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创构和开拓现代戏曲学最突出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对戏曲文献的竭力探寻收集与潜心梳理编纂，他始终认为深入了解和稔熟掌握戏曲文献是从事戏曲研究的根本前提，几乎毕生都在高度关注戏曲文献的发掘与整理，跟钟嗣成、臧懋循、毛晋、孟称舜、赵琦美、黄丕烈、姚燮、王国维、吴梅诸古、近代戏曲学家的观念一致。他很重视戏曲目录的编订，编订的最早的戏曲目录当属《中国的戏曲集》，收“所见过的戏曲选集”12种，如今看来虽显粗疏，像未著录当时已通行于世的《元刊杂剧三十种》，却是第一篇关于中国戏曲集的目录。紧承《中国的戏曲集》，又编订了《关于中国戏曲研究的书籍》，收“所见过和所知道的关于中国戏剧研究的书籍”30种，比《读曲丛刊》和《曲苑》所收更加丰富，为《重订曲苑》、《增补曲苑》、《新曲苑》、《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的编订提供了必要的目录依据。而《中国戏曲的选本》则收“个人所见所知”、“最流行”[2]的选本16种，初以《纳书楹曲谱》、《缀白裘》、《审音鉴古录》、《六也曲谱》、《集成曲谱》为例，“以原剧名为纲”，将它们所选元杂剧、元明南戏、明清传奇杂剧与时剧、梆子腔、乱弹腔和高腔各剧的出目名称尽列于表；继以《梨园集成》、《戏考》为例，依剧作表现题材的时代将它们所选皮黄剧各类故事的出目名称罗列出来，此使主要戏曲选本的目录，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对检索和查核戏曲单折只出的引用、传存颇具裨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发现后，撰写了内容翔实、感情深挚的跋，除详叙委曲，备述悲喜，不仅列举了它先后阙失的101种剧目，而且将242种今存杂剧的总目也记录下来，还把它们同《元刊杂剧三十种》、《元曲选》、《古名家杂剧》、《元人杂剧选》目录加以比勘标识，使为它所独有的剧作更加一目了然，此可谓数量相对富赡的大型杂剧目录。他手自写定并影印问世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是一部专门的戏曲目录著作，除登录刘龙田本《西厢记》、玩虎轩本《琵琶记》、浣月轩本《蓝桥玉杵记》、孟称舜编定的《酹江》和《柳枝》集诸珍贵曲籍，“从徽州、苏州、扬州、浙东等地流到上海的杂剧传奇中的精本，十之六七都归西谛所有”，而“版式精美、插图工致的明刻本”[3]更是著者罗列的重点。他编订的最早的戏曲集《清人杂剧初集》、《清人杂剧二集》与已拟目未刊行的《清人杂剧三集》是对传存260馀种清代杂剧的一个检阅，虽未及全选，但清代杂剧存目却昭然若揭，为王国维《曲录》所载之三倍，继臧懋循、沈泰、邹式金后首次关注清代杂剧，使差近半数的清代杂剧结集影印付梓，不仅是编辑清代杂剧集的创举，而且是清代杂剧目录的难得拓展。稍后编辑出版的《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虽收传奇惟6种，然欲“以孤本流传之明传奇为先”[4]，继之拟印行二集、三集以至十集、廿集，不限于《六十种曲》和《奢摩他室曲丛》，夙愿虽未实现，但传奇目录却略显轮廓。最能代表编纂成就的是建国初他倡导主持的《古本戏曲丛刊》，这是迄今惟一计划囊括全部现存古代戏剧文献的浩大工程，设想网罗1000种以上古代戏曲作品以及若干曲选、曲目、曲谱、曲话，初集收《西厢记》及元明戏文传奇100种，二集收明代传奇100种，三集收明清之际传奇100种，四、五集收清代传奇，六、七、八集收元明清杂剧并及曲选、曲目、曲谱、曲话，“如有馀力更搜集若干重要的地方古剧，编成一、二集”[5]，此宏伟构想在以后的实践中被不断具体化、充实化，使之扩展为正集十四集和外集三集计十七集，加上复拟编辑的《古本散曲丛刊》三集共二十集，这样戏曲与散曲就可以互相映照，彼此参酌，为祖国戏曲研究提供基本资料。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只刊印初、二、三、四、五、九集，但大陆现存古本戏曲文献总目已几乎尽收眼底。他还十分注意个别著名作家作品目录的编订，像关汉卿的杂剧，先后作过两个目录，第一个胪列了65种，传存14种，散佚51种，第二个胪列了67种，传存18种，散佚49种，表明关汉卿杂剧存佚的对比态势随时代前进在发生变化，第二个存佚目录仍为后世认同且沿用；还从天一阁亲手抄出了姚燮《今乐府选》稿本的全目，以此“殊为得意”[6]。他编订的戏曲目录，种类比较繁富，形式相对灵活，既有总集目录，也有选集目录，既看重个别作家作品目录，也未忽视专门戏曲目录，多数目录都裹挟于戏曲总集、选集和个别作家作品，虽显得不甚严整周密，却极庞杂广博，可以说他是继王国维、吴梅后最重视编辑戏曲目录的戏曲学家，把前辈时贤编订的戏曲目录内容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郑振铎还很重视戏曲作品、著作版本的全力收藏与精心鉴定。中国古典戏曲版本抄刻充架，珍秘盈箧，册幅琳琅满目，插图美不胜收，虽多数为世所见，但不少仍隐匿民间。他对自宋金至明清以迄民国留存的古典戏曲版本都十分关注，像宋元南戏已注意到当时发现不久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这是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戏曲版本，也是研究宋元南戏的珍贵资料，虽未作详尽评介，但足见对戏曲版本动态的密切注视。与此相类的还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是撰写《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参考书目。所谓元刊本《琵琶记》的卷首插图虽“笔致潇洒，镂刻精工”[7]，但总怀疑绝非元物，待看见凌濛初《琵琶记》刻本，两相对照比勘，发现元刊本《琵琶记》果然是凌刻本《琵琶记》的伪托，此实乃真知灼见。他还珍藏着魏浣初批评、李裔蕃注释的明末刊本《新刻魏仲雪先生评点〈琵琶记〉》与《重刊河间长君校本〈琵琶记〉》，而后者“刊刻至精”[8]，疑为诸本之祖。他把《西厢记》自明万历至清道光时期的主要版本列了26种，指出这些版本不仅是“一、二字，一、二句或一、二节的文字”[9]的差异，更关键的是在曲白、卷帙、内容方面没有两种完全相同，它们各有各的产生时代和文本特征，虽多称古本，但都失去王实甫《西厢记》的本来面目，认为嘉靖时郭勋辑《雍熙乐府》所收“仅有曲文没有说白”[10]的《西厢记》应为最古的版本，此在当时极富见解；还收藏着孙鑛评点、明末诸臣刊刻的《西厢记》与李卓吾批评、明末刊刻的《〈西厢记〉真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则收《西厢记》3种，《琵琶记》2种，《荆钗记》2种，《白兔记》2种，《拜月亭记》、《幽闺记》各1种，颇注重剧作不同版本的征集、编纂，而所载富春堂、世德堂、继志斋、容与堂刻本以及吴兴闵氏和凌氏的朱墨套印本的多数戏文、传奇都是世所罕见的孤本。《元刊杂剧三十种》、《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先后发现也使《元曲选》、《元人杂剧选》、《古名家杂剧》诸戏曲集所收元杂剧作品以孤本传存的濒危态势得到改观，尤其是《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所收242种作品都注明了它们的版本来源，除《元曲选》本、《元人杂剧选》本、《古名家杂剧》本已收作品外，几乎全部钞本都是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所独有的孤本，这些孤本的出现大大增加了元杂剧的数量，丰富了元杂剧的内容，使元杂剧更接近于它的本色原貌。《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收杂剧总集8种，即《元刊杂剧三十种》、《古杂剧》、《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古名家杂剧》、《元人杂剧选》、《阳春奏》、《元明杂剧》、《古今名剧合选》，往往一部剧作同时拥有数种版本，举凡比较稀见的元杂剧刊本基本被网罗殆尽。明清杂剧的版本众多且珍贵，却因掩于元杂剧的光辉未引起足够注意。他对此甚为不平，十分重视明清杂剧版本的收藏和鉴定，明杂剧除《盛明杂剧》初、二集所收版本外，还搜寻到个别珍贵的版本，像《四声猿》旧得就达3种，不意又获袁宏道评点的不分卷明刊本《徐文长四声猿》，它的插图“意态绵远，镌印精工”，刻者所以如此，盖欲借图“发剧之意气”[11]，此乃《四声猿》珍本之一。清杂剧除《杂剧新编》外，特地编订的《清人杂剧》初、二集所收清代杂剧多数都是世难窥见的刻本甚至稿本，其中有的属编者收藏，像《临春阁》、《通天台》、《清平调》、《续离骚》、《旗亭馆》、《续四声猿》、《
堂乐府》、《桃花吟》、《四色石》、《投溷中》、《花间九奏》、《盂兰梦》、《秋声谱》、《陶然亭》、《卷石梦》，有的属友好假赠，像徐积馀“以编者所藏《临春阁》、《通天台》刻本漫漶，特假以所藏初印刻本”[12]，长泽规矩也“由日本邮寄”[13]《续离骚》见假，俞平伯将家藏曲园先生钞本《老圆》、周越然将所藏陈浦云《北泾草堂集》见假入集，有的属图书馆收藏，此类最多，像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与孔德学校图书馆，都尽最大努力使传世清杂剧版本获得完善保存。他对明清传奇的版本也特别留意，凡世所罕见的明清传奇，不论稿本、抄本、刻本，不分全帧、残帙、散编，只要存在一点蛛丝马迹，都会不惜代价地寻访搜集，明传奇除《六十种曲》已收版本，还珍藏着明刊本《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玉茗堂批评异梦记》、《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春灯谜》，明万历刻本《修文记》、《牡丹亭》、《南柯梦》与浣月轩刊本《玉杵记》、《李卓吾评传奇五种》，明崇祯刊本《鸳鸯棒》、《东郭记》，明末苏州刊本《绣襦记》、茗柯生刻本《博笑记》、佚名刊本《芙蓉影》，清传奇珍藏着顺治刻本《眉山秀》、《清忠谱》，康熙刊本《宣和谱》，内府四色写本《胭脂雪》，道光至宣统年间的稿抄刻本《鸳鸯剑》、《十二金钱》、《合浦珠》（经济撰）、《居官鉴》、《祷河冰》、《丹桂传》、《东厢记》、《青灯泪》、《坤灵扇》、《西厢记后传》、《后缇縈》、《苏台雪》、《生佛碑》、《珠玉圆》、《儒酸福》、《续牡丹亭》、《镜重圆》、《东郭传》、《情环劫》、《侠女记》、《东周列国志》、《红蛇记》、《镜中明》、《落金扇》、《平巢记》，这些传奇为《古本戏曲丛刊》、《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都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稀罕版本。他收藏的戏曲论著版本当以抄自明天一阁藏蓝格抄本《录鬼簿》者最为珍贵，是“研究元明间文学史最重要之未发现史料”[14]，北京大学据以影印发行，使附载贾仲明替杂剧作家补写［凌波仙］吊词的《录鬼簿》方通显于世。他对戏曲版本的重视也反映在撰写的论著所列的参考书目，这些参考书目都标明了具体的版本，有的甚至将所见或全部版本都罗列出来，体现了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的学术精神。他是现代戏曲学领域最早且以最大精力搜寻、保护戏曲版本并取得斐然成绩的杰出学者。
郑振铎毕生虽没有出版一部戏曲校点著作，却从未轻视过戏曲文献的勘误和订正。他的戏曲文献校勘不像戏曲文献目录编纂与戏曲文献版本搜集那样，带有尽可能全面完善的鲜明特征，多如同吉光片羽散见于各种序跋、评论以及剧史叙述，显得零碎而不系统，随意而不专注，但凡点滴发见都似闪光金石，甚为后世推重以至被引作论断确凿依据。他虽没有专门的戏曲文献校勘著作，却留下不少关于戏曲文献校勘的材料，像给新发现的戏曲文献撰写序跋作的众多注释与夹裹于序跋、评论和戏曲史叙述的大量校语，都可视为他的戏曲文献校勘的重要成果。他给新发现的戏曲文献撰写序跋所作的注释以《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最为突出，既有对戏曲文献藏存种数的仔细核检，如说臧晋叔《元曲选》实际只选了“元人杂剧九十四种（其中还有可疑的在内），馀六种为明人作”，校正了《元曲选》仅收元人杂剧的认识错觉；说《新续古名家杂剧选》虽号称收录二十种然根本“不止此数”，旨在表明不宜将目光仅停留于存本而宜继续发掘原本；说《元刊杂剧三十种》拥有未被其他杂剧集选编的孤本十七种，指出黄丕烈所谓“乙编”当系“元板”，使它的作品蕴蓄和风貌展现之于整个元剧收藏更趋明朗更趋确切；正文论述亦侧重清算脉望馆钞校本杂剧的总数与见和不见于别刊之种数，参照现存杂剧选本对这部稀罕的杂剧作品集的数目予以比勘厘定。又有对戏曲文献名目讹误著录的精严校正，像《宣门子弟错立身》校记为“‘宣’误，应作‘宦’”，《甄月娥春风度朔堂》校记为“‘度’误，应作‘庆’”，《四丞相歌舞丽春台》校记为“‘台’，《元曲选》作‘堂’”，这些校记更正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个别剧名著录的讹误，为后世科学认识与正确接受元杂剧廓清了迷雾，它们虽仅四处，极易被疏忽，却为身陷兵燹战乱的郑振铎逐一校勘，足见他对戏曲文献校雠所怀抱的赤诚深挚的感情和严谨细致的态度。还有对戏曲作品创作权误标的许多校语，像将误标无名氏的《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改正为罗贯中，将误标无名氏的《忠义士豫让吞炭》改正为杨梓，将误标马致远的《大妇小妻还牢末》改正为李致远，将误标朱有燉的《善知识苦海回头》改正为陈沂，这些校勘指出了部分杂剧作者署名的错误，恢复了原作者对它们的创作权，使前此不少杂剧作者归属错误的混乱局面获得彻底改观[15]。《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之外，能体现他校雠戏曲文献风貌的重要论文是《〈盛世新声〉与〈词林摘艳〉》，《盛世新声》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无名氏刊印的收录散曲和杂剧曲词的第一部选集，《词林摘艳》是明张禄增删《盛世新声》且予付刻的改称。他对这两部具有因缘关系的珍贵曲选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首先梳理了它们在明清两代的著录情形，发现《百川书志》、《千顷堂书目》将《盛世新声》著录为十一卷，惟《也是园书目》著录为十二卷，《词林摘艳》皆著录为十卷；其次从涵芬楼刊印的《奢摩他室曲丛》全本过录了十一卷本的《盛世新声》和十卷本的《词林摘艳》，众所周知，后因战火，涵芬楼及其所藏“胥化为灰烬”，他过录的这两部曲选竟成为不可多得的秘籍珍本；再次是将《盛世新声》与《词林摘艳》和《雍熙乐府》作了全面比勘，“用力至劬”，详尽记录了它们的不同之处，使《词林摘艳》对《盛世新声》的增删程度趋向清晰明朗；最后竟获睹福州龚氏大通楼所藏留存《万花集》二卷的《盛世新声》残本，遂不惜整日之力誊录，使《盛世新声》终成全帙。他还将传世的《盛世新声》、《词林摘艳》的各种版本依次作了精心校勘，使将《词林摘艳》数卷混入《盛世新声》与名为《盛世新声》实乃《词林摘艳》的错乱迷惑得到澄清更正；张禄增删《盛世新声》成为《词林摘艳》的同时，虽校勘了许多讹别字，但仍有不少未能校注，他则予逐一列举，并认为张禄删去曲辞衬字的做法欠妥，还纠正了个别作者时代误标的错讹，指出张禄托名增删却有擅自篡改原文的行为。这两部曲选所收虽不尽为杂剧，但他的抄录、整理却捋顺了它们的来龙去脉，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目，对它们以善本保存和流传起到了独一无二的巨大作用[16]。《〈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一文将《雍熙乐府》辑选《西厢记》曲词与它以后问世的26种《西厢记》从卷折、题目正名、曲牌、宾白方面作了对比，认为凌濛初所谓周宪王本《西厢记》实则伪托，《雍熙乐府》辑选曲词的《西厢记》才是接近王实甫创作的古本，兹举凌濛初本《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庆东原］、［乔木查］两个曲牌为例，以为这两个曲牌次序颠倒，不如《雍熙乐府》辑选曲词的《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庆东原］、［乔木查］更符合事件发生的先后逻辑，此发现反映出他校勘戏曲文献的敏锐眼光和深厚功力[17]。他的戏曲文献校勘虽没有出版专门的著作，却都具备后世学者难以企及的原创性，尽可能搜罗传存版本，对罕见版本则千方百计假借誊抄以留副本，从纸质墨色、版面格式、文字插图给予仔细对照，校雠异文别字，分辨断简残编，确定古今先后，既看重文理，又未忽视情理，在峥嵘岁月得出的校勘论断大都斩钉截铁，掷地有声，至今仍未丧失不可替代的文献学的独特价值与古籍整理的重要意义。(www.xing528.com)
郑振铎是中国现代戏曲学史上全方位、大规模地搜集、收藏、整理、研究古代戏曲文献的第一位大学者，他对戏曲文献的热爱痴迷为元明清以迄民国时代几乎所有戏曲文献学家概莫能及，因为他毕生坚持不懈的辛勤努力，方使濒临绝迹的不少戏曲文献获得完善保存并流传至今。他不惜资金，价钱不十分昂贵的戏曲文献，就自掏腰包，他的钱几乎全部都送给书店去换了书；个人没有实力购买，则一边耐心议价，一边设法筹措，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就是经过整三天的讨价还价，终以“九千金”的巨资购于书肆[18]。他肯花工夫，若遇秘籍珍本，只要能暂时借到手，必废寝忘食，日以继夜，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全文照抄，像天一阁藏明蓝格抄本《录鬼簿》“竭三人之力，于灯下一夕抄毕”[19]，《词林摘艳》正是靠他抄录的副本才存留下来。他闻多识广，心诚眼慧，“凡是罕见的，不管印本抄本，残的破的”，“都当做宝贝”[20]，经他发现的戏曲作品及论著多在海内外属于孤本绝版，委实具有难以估量的文献价值。他跟曲学家吴梅关系密切，吴梅给他的《清人杂剧二集》作过序；他与藏书家阿英交谊深厚，盛誉阿英所藏晚清戏曲“皆激昂慷慨，血泪交流，为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21]，从吴梅、阿英的戏曲收藏了解到戏曲文献存佚的珍贵信息，而作杂志主编的特殊身份又给他结识众多学者和藏书家提供了极大方便，尤其在建国后任文化部副部长才促成了旷世构想《古本戏曲丛刊》的迅速问世。这使他总处于戏曲整理的前沿阵地与戏曲研究的领先位置。他编订的戏曲目录，搜集的戏曲版本，校雠的戏曲文献在中国戏曲学史上都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作为中国现代古典戏曲学最早的开创者和构建者，他前承钟嗣成、臧懋循、赵琦美、毛晋、孟称舜、姚燮、王国维、吴梅诸古、近代戏曲学家，后起周贻白、董每戡、钱南扬、冯沅君、赵景深、傅惜华、庄一拂诸现当代戏曲学家，将中国戏曲学由文言表述的古、近代导入白话表述的现当代，使中国古代戏曲研究首尾相连，浑然一体，可以说他的戏曲研究揭开了中国戏曲学的新篇章，是衔接中国古、近代戏曲学与中国现当代戏曲学的一座标志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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