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研究：利益相关者协同参与下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利益主体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85]由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利益主体具有多元化，其利益需求自然就具有多样性。各方利益主体向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决策与培养机构提出自身教育利益诉求的过程就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表达。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表达主要包括以下五种类型^[86]:①各方利益主体基于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存在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状况的感受，并用情绪或语言的方式向社会所进行的表述；②各方利益主体依据自我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所处的利益现状，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有关决策机构公开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③各方利益主体对涉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的有关政策法规所进行的公开表态，并试图对教育决策机构产生影响的各种言行；④各方利益主体基于维护自身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的利益所进行的各种合法性诉求；⑤各方利益主体借助大众传媒或其他合法途径，面对处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利益对立面的群体所进行的交涉、协商等各种行为。当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完成之后，有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决策机构理应对各方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利益诉求作出及时回应。

利益主体间的利益表达失衡是造成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利益冲突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在政策科学中，“利益表达是与政府沟通交流、表达偏好的过程，潜在的利益需求只有表达出来，才有可能进入政策过程而得到满足”^[87]。因而，重视利益表达是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政策与措施科学化、可接受度的重要前提。此外，“利益表达的需求总是产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时如果不开启表达的大门，利益矛盾不得到解决且会日积月累，从而酝酿出更严重的危机。”^[88]因此，注重利益表达既是促使各利益相关者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的保障，也是顺利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存在较明显的利益冲突，无不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表达失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种利益表达失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利益表达主体能力上的差异性

所谓“利益表达能力”，是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主体在进行利益诉求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实际影响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主体具有的利益表达能力高低，是决定其利益表达是否顺利完成的重要前提条件。此外，利益表达能力不仅直接影响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成效，还涉及其利益的实现程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主体的表达能力通常受信息获取能力、组织化程度、占有教育资源的多寡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1)信息获取能力上的差异性。“信息是参与的‘眼睛’，开放的信息是有效参与的前提。”^[89]由于政府在有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信息公开中通常存在不及时或者信息内容滞后、信息公开不全面、信息公开缺乏有效性等问题，作为权力博弈之中处于“劣势选择”地位的学生、家长、用人单位、行业组织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主体，他们既不能及时获取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有效政策信息，也无法及时掌握完整全面的政策信息，从而导致他们对专业学位研究培养模式改革政策的无知以及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例如，在颁布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政策时，尽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下发了红头文件，但据我们调查了解，文件很难逐级传达，不少中小学教师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了解和认识，主要是从非正式渠道获得的，这容易导致他们对此学位认识的偏差或知之甚少，难以把握其学位的性质和弄清我国设置此学位的意义，因而该学位很难获得他们的认同与支持。^[90]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实践中，大多数培养院校在启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之前，很少重视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往往把改革信息源仅仅局限于政府政策文本、教指委的指导、少数行政领导者的经验和部分资深教授的建议上，而很少广泛征询行业、学生、家长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而对于权力博弈之中处于“优势选择”地位的政府、大学和教指委，由于他们直接参与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对政策信息了如指掌，从而更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和满足自身利益需求。因此，强势利益主体与弱势利益主体在获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信息能力上的差距，直接导致了两个利益群体之间在利益表达能力上的差距，进而影响两个利益群体在利益实现程度上的差异。

(2)利益表达组织化程度上的差异性。“分散的、未经组织化的利益参与行政过程，不仅使参与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在参与过程中容易被忽视”^[91]。分散的主体往往人微言轻，即便参与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实践中也难以产生多大的成效。分散化的利益主体只有借助组织化的力量，才可能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即“组织化利益表达”。“所谓组织化利益表达，亦称团体式利益表达，主要是指公民通过组成社团或者利益集团来表达自己的利益”^[92]。由于组织具有单个个体所无法比拟的动员、组织、影响等方面的集体行动能力优势，分散的个体利益组织化所形成的组织化利益表达，就可以显著提升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中弱势利益主体的影响力，从而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表达的组织化程度。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事业单位、学生和家长等利益主体，要么缺乏固定的组织形态与共同行动的能力，要么其社团组织化程度较低，缺少相应的制度保障。比如，代表企事业单位利益的行业组织，其发展中大多存在能力低下的问题。有学者研究表明:“不少行业组织……在行业内缺乏必要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一些行业组织……缺乏必要的管理制约；还有一些行业组织……维持自身日常运作都难以为继。”^[93]又如，代表专业学位研究生利益的学生组织发展存在工具化和不独立的问题。目前大多数高校通过规章制度，将团委、研究生会、社团联合会等学生组织工具化，所有活动都处于研究生工作部的领导之下，学生组织职能被异化为行政管理职能的延伸。因此，专业学位研究生活动的自主性往往受到研究生工作部管理体制的强制约束，学生组织演变为学校利益的代表而非学生利益的代表，学生组织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治，也就难以反映广大学生的利益诉求。

综上，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实践中，当政府、高校、教指委等利益群体在实质上已结成比较稳定的强势利益集团时，他们已能够通过正式有效的通道和途径表达其利益诉求。而由学生、企事业单位、家长、校友等构成的弱势利益群体仍处于孤立的个体或少数人聚合的分散状态，其利益诉求要么难以表达，要么以极其分散的形式表达，难以影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因此，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实践中，强势利益集团与弱势利益集团在利益表达组织化程度上的差异性，无疑决定了他们之间利益表达能力和表达效果的差异性。

(3)教育资源占有上的差异性。“有钱有势的人拥有大量接触政府的途径，而穷人和没有组织的人们却没有如此的通道，可以说，有时正是这种状态导致了暴力。”^[94]社会资源占有的巨大差异性往往决定了利益冲突行为的产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主体间表达能力的差异除了源于获取信息能力的差异、利益表达组织化程度的差异之外，还与各自所拥有教育资源的多寡有密切关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资源主要包括教育信息资源、教育资金资源、教育人力资源、教育物力资源、教育权威资源、教育组织资源等。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主体在教育资源上掌控的多寡不仅能影响其他利益主体的行为，而且直接决定其自身利益表达质量与效能。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实践中，政府、高校、教指委等强势利益群体能将手中掌握的丰富的教育资源转变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而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而由学生、企事业单位、家长、校友等构成的相对弱势利益群体，他们通常缺乏影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决策所需要的教育资源，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活动之中处于失声状态。因此，与拥有较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资源的弱势利益主体相比，拥有较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资源的强势利益主体通常具有更强的利益表达意识和更频繁的利益表达行为；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资源上占有的差异性，最终决定了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效果。

(二)利益表达渠道上的差异性

所谓“利益表达渠道”，是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主体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所采取的路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表达渠道主要包括制度化渠道和非制度化渠道两种类型。在现实中制度化渠道包括各种决策咨询制、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听证会等；非制度化渠道中较为典型的是报刊、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相对于非制度化渠道而言，制度化渠道传递信息更为高效，表达的意见更容易被决策者所重视，影响决策输出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当制度化渠道不健全、不畅通时，被阻碍了的利益表达信息就会选择各种非制度化渠道进行传递和处理。如果说制度化表达需要成本，那么非制度化表达则充满不确定性风险。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表达成功的重要前提是利益主体能够获取利益表达的有效渠道或途径。目前，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实践之中，不同利益群体所采用的利益表达渠道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强势利益群体全面把持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弱势利益群体则缺乏必要的利益代表。制度化渠道虽给弱势利益群体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表达提供了合法的平台，但制度化渠道具有鲜明的精英化倾向，弱势利益群体在体制内的利益代表十分稀少。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决策之中，学生参与组织发展滞后并缺乏话语权，即便参与其中也仅是形式性的，容易演变为学生“被代表参与”，其身份和角色通常被导师或辅导员所替代；家长、用人单位和校友等利益相关者所能获取的培养院校有关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信息十分有限，对于改革的意见和要求常常缺乏正式的反映渠道；行业组织参与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路径、方式与权限等方面还缺乏明确的政策或法规保障。因此，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弱势利益群体而言，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供给的狭窄性、稀缺性和精英化倾向直接导致弱势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影响了他们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表达的成效，日积月累，容易激发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

(2)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受到诸多管制，弱势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意愿难以达成。相对于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准入门槛高的特性，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更容易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的弱势利益群体所利用。在信息网络化时代，大众媒体可以“不通过任何中介、避免信息失真的情况下将群众的利益诉求直接传达到决策中枢，实现有效的利益表达”^[95]。目前大众传媒已成为公众进行利益表达的高效、便捷的信息平台，也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弱势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之一。然而，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对报刊、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审批和监管机制逐渐加强，导致大众传媒逐渐丧失了为公众提供利益表达服务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难以达成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弱势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的意愿。

(三)利益表达有效性的差异性

所谓“利益表达有效性”，是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内容能被教育决策系统及时接收和采纳的过程。利益表达的有效性不仅仅是表达过程的有效性，更是表达结果的有效性。在一般情况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利益的有效表达必须具有两个必要的前提条件:“①利益诉求能够顺利传递到政府决策层，中间不会被过滤或者遭到扭曲；②利益诉求在被政府决策层接收后能够对其形成压力，从而得到决策层的积极关注和回应。”^[96]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实践之中，由于强势利益群体与弱势利益群体在利益表达能力、渠道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在表达有效性上存在较大差异。以政府、大学和教指委为代表的强势利益群体，“运用掌握的各种资源，其利益诉求可以顺利地传给决策部门”^[97]，并运用自身的强势话语权，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以学生、行业组织、家长和校友等为代表的弱势利益群体，通常缺乏有效的机制来充分表达其正当的教育利益诉求，即便部分得以表达的正当利益诉求也未能得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决策部门的重视和及时回应，因此，这就导致人才培养模式政策决策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强势利益群体，其执行结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这会加剧教育利益的失衡和冲突。

综上，主要利益群体间的利益表达不均衡缘于各利益群体在利益表达能力、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表达有效性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在各利益群体间利益表达失衡的状态下，由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大部分执行者没有合法的路径参与政府部门和大学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难以反映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需求，因而，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消极抵制那些别人制定的且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政策与改革实践，这不仅增加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摩擦成本，而且还会加剧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注释】

[1]马永霞.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冲突与整合过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2]周卫.论环境行政裁量权的合理行使与利益衡量[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

[3]马健生.论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J].教育科学，2002(4).

[4]邓光平.我国专业学位设置的政策分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5]马力，张连城.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关系[J].人口与经济，2017(2).

[6]邓光平.我国专业学位设置的政策分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7]黄宝印，唐继卫，郝彤亮.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J].中国高等教育，2017(2).

[8]张淑林，崔育宝，裴旭，万明.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分析[J].中国高等教育，2017(2).

[9]康宁.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对增加有效需求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影响[J].教育发展研究，2000(7).

[10]吴开俊，王一博.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适切性分析——以广东省为例[J].教育研究，2013(2).

[11]邓光平.美国行业组织与第一级专业学位教育的质量保障——以ABA在J.D学位计划中的作用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10(7).

[12]黄卫华，刘斌，章政.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调查研究——以就业需求为导向[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4(5).

[13]邓光平.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设置的政策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1).

[14]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EB/OL].[2013-11-04].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823/201311/159870.html.

[15]魏红梅.新常态下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创新探索[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6(3).

[16]石卫林，文永红，程锦，李贞博，齐昌政.双导师制实施困境成因与改进的质性研究——以S大学为例[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2).

[17]马永霞，范先佐.高等教育需求主体间的冲突与化解[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2).

[18]马永霞，范先佐.高等教育需求主体间的冲突与化解[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2).

[19]贺随波，刘俊起.服务需求　创新模式　突出特色　提高质量——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二年总结[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1).

[20]成康.教育硕士招生困境的成因与对策[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2).

[21]邓光平.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设置的政策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1).

[22]王海峰.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性危机”与纾解策略[J].江苏高教，2017(4).

[23]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收费有关工作的通知[EB/OL].[2009-03-11].http://www.ptu.edu.cn/kyc/info/1156/1094.htm.

[24]毛建青，谢玲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收费研究[J].财会通讯，2014(6).

[25]于东红，杜希民，周燕来.从自我迷失到本性回归——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9(12).

[26]翟亚军，王战军.我国专业学位教育主要问题辨识[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5).

[27]包水梅，顾怀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跨越式发展背后的尴尬及其化解[J].中国高教研究.2011(9).

[28]邓光平.专业学位与行业任职资格衔接的研究[R].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调研报告，2010.

[29]王海峰.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性危机”与纾解策略[J].江苏高教，2017(4).

[30]吴松强.高校学生利益表达的内涵与限度[J].思想理论研究，2018(5).

[31]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EB/OL].[2017-02-04].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621/201702/t20170216＿296385.html.

[32]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EB/OL].[2013-05-06].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1779/201305/152217.html.

[33]丁瑞常.英国研究生教育学费定价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6(8).

[34]邓光平.专业学位与行业任职资格衔接的研究[R].2010.

[35]邓光平.我国专业学位设置政策的主要问题与建议[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10).

[36]吴启迪.抓住机遇　深化改革　提高质量　积极促进专业学位教育较快发展[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5).

[37]邓光平.我国专业学位设置的政策分析[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211-212.

[38]孙百亮.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均衡[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39]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EB/OL].[2010-09-18].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gjjl/zcwj/268313.shtml.

[40]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EB/OL].[2010-09-18].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gjjl/zcwj/268313.shtml.

[41][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2.(www.xing528.com)

[42]邓光平.我国专业学位设置的政策分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43]张淑林，崔育宝，裴旭，万明.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分析[J].中国高等教育，2017(2).

[44]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EB/OL].[2010-09-18].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gjjl/zcwj/268313.shtml.

[45]龚会娟.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冲突的功能[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46]张晓宁，杨晓江.构建省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实践与思考——以江苏省为例[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4).

[47]黄宝印.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时代[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10).

[48]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普通高校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资助工作的通知[EB/OL].[2010-03-17].https://yz.chsi.cn/kyzx/zcdh/201003/20100326/68274752.html.

[49]黄宝印，唐继卫，郝彤亮.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J].中国高等教育，2017(1).

[50]孙翠香.学校变革中的“利益冲突”:表现、成因及其化解[J].教育发展研究，2012(4).

[51]杜艳秋，李莞荷，王顶明.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基于专家访谈结果的实证分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2).

[52]郭俊.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权力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6.

[53]张天兴.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问题研究[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54]郭俊.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权力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6.

[55]张天兴.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问题研究[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16(1).

[56]注:经济学家樊纲，从成本发生原因及特点的角度将改革成本区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实施成本是指制度变迁过程开始之后一切由“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和“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是完成旧体制下各种经济组织的结构、功能以及规范组织间关系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规则、习惯等向新制度过渡所必需的设计、创新、磨合过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即实施新制度的交易成本。摩擦成本，被理解为由于制度变迁的非帕累托性质造成的利益(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重新分配而带来的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的抵触和反对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是非经济领域的混乱、摩擦、动荡影响到生产过程所引起的损失。参见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J].经济研究，1993(1).

[57]钟有为.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利益冲突审视[J].江苏高教，2014(1).

[58]宁彦锋.课程改革成本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8(22).

[59]宁彦锋.课程改革成本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08(22).

[60]孙百亮.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均衡[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61]钟有为.冲突与调谐: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探论——改进大学教学改革的理论构想[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2009.

[62]彭永捷.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再思考[J].学术月刊，2018(2).

[63]张伟.美国大学教师参与共同治理合法性危机探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2).

[64]Maxwell T.W.The Professional Doctorate:Defining the Portfolio as a Legitimate Alternative to the Dissertation[EB/OL].[2019-01-07].http://www.une.edu.au/ehps/resources/pdfs/tmaxwell/maxwellKrDraft.pdf.

[65]Margaret Malloch.Professional Doctorates: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J].Work Based Learning e-Journal，2010(1).

[66]褚艾晶.“教育博士”培养的合法性危机——基于美国现实面临的问题与挑战[J].复旦教育论坛，2008(3).

[67]UK Council for Graduate Education(UKCGE).Professional Doctorate[M].Dudley:UKCGE.2002:43.

[68]赵婀娜.专业硕士摆脱“山寨之名”，2015年擎起半壁[EB/OL].[2019-07-01].http://www.jyb.cn/high/gdjyxw/201102/t20110218＿414475.html.

[69]张淑林，崔育宝，裴旭，万明.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分析[J].中国高等教育，2017(2).

[70]专业型硕士为何“不受待见”?[EB/OL].[2019-07-01].https://yz.chsi.com.cn/kyzx/zyss/201209/20120924/345009172.html.

[71]包水梅，顾怀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跨越式发展背后的尴尬及其化解[J].中国高教研究，2011(9).

[72]Lewis.A.Coser:The Function of Social Conflict[M].London:Free Press，1956:57.

[73]刘文清.构建利益驱动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2(5).

[74]刘晓.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75]贾勇宏.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与协调[J].教育发展研究，2008(7).

[76]饶燕婷.利益相关者视野中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多元主体探析[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9(7/8).

[77]姚树伟.职业教育发展动力机制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78]注:①居于第一象限的Ⅰ类利益相关者:利益水平和权力水平都较高；②居于第二象限的Ⅱ类利益相关者:利益水平较低，但权力水平较高；③居于第三象限的Ⅲ类利益相关者:利益水平和权力水平都较低；④居于第四象限的Ⅳ类利益相关者:利益水平较高，但权力水平较低。

[79]姚树伟.职业教育发展动力机制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80]刘晓.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81]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EB/OL].[2010-09-18].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gjjl/zcwj/268313.shtml.

[82]邓光平.美国行业组织与第一级专业学位教育的质量保障——以ABA在J.D学位计划中的作用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10(7).

[83]邓光平.美国行业组织与第一级专业学位教育的质量保障——以ABA在J.D学位计划中的作用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10(7).

[84]邓光平.美国行业组织与第一级专业学位教育的质量保障——以ABA在J.D学位计划中的作用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10(7).

[85]曾勤.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J].教育研究与试验，2016(4).

[86]曾勤.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高等教育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J].教育研究与试验，2016(4).

[87]定明捷.试析我国利益表达结构的转型[J].求实，2008(10).

[88]孙立平.和谐社会:用制度规范利益表达[J].理论参考，2006(2).

[89]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中国新行政法概念的提出、逻辑与制度框架[J].清华法学，2009(2).

[90]邓光平.我国专业学位设置的政策分析[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140.

[91]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中国新行政法概念的提出、逻辑与制度框架[J].清华法学，2009(2).

[92]Gabriel 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A World View[M].New York:Longman，2000:12.

[93]陈吉彦，梁军.行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机制和模式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5(17).

[94]姚望.当代中国利益表达的失衡及矫正路径选择[J].理论月刊，2009(9).

[95]张喜红.社会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问题及其应对[J].湖北社会科学，2015(12).

[96]吴群芳，曾奕婧.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背景下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有效性问题研究[J].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14(3).

[97]王高贺.沉与浮: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困境及其突破[J].理论导刊，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