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史研究入门：探索戏剧人类学学科

如上一节所述，田野调查本是人类学家惯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早期的人类学指的是通过对现存原始部族（或称“蒙昧部族”）的实地调查而了解人类史前文化（或称“童年时代”）的学术活动，我们通过对摩尔根等近代西方人类学家在美洲印地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那里的考察及其《古代社会》等著作，不难了解到人类学的本质特征。后来，“人类学”被泛化，不仅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而且还出现了哲学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音乐人类学、舞蹈人类学、文学人类学、视觉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审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犯罪人类学、自然人类学、生态人类学、饮食人类学等。一方面，国内有限的几家人类学专业几乎都难以独立生存；而另一方面，却又冒出来这么多带有“人类学”头衔的新学科、新领域，仿佛“人类学”无处不在。于是，“戏剧人类学”也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按理说，既然“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童年”的一门学问，那么“戏剧人类学”不也应该是研究戏剧“童年”的么？按理说，先后从“人类学”中派生出来的“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分别以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和“原始艺术”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那么“戏剧人类学”不也应该以研究“原始戏剧”为己任么？然而不然。

挪威戏剧导演尤金尼奥·巴尔巴被公认为“戏剧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他在《演员的解剖学——戏剧人类学辞典》一书的序言中说：

ISTA（巴尔巴领导的国际戏剧人类学学校，引者注）反复强调戏剧人类学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的差异，所谓“人类学”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指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对于人类在有组织的表演情景下的表演行为的研究……戏剧人类学不是戏剧与人类学的结合。^[22]

同样意思的话，他还在《纸船：戏剧人类学引论》中强调过^[23]。为什么“戏剧人类学”不应当是“戏剧”与“人类学”的结合呢？巴尔巴没有说。但在他的著作中，的确完全没有对戏剧的历史如起源、形成、发展、演变作任何研究，而是集中在对表演动作的研究上。例如《戏剧人类学辞典》一书由《序章》和二十三章正文组成，书中使用大量图片和文字，对演员的脸庞、眼睛、足、手等肢体动作的来源、节奏、变化、复原，以及与动作相关的舞台、化妆、服饰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而且巴尔巴明确表示，同样都是表演动作，舞蹈和戏剧不应当有区别：

舞蹈与戏剧之间的严格区别揭露出一个深度伤口，一个缺乏传统的真空，不断地胁迫演员放弃使用身体，胁迫演员穷尽绝技。对于一个亚洲表演者来说，这样的区别是荒谬的，对欧洲其它历史时期的表演者，对小丑、或伊丽莎白时代的演员来说也同样荒唐。^[24]

不能说巴尔巴的研究没有意义，恰恰相反，这一研究的实用价值相当明显。正如有关评介文章所说，“他的工作不仅仅启示戏剧和表演，同时也阐发了当代造型艺术中一些极为重要的方面”^[25]。然而，仅仅研究“表演动作”而不研究角色扮演、原始戏剧、仪式、面具、演员和观众等戏剧的核心因素，能否叫做“戏剧人类学”？这不能不使人产生疑惑。

巴尔巴的“戏剧人类学”只研究表演动作应当与西方戏剧理论中强调“动作”的传统有关。亚里士多德就特别强调动作在戏剧中的作用。二战期间，法国的阿尔托倡导批判传统语言、强调身体在戏剧中的核心作用。到马丁·艾思林则明确说：“希腊语中戏剧（drama）一词，只是动作（action）的意思……戏剧之所以成为戏剧，恰好是由于除言语以外那一部分，而这部分必须看作是使作者的观念得到充分表现的动作（或行动）。”^[26]这里已经明显有了将戏剧与舞蹈相混淆的倾向。巴尔巴的研究应当是这种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不过在强调“表演动作”的同时，以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戏剧的倾向也在欧洲戏剧理论界相当强烈地表现出来。弗雷泽、哈里森等前辈人类学家自不必说，捷克籍的前苏联文学评论家、戏剧家波格托伊廖夫1925年发表《捷克的木偶戏和俄罗斯的民间戏剧》一文，接着又在1938年、1940年先后发表《戏剧的记号》、《捷克斯洛伐克的民间戏剧》二文，以捷克斯洛伐克的民间戏剧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关注俄罗斯、乌克兰的民间戏剧。二文重点分析了戏剧的巫术功能、面具服饰、舞台装置、音乐与身体动作等，试图在戏剧学与民俗学之间搭设桥梁^[27]。名声更大的当然是美国纽约大学理查得·谢克纳（R.Schechner）标举的“人类表演学”（又译作“表演人类学”）旗帜^[28]，他与以研究仪式著名的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Turner）是好朋友，声称他的所谓“人类表演学”有五大研究领域：（1）以戏剧、舞蹈为代表的审美表演；（2）包括影视、音乐、体育在内的大众表演；（3）社会职业（角色）表演；（4）仪式表演；（5）游戏表演^[29]。很清楚，虽然这一派的研究路向未必把重点放在原始戏剧方面，但他们和人类学家一样瞄准了仪式和巫术，并极力要拉近戏剧学与人类学的距离，而不是像巴尔巴一样要和传统人类学划清界限。

进一步说，谢克纳的“人类表演学”有明显的“社会戏剧”研究倾向。这种研究把社会当作一大剧场，把每个人看成一个角色。“天地大舞台，舞台小社会”，这种认识在我国由来已久。一百多年前，美国在华传教士史密斯（Arthur H.Smith，中文名字明恩溥）在山东、河北做了大量社会调查后写道：“中国人具有很强的爱演戏的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通行全国的娱乐活动……只要略加鼓动，任何中国人都会有模有样地扮演起某出戏中的某个角色。他会摆出演戏的姿势，鞠躬行礼，下跪叩拜……中国人是用戏剧化的语言进行思维……在一切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完全依据戏剧化的样式而行动，那就会有‘面子’。”^[30]明恩溥这一著作受到鲁迅、潘光旦、李景汉、费正清等人好评，据说李景汉在定县进行秧歌戏调查时身边就带着这本书。谢克纳的“人类表演学”，与这种广义的“社会戏剧”研究，应当具有某种渊源关系。

1993年，中国内地学者马也的《戏剧人类学论稿》出版。作者说：“只有在人类学本体论的大前提下才有可能谈文化或艺术的本体论问题。文化或艺术本体论是人类学本体论的一部分。”^[31]本书分四编分别研究：戏剧“是什么”（本体论），戏剧“什么样”（发生论），戏剧“干什么”（功能论），戏剧“怎么样”（发展论）。今天看来，本书与真正的“戏剧人类学”著作有些名实不副，一些提法也显得粗糙，但第二编讨论演剧与巫术的关系以及“史前扮演”等，却是戏剧人类学中最核心的问题。

紧接着1994年，日本学者宫尾慈良的《亚洲的戏剧人类学》一书出版。该书的研究对象是：巴厘岛的祭祀仪式、中国台湾的皮影戏、中国的狮子舞、泰国的假面舞、京剧演员等^[32]。1997年，容世诚的论文集《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一书出版，书中的八篇论文分别研究讨元杂剧、明代山西农村赛戏、80年代的香港粤剧、90年代新加坡的潮剧和莆仙傀儡戏以及北斗戏等。作者在《序言》中称，这几篇论文代表了他“近年的研究方向和理论关注——根据田野考查资料，配合文献材料，思考和归纳中国宗教仪式剧的性质和模式”^[33]。实际上，这本书即使不能囊括戏剧人类学研究的全部领域，也至少包括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本书受到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的好评。

可见，中国学者、亚洲学者，提出和使用“戏剧人类学”的概念并不晚，而且基本上是顺着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戏剧人类学的逻辑予以推演前进的。但遗憾的是，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理论未能在世界上产生应有的影响。“欧洲中心”的倾向于此可见一斑。

无论如何，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的“戏剧人类学”。即：挪威戏剧导演尤金尼奥·巴尔巴提倡的以研究“表演动作”为旨归的“戏剧人类学”和使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原始戏剧、社会戏剧、仪式戏剧、民俗戏剧研究的交叉学科“戏剧人类学”。这一分歧容易使人产生疑惑：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戏剧人类学”？

2004年，陈世雄等撰《戏剧人类学刍议》一文，批评巴尔巴的“戏剧人类学”只谈表演而不谈“扮演”，混淆了戏剧表演和其他表演（如舞蹈）的界限，并进而讨论了“戏剧人类学”学科的相关问题。该文大体同意谢克纳的观点，指出：“人类学对戏剧学家们的最大启示在于，戏剧实际上是人的自我实验。”“戏剧人类学”应该就是“人类学体系与戏剧的体系之间互相靠拢”，“戏剧人类学化，与此同时，人类学也戏剧化”^[34]。应当说，本文对巴尔巴的批评十分到位，提出“戏剧人类学”应当是人类学与戏剧学相互靠拢的主张也很恰当。至于“戏剧人类学化”、“人类学戏剧化”的提法，似应进一步斟酌。

翌年，王胜华撰文指出，戏剧人类学应当依次从属于艺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人类学，他说：

戏剧人类学是依据戏剧资料、运用戏剧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学科。戏剧人类学关注所有的戏剧文化现象，更关注戏剧的早期形态，除了关注戏剧本体之外，戏剧人类学还关注人类早期的神话、宗教、史诗、亲族、仪式、信仰等文化元素，因为它们与人类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35]

戏剧人类学是否可以研究“人类社会”和“人类发展规律”？这问题还可以再讨论。但关注戏剧的“早期形态”和“神话、宗教、史诗、亲族、仪式、信仰”等与戏剧关系密切的“文化元素”，则无疑应当是戏剧人类学的重要特征。

显而易见，陈、王二文对“戏剧人类学”的认识并不雷同，他们分别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出发，提出该学科的研究重点：前者强调戏剧的现实，后者强调戏剧的历史。然而，他们都认为“戏剧人类学”应当是戏剧学与人类学的融合与交叉，都认为“戏剧人类学”应该研究人类的“扮演”活动，这就具备了通过进一步讨论而缩小差距、趋于一致的可能性。

对于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出现见仁见智的看法不足为奇。但是，打着“戏剧人类学”的旗号而又回避与人类学的联系，实在不是明智的做法，殊难使人认同。王秋桂在《民俗曲艺丛书序》中说：“中国民间仪式的研究也可以对世界民间文化和人类学作出贡献。”这里虽然没有明确使用“戏剧人类学”这一术语，但按照我们的认识，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中国民间仪式及濒危剧种如傩戏、目连戏、藏戏、皮影戏、木偶戏、拟兽剧等的调查研究，应名副其实地属于“戏剧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同样，运用这一方法研究现实戏剧中的角色扮演及其心理活动，或把戏剧当作人生、社会的浓缩，通过对戏剧活动的调查，来了解人的生活，人的品性，人与家庭、宗族、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应当属于“戏剧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

诚然，在这里，戏剧学与人类学有时难以区分，有时则判然有别，或许这正是新兴交叉学科的特点。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探索，摸索这一学科的性质、任务、特点，逐步使其规范化、体系化，应当是创始期“戏剧人类学家”的重要使命。在这一点上，青年朋友和老一辈学者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十分期待新时代的戏剧史研究者在这一领域作出好成绩来，为建立中国的“戏剧人类学”，推动和补充中国戏剧史研究作出贡献。至于巴尔巴的“戏剧人类学”如何发展，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注释】

[1]梅祖麟《从语言史看几本元杂剧宾白的写作时期》，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2]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商务印书馆 1941年版，第 102、242页。

[3]黄育馥《京剧·跷和中国的性别关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1 页。

[4]李祥林《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第9页。

[5]详拙文《先秦的散乐与夷乐》，《文化遗产》2008年第3期。

[6]详参王为民编《吴梅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

[7]流沙《明代南戏声腔源流考辨》，台北：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9年，第 1页。(www.xing528.com)

[8]参洛地《词乐曲唱》，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戏曲音乐类种》，北京：艺术与人文科学出版社，2002年。

[9]卫聚贤《元代演戏的舞台》，清华大学《文学月刊》1931年第2卷第1期。

[10]周贻白《北宋墓葬中人物雕砖的研究》，《文物》1961年第10期。

[11]参刘师培《原戏》、《舞法起于祀神考》二文，载《刘师培全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

[12]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

[13]参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14]修海林《宋代杂剧南传形式的文物遗存——四川大足石窟“六师外道谤佛不孝”群像考》，《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5]参潘国欣《佛山祖庙正殿神案“薛刚反唐”戏曲人物木雕考释》，《文化遗产》2007年创刊号。

[16]详参李景汉、张世文编《定县秧歌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刊行，1933年。

[17]参欧阳予倩编《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56年；周贻白《周贻白戏剧论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18]参程砚秋《西北戏曲访问小记》，《人民日报》1950年2月25日；程砚秋《从地方戏看京剧——给田汉同志的信》，《人民戏剧》一卷五期，1950年；程砚秋、杜颍陶《秦腔源流质疑》，《新戏曲》二卷六期，1951年 11月。以上三文均收入《程砚秋戏剧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19]参张庚《近代戏曲声腔管见》，《梆子声腔剧种学术讨论会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20]〔英〕龙彼得《中国戏剧源于宗教仪式考》，王秋桂、苏有贞译，台北：学生书局，《中国文学论著译丛》下册，第540页。

[21]参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1页。

[22]〔挪威〕尤金尼奥·巴尔巴、尼古拉·萨瓦莱斯《演员的解剖学——戏剧人类学辞典》，中嶋夏、铃木美穗日译，东京 PARCO出版，1995年，第3页。以上引文由本人中译。

[23]参〔挪威〕尤金尼奥·巴尔巴《戏剧人类学的诞生》，周丽华译，《戏剧艺术》1998年第5期。

[24]〔挪威〕尤金尼奥·巴尔巴《戏剧人类学的常见原理》，周丽华译，《戏剧艺术》1999年第5期。

[25]章抗美等《戏剧人类学》，《戏剧》2005年第2期。

[26]〔英〕马丁·艾思林《戏剧剖析》，罗婉华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第 6 页。

[27]此二文1982年由东京外语大学的桑野隆翻译成日语，合为一册，由东京未来社出版，题为《民间戏剧的功能和构造》。参石川荣吉等编《文化人类学辞典》，东京：弘文堂，1987年，第204页。

[28]也有人称谢克纳标举的为“戏剧人类学”，参周慧玲《表演中国》，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4年，第32页。

[29]〔美〕理查德·谢克纳《人类表演学的现状、历史与未来》，孙惠柱译，《戏剧艺术》2005年第5期。

[30]〔美〕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31]马也《戏剧人类学论稿》，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第3页。

[32]详参〔日〕宫尾慈良《亚洲的戏剧人类学》，东京：三一书房，1994年。

[33]容世诚《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台北：麦田出版，1997年，第 7 页。

[34]陈世雄、邵玫《戏剧人类学刍议》，《东南学术》2004年第6期。

[35]王胜华《戏剧人类学研究的开启》，《民族艺术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