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国学教育方法研究与实践

就教学方法而言，按教学活动的性质可将教学方法分为：①以教师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②以学生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以教师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有教授法、谈话法、演示法。以学生活动为主的教学方法有自学法、讨论法、发现法、练习法、复习法、实验法和实习作业法等。^[22]

关于教学方法的界定，有研究者认为，教学方法的定义大体可归纳为重教轻学型、教学并重型、教学互动型三种。^[23]“教学方法，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为实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而采取的教与学相互作用的活动方式的总称”^[24]，这一界定属于教学互动型，笔者比较认可这一定义，因为合适的教学方法、良好的教学效果，是离不开教学中教师、学生这两个主体的。一般的学科教学是这样，国学教育教学也是这样。

由上文所知，中小学国学教育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是多种课程互相配合的一个立体教育，因此其不同方面的课程也自有不同的教学方法。囿于篇幅，并且考虑到中小学国学教育的核心是国学经典教育，所以下面就重点分析国学经典教育中的国学课堂教学的常用方法。

（一）诵读+记忆

诵读作为一种传统的国学经典教育方法，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精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什么是“诵读”？诵读是一种有腔调的读书背诵，讲究节奏、神气、韵律等，既能闻其声，又可知其意，是寓情于声、以声传情的阅读方法。早在先秦时代，《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记载有“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的句子，其中的讽、诵，就是吟咏、诵读的意思。《墨子·公孟》中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足见诵读在我国教育中的悠久历史。

语言是词汇、语法、语音三者的结合体，有如三足鼎立，但文章和书面语言是没有声调的，可声调在表达感情方面又非常重要，因此，必须重视文章的诵读。诵读能够使读者通过作品的语言的声调、腔调、抑扬、缓促来把握文气，进而体会到作品蕴含的思想感情。姚鼐说：“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与陈硕士书》）我们的传统国学经典的语言符号多是文言文，它在文法上有自己的特色，如简洁，有一定的行文韵律，讲究对仗、并举，追求齐整等，容易上口诵读，所以诵读法是国学课堂教学中一种很重要的教学方法。而且，少年儿童有较强的记忆与模仿能力，而理解与逻辑思维能力还较弱，所以要在少年儿童时期练就诵读、背记等“童子功”。

在国学课堂中开展诵读教学要注意以下事项：①教师要进行示范，要教诵读的方法，如断句、划分节奏、打拍子读，甚至更高要求的吟诵方法；②开始要求要严，要求学生做到眼到、口到与心到，边诵读便理解、体味；③开始可以慢些，要求学生要吐字分明、清晰，待学生训练一段时间后，可以逐渐加快诵读的速度；④要进行目的不同的、多层次的诵读，如初见原文的熟悉性诵读、教师讲解后的理解性诵读、学生有了一定感悟后的吟诵乃至背诵，反复诵读以形成牢固的记忆，就自然内化为学生的一种文化血脉。

这里特别说说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吟诵”。

它不同于今天用普通话读白话文的“朗诵”，而是“带有音乐性的、有旋律的，并且符合汉语本身的特点及汉语文学自身声韵规律的汉诗文声音表达方式”^[25]，“是一种介于诵读与歌唱之间的汉语古典文学作品口头表现艺术方式，既遵循语言的特点，又根据个人的理解，依循作品的平仄音韵，把诗中的喜怒哀乐、感情的起伏变化，通过自己抑扬顿挫的声调表现出来，突出其中的逻辑关系、思想情感，比普通朗诵要深入、充分得多，是一种细读的、创造性的、回味式的读书方法和表达方式，是文学、音乐、语言的综合体，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6]。

徐健顺先生说吟诵“是汉诗文的主要创作方式”，“是汉诗文的唯一诵读方式”，“是古代教育最基本的教学方法”；在深刻地认识吟诵的特征、意义的基础上，徐先生还总结了吟诵的规则：

关于吟诵的规则，我将其总结为“一本九法”。“一本”，就是吟诵的目的，是表达出作品的涵义，尤其是声韵涵义。“九法”，即依字行腔、依义行调、平长仄短、模进对称、文读语音、腔音唱法、入短韵长、虚字重长、平低仄高。创作时也是依此进行，所以一部分意义是用声音来表达的，声音的高低长短轻重缓急，都是有意义的。诵读的时候也就必须依法进行，才能还原声音的意义。阐释诗文，必从吟诵入手。^[27]

几近失传的吟诵，在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努力之下，已渐渐“热”起来，我们广大的国学教师。如果能够学会吟诵，自然在进行国学课堂教学时“如虎添翼”，取得更佳的教学效果。

吟诵不仅能够激发兴趣，而且有助于记忆，因为它能够以“声韵之美”刺激人的大脑，其抑扬顿挫、婉转变化的声音，较之默读、平淡的没有起伏的一般性的朗读，更容易留存于脑海之中。可以说，吟诵把我们今天相对忽略的汉语的“声音”给激活了。有了吟诵的帮助，我们可以鼓励少年儿童多多背记国学经典的原文。我们的文化传统多次证明：在吟诵的帮助下，一个传统文人是能够大量背记的。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能够完整地背诵十三经，清代的戴震也能完整地背诵十三经。他曾经对段玉裁说：“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28]读过私塾的茅盾先生，甚至连《红楼梦》也能整回整回地背诵。

对少年儿童学习国学来说，特别强调多读多背。尽管有些国学经典在内容方面比较深奥，但只要思想是正确的、形式是美的，便于记诵，也可以先让学生背记下来。在国学经典的学习中，“积累大于理解”有时候是可以成立的，像陶渊明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只管像牛吃草那样先吃下去（记住），待日后慢慢反刍，自然内化为一种文化养分。有了一定量的积累，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就打下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

中国古人在诵读、背书时，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强调“遍数”。朱熹说：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齐整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童蒙须知·读书写文字第四》）

又讲：

书须熟读，所谓只是一般然，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又自不同也。（朱熹《朱子语类·读书法·上》）

近现代的传统教育也是这样。如唐文治就对学生提出读文需三十遍的要求，说道：

学者读文，务以精熟背诵，不差一字为主。其要法，每读一文，先以三十编为度。前十遍，求其线索之所在，画分段落，最为重要；次十遍，求其命意之所在，有虚意，有实意，有旁意，有正意，有言中之意，有言外之意；再读十遍，以求其神气，细玩其长短疾徐抑扬顿挫之致。三十遍后，自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9]

这个优良传统在今天进行国学教育时仍然适用。我们要让少年儿童在一遍又一遍的吟诵、背记中，加深对国学经典的理解，找到一条合适的与古人对话的通道。

但在读、背时，要注意激发学生兴趣，要注意读、背的方法指导，切不可机械式地死记硬背。徐梓先生说：“单纯地让儿童死记硬背，全然忽视理解，而且又不提供合适的背诵材料（比如句子短小、形式整齐、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儿童喜闻乐道的蒙书、唐诗和宋词），严重败坏了孩子学习的兴趣。”^[30]这是教师在进行国学教学时特别需要注意的。

（二）精讲+讨论

国学经典的语言符号大多是文言文，而且内容深奥，因此教师的讲解就非常重要。但这种讲解，要与语文课上语文老师给学生讲解文言文的讲解法区别开来。语文课上的文言文讲解比较注重语言知识的学习，“这种以古典语言学习为中心的经典教育在教育实践中往往因解决语言学习上的障碍的需要，把语言的学习同思想的训练和文化的积淀割裂开来，执著于训话考据，而忽视了义理与文化上的观照与省察。”^[31]而国学课堂中的教师讲解，其立足点是进行文化传承，因此文言文知识不是教学的重点，学生只要弄通文意即可。所以，教师的讲解要：

（1）只讲重点、疑难的地方，一般不做全文贯通式讲解，能少讲就不多讲。

（2）要讲准确，但不要讲得太深，要多给学生自己思考、体悟的空间。在“如何教授国学”的问题上，关于讲得准确，著名的教育学家黄济先生有如下论述：“……要回归原著和原意，不要任意发挥和臆测。‘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是讲授国学的禁忌。教授国学常常会遇到对古文释义和解读的难题，出现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古至今，不乏实例。为此，就需要力求回归原意，从多方面去寻求根据，从作者的整体思想去求得解答。”^[32]如何把语意讲准确，的确需要我们的国学教师花些硬功夫、苦功夫。

（3）考虑到学生的接受问题，教师的讲尽量与学生的读结合起来，不要一味地讲，或者一味地读，“读讲结合”是提高学生兴趣、不容易倦怠的好办法。

（4）教师要尽量讲得有趣味，讲的过程中穿插一些国学故事就是好办法。例如，某老师讲解《笠翁对韵》中的“举杯邀月饮，骑马踏花归”，就用李白诗歌及宋徽宗考画院画家的故事来进行说明，学生都听得津津有味。当然，这些故事的选择，不仅要考虑趣味性，更要考虑内容的契合性，以及对文化传承的益处。

老师精讲之后，就是学生的理解问题。国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进行文化传承，而文化的特质在于“知行合一”，要到生活里去践行，因此，学生对国学经典的理解，必须与他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必须与当代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国学经典中传递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如何找到契合点，这是决定方兴未艾的国学教育能否保持时代生命力的关键。

因国学的文化特性，以及它与今天时代的差异性，所以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讨论一些问题以明辨是非、深刻领悟，就非常有必要。这样的讨论，也能够凸显学生学习的主体性，符合今天教育的发展潮流。需要注意的是，在组织学生开展讨论时，一要设置真正有讨论价值的问题，二要注意古今结合，与当代社会、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如台湾《国学基本教材》中，在《论语》“言行篇”后，让学生讨论的问题是：“现代社会讲究自我推销，这和孔子要求的‘讷言敏行’是否矛盾？”在《孟子》“存理克欲篇”之后，提出的问题是：“孟子主张养心寡欲，但发展经济必须刺激消费，如何在寡欲与刺激消费之间取得平衡呢？”这两个问题，都很有深度，能够刺激学生对《论语》《孟子》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地辨析与思考，有助于他们把这些国学经典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密切联系起来。这是真正学习国学的方法，也是国学的生命力之所在。今天发展国学教育，就必须“用当代的理论、世界的眼光对国学重新定位，用现代的语言和现代的思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开发，而不是复古。”^[33]

对于国学经典中的某一不易理解的观念，还可适当举例拓展，例子可历史可文学哲学，可古可今，可中可外，但要“切合”，并有一定的分析。如《论语·为政》：“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可联系学生身边的例子，如班级干部的选举与任用，以使他们明白在管理工作中要选贤任能的道理。

在现代中国社会语境下重振国学、普及国学教育要正视难度与阻力。有论者认为：“国学的知识都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和现代科学技术相比，许多知识缺少现代实证科学的检验。”^[34]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谈到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35]国学经典中传递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如何找到契合点，是检验今天国学教育成效的关键。老师带着学生就国学经典的观点展开讨论，以完成古为今用的转化，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三）抄写+表演

胡适先生当年在为即将出国留学的少年而拟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作“说明”时，说他的这个书目“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儿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他认为，“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功夫笨干出来的”，“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然后他肯下死功夫”。^[36]胡适先生的这个观点是颇有见地的，尤其是在中小学生学习国学普遍觉得比较困难的时候。现在的中小学生学习国学经典，困难之处在于：一是语言，现代口语、白话文相较于大多数国学典籍使用的文言文，是浅显、容易并且是使用习惯了的，文言文的词义、句式，特定的文化背景，都能够构成现在小孩子学习的障碍；二是国学经典的作者多为文化巨人，他们留下来的作品基本上是他们思想成熟期的产物，历经岁月淘洗、积淀，有后人不断地阐释、添加，凡此种种，均导致这些作品思想内容的高深、丰富，这些与现在的中小学生的年龄、阅历、思想的不成熟，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因此，在我们在开展国学教学时，激发中小学生的“真兴趣”，便是国学教学方法的“第一要务”。上文的“诵读”“讨论”等便含有“激发真兴趣”的目的。

在“诵读”“讨论”之后，建议国学课堂教学时，在课内或课外，留点时间，让学生对国学经典的某些句子、语段，甚至篇幅不长的整篇文章，予以“抄写”。抄写，可以硬笔，也可以软笔。软笔抄写，就与书法练习结合起来，有条件做到这样，当然更好了。硬笔抄写时，要提出明确的要求（规定）：工整、清晰、准确，一字一格。抄写讲究日积月累，在一笔一画的书写中培养中小学生对中国文字的亲近感，并不断增加他们对国学经典的句子、段落、篇章的理解，实质上也是一种“浸润式”的学习。抄写，同前面的诵读、背记一样，也应该强调“遍数”。当然，遍数的多少，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古人说，抄书有三益：易于记诵，校正讹误，练笔习字。抄写的过程，也是磨性情、养习惯的训练。中国历代皆有因“抄写”而成为大学问家的人。南宋陈鹄所著的《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了这样的逸事：苏轼在“乌台诗案”文字狱后被下放到如今的湖北省黄冈，当时叫黄州；一位名叫朱载上的诗友一日登门造访，而东坡移时不出，久之始出，愧谢久候之意，且言“适了些日课”。朱问：“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坡云：“抄《汉书》。”朱曰：“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抄耶？”东坡曰：“不然，余读《汉书》，至此凡三经手抄矣。初则一段事抄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朱请教东坡所抄之书，东坡曰：“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朱归以语其子曰：“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岂可不勤读书邪？”宋代苏轼，明代张溥，近代鲁迅、梁启超，现代叶圣陶，皆是如此。

抄写，既是激发“真兴趣”的好办法，也是学习国学经典的“笨功夫”。我们对中小学的抄写训练要循序渐进，从长远的习惯培养着眼，久之，中小学生自能够终生获益。

另一种增加中小学生学习国学经典兴趣的方法是表演法。表演法，是把深奥的国学内容，让学生以故事表演的形式来进行学习。陈鹤琴先生曾说：“经书的文字古奥，叙事说理，多偏于政治道德方面。幼年儿童不易明白。只好选择其适合儿童心理之记述，改编作故事或戏剧的体裁，教他们阅读，教他们表演，他们自然就能明白了解，兴趣浓厚。”^[37]表演法尤其适合国学内容呈现为故事，或者有故事能够恰当地表现它的时候。当然，同其他在中小学流行的表演法一样，国学教育教学中的表演法要尽量做到：表演的形式力求灵活，多种多样；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增加他们体验的丰富性和深度；可以适当引入家庭、社区、社会资源。这种表演，不重形式，重在传达出对国学内容的准确理解。

（四）传统+现代

传统中国教育，有许多很好的经验可供我们今天借鉴与参考，前文讲到的读、背、抄，以及注重“遍数”，都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有益经验。从中国文字的特殊性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经验是：注重文字的学习，经典的学习必须以中国文字的学习为基础。

中国传统教育是“以小学通经学”，小学的功夫就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在传统国学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基础性地位。清代《四库全书》经部之下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小学入经部足见其地位。中国古人极为重视小学的训练，“欲通经史子集之学，必先通‘小学’。不通‘小学’，则不通‘经学’。”近世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说：“所以研究国学，无论读古书或治文学、哲学，通小学都是一件紧要的事。”^[38]关于小学的作用，太炎先生在其《国故论衡·小学略说》里概括得很好，“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小学说到底就是从形音义三个方面来识读汉字，故“读书宜先识字”。顾炎武说：“句读之不通而欲从事于九丘之书，真可谓千载笑端矣。”

每一个汉字，都蕴含有丰富的文化信息，若教师在国学课堂上能够利用中国古人的教学、治学经验，由字入手，从字的形、音、义出发，引出其隐含的文化信息，这很能够吸引学生，可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讲《鸿门宴》“（范增）举所佩玦以示之者三”中的“玦”字时，可以讲讲古代用“环”（谐音“还”）暗示回来，用“玦”（谐音“决”）暗示做决断的故事，等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句中“景行”词典上解释为“大路，比喻行为正大光明”。可是学生还是似懂非懂，这就需要进一步溯源解释。景，从日京声，意思是“日光”，《岳阳楼记》中的“春和景明”一句也是此义。行，象形字，金文写作“”，是两条大路的十字交叉口，是供行走的大路。可见，“景行”的本义应是阳光灿烂的大路，以它比喻正大光明的品行，就好理解了。“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成阳桥”（杜甫《兵车行》），“走”的金文形状为“”，上部是摆动双臂，迈开双脚向前奔跑的人形，下部的“止”（脚）进一步加强了奔跑的意思。这个古文字本身就是对“走”字最准确、最生动的诠释，学生一看字形就懂。其他文言句子中的“走”也多是用其“跑”的本义，如“秦王还柱而走”（《荆轲刺秦王》），“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触龙说赵太后》）。图形、字义与诗文的讲解相结合，能够增加趣味，同时易懂、好记。

除了传统的教育方法之外，我们也可以广泛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也日新月异，这为我们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来促进国学课堂的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利用多媒体教育平台，在国学课堂教学中引入图片、视频、歌曲，插入相关的知识链接，教学生利用互联网查找国学资料，等等，这些都是今天国学课堂建设的必然要求。今天，互联网已经为国学的传承与创新插上腾飞的翅膀，作为国学教师，自当好好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但必须注意的是，“对国学而言，任何媒介的更替归根到底还是工具性的延展，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和选择性’，对国学经典的深刻理解并且能够真正内化于心，才是国学教育在当下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与课题”^[39]。(www.xing528.com)

当然，国学课堂的教法还有很多，或者是以上教法的综合，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掌握上述国学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能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国学教育的特殊之处，对于我们因时因地灵活、高效地开展国学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有助于我们把握国学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区别与联系，尤其是有助于我们认识在基础教育阶段国学教育内容与其他教育内容的区别与联系；第二，有助于我们掌握国学教育在教育原则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帮助我们认识到国学教育的“专业”属性，认识到做好国学教育需要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第三，有助于我们结合具体教育教学实践，结合不同的受教对象，开展有针对性的国学教育工作；第四，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学教育的基本规律，使我们在独立或与其他教学活动结合起来开展时，能够做到科学而高效。

【注释】

[1]李秉德主编：《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第72页。

[2]王策三：《教学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第139页。

[3]徐学福主编：《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第139页。

[4]林晖、周小蓬：《中国语文教育思想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1-13页。

[5]徐学福主编：《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第144-147页。

[6]原题为《国学教育的内容与施教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6期“观点选粹”栏。

[7]徐梓：《国学教育的乱象及治理》，《光明日报》2014年7月1日第15版。

[8]曹胜高：《国学教育重在文化内核》，《当代教育家》2017年第7期。

[9]朱自清：《经典常谈·序》，载赵志伟编著《旧文重读——大家谈语文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页。

[10]转引自魏哲哲、郑海鸥：《把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9月18日第17版。

[11]约翰内斯·贝克曼：《中国青少年道德问题是否定传统价值教育的必然结果》，青木译。原文摘自德国《青少年世界周刊》，译文见于《环球时报》 （2004年9月3日第23版）。

[12]徐建顺：《国学教育应该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主体》，《北京教育》2016年第2期。

[13]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第3-6页。

[14]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施良方译，瞿葆奎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第2页。

[15]钟启泉：《当代中小学课程研究丛书·总序》，载钟启泉、李雁冰主编《课程设计基础》，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8页。

[16]徐梓：《将中华传统文化纳入国家课程建设的思考》，《中国教师》2017年8月下半月刊。

[17]原题为《国学教育的内容与施教原则》，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6期“观点选粹”栏。

[18]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69页。

[19]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85页。

[20]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89页。

[21]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155页。

[22]李定仁、徐继存主编：《教学论研究二十年》，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第205页。

[23]徐学福主编：《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第167、168页。

[24]李秉德主编：《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第183页。

[25]宋振锟：《基于吟诵采录的中华吟诵概念界定》，《名作欣赏》2017年第30期。

[26]南开大学“中华吟诵的抢救整理与研究”课题组：《知音如见赏，雅调为君传——关于传统吟诵的调查与思考》，《光明日报》2013年5月28日第15版。

[27]徐健顺：《吟诵——中国式读书法》，《中国教育报》2013年12月16日第9版。

[28]唐晓敏：《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智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101页。

[29]王蘧常：《自传》，载陈引弛选编《学问之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第194页。

[30]徐梓：《国学教育的乱象及治理》，《光明日报》2014年7月1日第15版。

[31]潘庆玉：《全球化语境中的经典教育》，《当代教育科学》2003年第12期。

[32]黄济：《在中小学如何开展国学教育》，《课程·教材·教法》2015年第2期。

[33]纪宝成：《新世纪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新华文摘》2001年第1期。

[34]彭富春：《国学教育警惕虚火》，《团结报》2011年4月5日，第6版。

[3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2016，第203页。

[36]刘兆祐、江弘毅等：《国学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10页。

[37]陈鹤琴：《陈鹤琴先生的意见》，载龚鹏程主编《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60页。

[38]章太炎：《国学概论》，载王国维等著《跟大师学国学大全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第106页。

[39]吕佳臻、赵婀娜：《“互联网+”如何助力国学教育》，《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6日第1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