四届“山海杯”国际辩论赛冠军，2018年中国香港协恩中学“亚洲杯”中学生辩论赛冠军，2018年“东吴杯”全国中学生辩论赛季军等。
我们连续5年举办“山海杯”国际辩论赛，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2018年第五届“山海杯”国际辩论赛共有16支来自国内外知名大学的队伍参加。这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台湾世新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另外，一些国内外知名的中学，如人民大学附中、北师大实验学校、澳门培正中学、中国香港协恩中学、马来西亚昔华独立中学等，也派出队伍参加。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徐卓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刘卫兵、武汉大学教师陈铭等评委进行现场点评。
学生的思辨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的提升，一大批参与辩论活动的同学在高考与生涯规划中受益。7年来，青岛二中共有近600名学生从中受益。凭借突出的思辨能力，有的同学获得耶鲁大学全额奖学金，有的同学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自主招生中获得加分，还有的同学甚至在本科毕业后入职省广播电台主持电台节目。
学生的语言表达与文字写作能力也得到大大的提升。青岛二中语文组将辩论与课前演讲结合，将辩论与课外阅读结合，将辩论与课堂教学结合，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2019年高考，青岛二中语文成绩优秀率（120分以上）达51%，最高分达139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好成绩。
学校的办学理念得到了社会的一致认可。中央电视台、山东教育台、青岛电视台、香港高校网、中国政法大学网、凤凰网、大众网、《青岛晚报》等多家媒体多次报道。其中，2017年4月，中央电视台10套科教频道连续6天播出首届国际儒学辩论赛的实况。这些宣传报道营造了良好的辩论氛围，让学校的办学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注释：
[1]张莉.法国议会立法程序［M］.蔡定剑，杜钢建.国外议会及其立法程序.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222-254.
[2]查尔斯·W·约翰逊.美国国会立法程序［C］.刘星红，等译.蔡定剑，杜钢建.国外议会及其立法程序.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286.
[3]李店标.德国联邦议会立法辩论制度述评［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2）：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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