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千里路，品读经典书，领略顾炎武思想

康熙元年（1662）春，顾炎武离山东北上，再赴京城。此后数年，他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装驮书卷，常年往返于秦、晋、冀、鲁之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决意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著述事业。

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是崇祯帝朱由检缢死煤山之日。18年过去，顾炎武于康熙元年（1662）三月十九日专程赶往昌平，凭吊崇祯陵。此时，桂王朱由榔自缅甸擒回的消息已经传开，南明最后一个政权覆亡，顾炎武兴复故国之想亦付诸东流。于是他以《三月十九日有事于欑宫时闻缅国之报》为题，赋诗写状心境。

拜毕崇祯帝陵，顾炎武燕北考古，历时月余。五月下旬，再返昌平。在这里，他度过了50岁的生日。回首往事，瞻望前程，顾炎武并没有丝毫的消沉和颓丧，他赋诗《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首。

当时的京中，盛传一桩涉及礼制的大事，即北岳恒山的祭祀地点问题。据《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刑科都给事中粘本盛以祀典二事条奏，一移祀北岳于浑源州，一应建传圣祠于文庙，祭祀周公”。之后，清廷竟“议准，改祭北岳恒山于山西浑源州”。

其实，将北岳恒山由河北曲阳改祭于山西浑源，并非粘本盛突发奇想，明代早有议论，只是未获明廷批准罢了。据谈迁著《国榷》载，弘治六年（1493）七月，“戊午，初，兵部尚书马文升言，北岳恒山在浑源州，李唐有飞石曲阳之祠。宋失河北地，白沟河为界，遂祭北岳于曲阳。国朝因之，祭于故都之南，非其故封。礼部尚书倪岳议，曲阳历汉已然。太常寺卿范拱言，轩辕居上谷，在恒山西，舜居蒲坂，在恒山北，未尝据都改岳。上然之”。顾炎武熟谙史事，于明代朝章国故，尤称通晓，对于清廷贸然改祭，他深感义愤。于是这年夏天，炎武离京南下，进行实地考察。

顾炎武先到河北曲阳谒北岳庙，将尚存唐宋碑刻一一拓印摹写。随后再入山西，至浑源县寻觅所谓北岳庙遗址。历时近半年，真相终得澄清，他就此写下《北岳辨》一文。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考据文章，征引文献，辅以碑版，原原本本，可据可依。

为证明马文升改祀说之荒谬，顾炎武于唐以前，则博征载籍，以澄清“北岳之祭于上曲阳也，自古然矣”；于唐以后，则引据碑文，以判定“文升乃谓宋失云中，始祭恒山于此，岂不谬哉”！其间，顾炎武所历举的载籍，如《尚书》《尔雅》《周礼》《史记》《汉书》《后汉书》《魏书》《隋书》《唐书》和《风俗通》《水经注》等，尽人皆知，已称有力。而为他所发现的诸多唐宋碑刻，则更属铁证，不可辩驳。

康熙元年（1662）十月，顾炎武在山西太原留下了又一篇重要文字，即《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

从这篇后记中，可得知有关炎武生平学行的两个重要节目。一是十年前，即顺治九年（1652），顾炎武北游之愿已萌，江南友人曾为他联名写过一篇《征书启》，予以介绍。第二，顾炎武北游以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于康熙元年（1662）完成了《肇域志》的撰写。

至于那篇《征书启》，幸得清人沈岱瞻搜讨，辑入《同志赠言》，谨过录如后：“东吴顾宁人，名炎武。驰声文苑，垂三十年。其高祖刑科给事中讳济，累疏直言，载在武、世二庙《实录》。曾祖南京兵部右待郎讳章志，历任藩臬京兆，及掌南兵，疏更舡政，苏军卫二百年之困。本生祖左春坊左赞善讳绍芳。嗣祖太学讳绍芾。兄孝廉讳缃，并以诗文为海内所宗。嗣母王氏，未嫁守节，奉旨旌表贞孝。及闻国变，不食而卒，天下称为贞烈。宁人年十四为诸生，屡试不遇。由贡士两荐授枢曹，不就。自叹士人穷年株守一经，不复知国典朝章、官方民隐，以至试之行事，而败绩失据。于是尽弃所习帖括，读书山中八九年。取天下府州县志书及一代奏疏文集遍阅之，凡一万二千余卷。复取二十一史并实录，一一考证，择其宜于今者，手录数十帙，名《天下郡国利病书》。遂游览天下山川风土，以质诸当世之大人先生。昔司马子长遍游四方，乃成《史记》；范文正自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若宁人者，其殆兼之。今且北学于中国，而同方之士知宁人者，敬为先之以言。冀当世大人先生，观宁人之文以察其志，而助之闻见以成其书。匪直一家之言，异日天下生民之福，其必由之矣。”

联名撰写上述公启者，共21人，皆一时志节耿然的明遗民。计有：王猷定、毛骙、顾有孝、王潢、张悫、潘柽章、顾梦麟、陆圻、吴炎、杨彝、黄师正、汤濩、万寿祺、杨璃、王锡阐、方文、归庄、陈济生、丁雄飞、吴任臣、戴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南北各地明遗民尚存，顾炎武凭借自己的傲岸人格和学术素养，又有这样一份十分有分量的公启介绍，遨游四方，交友天下，也就成为可能了。此后，顾炎武西游秦晋，在山陕高原陆续结识傅山、李因笃、王弘撰、李颙等操志高洁之士，且与明宗室后裔朱存杠定交。他既为纯朴的西北民风所感染，又得置身雄关，俯视中原，一览天下之势的熏陶，于是流连忘返，直至最终卜居于此。

康熙二年（1663）春，顾炎武旅居山西太原。此时，由京中传来因浙江湖州庄廷鑨私撰《明史》，清廷正锻制冤狱的消息。对于庄氏修史，顾炎武早有了解，且曾于顺治十三年（1656）应约前往湖州。后因鄙薄庄氏不学，未留下助其修史。此时清廷竟因之而严加追究，兴起大狱，虽案情不明，但炎武已深感文字高压的严酷。于是他以《闻湖州史狱》为题，成诗一首，诗中云：“永嘉一蒙尘，中原遂翻覆。名弧石勒诛，触眇苻生戮。哀哉周汉人，离此干戈毒。去去王子年，独向深岩宿。”

《明史》冤狱案情的发展，远出顾炎武意料之外。当他于六月初抵达汾州时，噩耗传来，清廷滥杀无辜，挚友潘柽章、吴炎皆因史狱牵连，蒙冤罹难。顾炎武悲从中起，一腔义愤迸然而出。他在汾州旅邸以歌当哭，遥祭死友。同时，炎武又以史家直笔，将所了解的冤狱真相如实记录下来。在所撰《书吴潘二子事》中，炎武写道：“苏之吴江有吴炎、潘柽章，二子皆高才，当国变后，年皆二十以上，并弃其诸生，以诗文自豪。既而曰：‘此不足传也，当成一代史书，以继迁、固之后。’于是购得《实录》，复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怀纸吮笔，早夜矻矻，其所手书，盈床满箧，而其才足以发之。及数年而有闻，予乃亟与之交。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出入，未尝不相过。又数年，潘子刻《国史考异》三卷，寄予于淮上，予服其精审。又一年，予往越州，两过其庐。及余之昌平、山西，犹一再寄书来。会湖州庄氏难作，庄名廷鑨，目双盲，不甚通晓古今。以史迁有‘左丘失明，乃著国语’之说，奋欲著书。其居邻故阁辅朱公国桢家，朱公尝取国事及公卿志状疏草，命胥抄录，凡数十帙，未成书而卒，廷鑨得之，则招致宾客，日夜编辑为《明书》，书冗杂不足道也。廷鑨死，无子，家赀可万金。其父胤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产，独仲子死无后，吾哀其志，当先刻其书，而后为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吴、潘盛名，引以为重，列诸参阅姓名中。书凡百余帙，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辞未经删削者。庄氏既巨富，浙人得其书，往往持而恐吓之，得所欲以去。归安令吴之荣者，以赃系狱，遇赦得出。有吏教之买此书，恐吓庄氏。庄氏欲应之，或曰：‘踵此而来，尽子之财不足以给，不如以一讼绝之。’遂谢之荣。之荣告诸大吏，大吏右庄氏，不直之荣。之荣入京师，摘忌讳语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钺及弟侄等，并列名于书者十八人皆论死。其刻书、鬻书，并知府、推官之不发觉者，亦坐之。发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没其家产。所杀七十余人，而吴、潘二子与其难。当拘讯时，或有改辞以求脱者，吴子独慷慨大骂，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骂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笃厚，以古人自处，则两人同也。予之适越，过潘子时，余甥徐公肃新状元及第，潘子规余慎无以甥贵稍贬其节，余谢不敢。二子少余十余岁，而予视为畏友，以此也。方庄生作书时，属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学，竟去，以是不列名，获免于难。二子所著书若干卷，未脱稿，又假予所蓄书千余卷，尽亡。予不忍二子之好学笃行而不传于后也，故书之。且其人实史才，非庄生者流也。

顾炎武的这篇《书吴潘二子事》，以文而存死友，他日吴炎、潘柽章学行之得以名垂史册，当首推炎武表彰之功。而文中所记《明史》冤狱始末，亦以真实可信，成为迄今探讨此段史事最可宝贵的资料。关于《明史》冤狱，已故王遽常先生著《顾亭林诗集汇注》，依据顾炎武诗文及其他史料，有过详细考证。遽常先生指出：“庄廷鑨，湖州归安南浔镇人，故曰湖州史狱。考陆莘行《秋思草堂遗集·老父云游始末》谓，康熙元年（1662）二月，或有告其父圻，湖州庄姓者，所著秽史，抵触本朝，兼有查、陆、范评定姓名，大为不便。查者名继佐，范者名骧，陆者其父也。其父等即具牒请赵教谕查验。六月，吴之荣者有憾于庄、查，遂抱书击登闻鼓以进。十一月十五日，其父被捕。十二月，与查、范起解。癸卯正月，到京，同人刑部牢。不数日，命下，回浙候审，即日出京。三月初六抵杭，入营监守。计营中所系，庄氏父子、朱氏父子、花里茅氏、赵教谕等，尚有评文姓氏多人。”

王先生还引述佚名《研堂见闻杂记》云：“吴兴朱国桢撰《明史》，其子孙以其稿本贸之庄姓者，庄续成之而布之板。其所续烈皇帝诸传，于我朝龙兴事有犯，盛行于坊间。有县令首之朝，天子震怒，逮系若干人。如查继佐、陆圻、范骧，皆浙中名宿。其他姻党亲戚，一字之连，一词之及，无不就捕。每逮一人，则其家男女百口皆锒铛同缚，杭州狱中至二千余人。”

王先生复引该书云：“《明史》之狱，发难于吴之庸（案：即吴之荣），决于康熙二年之五月二十六日。得重辟者七十人，凌迟者十八人。茅氏一门得其七，当是鹿门后人。如庄、如朱，皆在数中。朱字右明，出赀四五百万助刻，故亦株连。其余绞者数人，郡伯、司理皆与焉。外皆骈首就戮。浒墅榷关使者李继白，止以买书一部，亦与祸。书贾陆德儒及刻匠若干人，皆不免。若范骧、陆圻、查继佐之属，皆首在事前，得免死释归。是役也，或谓吴之庸实伪刻数叶，以成其罪，故所行之书，大有异同。于是贾人刻手，纷纷锻炼而竟不免。一夫作难，祸及万家，惨失哉！”蘧常先生又引《榴龛随笔》说：“同时文人受祸，除吴、潘外，可考者尚有蒋麟征、张文通、张隽、董二酉、茅元铭、黎元宽、吴心一诸人。刻工之可考者曰汤达甫，刷匠之可考者曰李祥甫。”(www.xing528.com)

康熙三年（1664）春，顾炎武出潼关，山西考古，历时半年，于当年七月初一抵达北京昌平，十五日，四谒明崇祯帝陵。就此次谒陵，炎武写下《谒欑宫文》一篇《孟秋朔旦有事于欑宫》诗一首。

昌平谒陵毕，顾炎武南下保定，拜望河北大儒孙奇逢。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晚号岁寒老人，学者以其所居尊为夏峰先生，河北容城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享年92岁。孙奇逢的大半生都是在明代度过的。天启间，阉党祸国，东林名士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被逮下狱。奇逢与鹿正、张果中倡义营救，冒死犯难，正气耿然，史称“范阳三烈士”。崇祯间，清兵频频破关袭扰，他组织义勇，结寨易州（今河北易县）五公山，拒敌保乡，深得一方官民敬仰。明廷聘用，屡征不出。明亡，孙奇逢已年逾花甲。由于故园被旗兵圈占，他含恨离乡背井，举家南徙，寄居河南辉县苏门山。清廷屡有征聘，皆为他所断然拒绝。晚年的孙奇逢，在苏门山夏峰村课徒授业，勤于著述，广交南北学术俊彦，俨然中原学术重镇。

顾炎武于康熙三年（1664）八月初一拜见孙奇逢，炎武时当52岁盛年，而奇逢已是81岁高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一腔虔诚见诸文字，遂成《赠孙征君奇逢》一诗。

根据陈祖武先生考证，此次顾炎武同孙奇逢会晤，地点当在保定府容城县孙氏故里。炎武来访，曾携有申涵光所写绍介信函一封。关于他的家世，孙奇逢已于晤面前从史可程、傅山处得知。会晤过程中，炎武屡次谈起太原友人傅山。两个多月后，孙奇逢还有书信复顾炎武。奇逢的《答顾宁人书》，今天虽已无从见到，但因晤面而有复书，则是确然无疑的。容城告别孙奇逢，顾炎武取道德州入山东，度岁于泰安。翌年春，由泰安至济南，抵章丘。章丘土豪谢长吉欠炎武债久未偿还，至此以田产抵押，炎武遂在章丘大桑家庄有了田地屋宇。炎武本有移居山东之想，此次置产章丘，或是一个尝试。殊不知谢长吉并非善类，3年后，正是他唆使策划，罗织罪名，使顾炎武再度身陷囹圄。

垦荒雁北。康熙五年（1666）春，顾炎武离章丘，取道河北，再游山西。在太原东郊，他与作幕于此的浙江学者朱彝尊相识，遂结为友好。六月，炎武北上代州。闻顾炎武西游，陕西富平友人李因笃偕远游关中的广东学者屈大均，专程赶来相会。于是遂有炎武与朱彝尊、李因笃、傅山等人集资垦荒之举。

关于雁北垦荒的缘起、经营、结局等等，代远年湮，已不得其详。顾衍生辑炎武年谱，记及此事，不过寥寥数字，即“与子德辈二十余人鸠赀垦荒于雁门之北”。其根据则是顾炎武给潘耒的一封复信，信中说：“近则稍贷赀本，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应募垦荒。同事者二十余人，辟草莱，披荆棘，而立室庐于彼。然其地苦寒特甚，仆则遨游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当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车、水碾、水磨之人，与夫能出资以耕者。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蓄牧之获，饶于耕耨，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

顾炎武既称此次垦荒为“应募”，又称“当事遣人到南方”，可见集资垦荒之举系山西地方当局倡议且认可的。而此时的代州长官陈上年，为李因笃幕主，炎武即由因笃而与之相识。陈上年字祺公，保定清苑人，礼贤下士，乐与文士交。所以，炎武赠友人诗，每每比之于信陵君、望诸君。康熙五年（1666），炎武撰《寄刘处士大来》一诗，诗中所云“一过信陵君，下士色无倦”，即指山东友人刘六茹投奔陈上年事。同年六月抵代州，重逢李因笃，再撰《重过代州赠李处士因笃在陈君上年署中》一诗，则既以再晤因笃而赞其高才，又喜上年豪侠仗义、文武兼具。惟其如此，顾炎武离代州，陈上年欣然赋诗二首送行。而翌年顾炎武同李因笃再晤京城，借抄孙承泽所藏经学诸书，一应费用便得自陈上年的资助。关于这一点，康熙六年（1667）顾炎武撰《抄书自序》说得很清楚：“今年至都下，从孙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清苑陈祺公资以薪米纸笔，写之以归。”

其实，顾炎武与诸多友人垦荒雁北，其目的恐怕并不在于谋利，也不能简单地将它同反清复明一类活动相联系。他的深意，抑或欲以此而做出一种示范，以倡导为学经世的传统精神，韬光养晦，等待中兴之主，为国家建功立业。

康熙五年（1666）秋，顾炎武由北京至山东。十月，炎武撰《韵补正》在山东脱稿。该书序中，炎武写道：“余为《唐韵正》，已成书矣。念考古之功，实始于宋吴才老，而其所著《韵补》，仅散见于后人之所引而未得其全。顷过东莱，任君唐臣有此书，因从假读之月余。其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韵补正》，以附《古音表》之后。如才老，可谓信而好古者矣。后之人如陈季立、方子谦之书，不过袭其所引用，别为次第而已。今世甚行子谦之书，而不知其出于才老，可叹也。然才老多学而识矣，未能一以贯之，故一字而数叶，若是之纷纷也。夫以余之谫陋，而独学无朋，使得如才老者与之讲习，以明六经之音，复三代之旧，亦岂其难？而求之天下，卒未见其人，而余亦已老矣，又焉得不于才老之书而重为之三叹也夫！”

岁末，炎武抵兖州，客居知府彭绳祖署。炎武历年来辑有《古今集论》五十卷，在这里他得到兖州司李刘泽远相助，将其中有关经学和治术的文字录出，改题《近儒名论甲集》刊行。

康熙六年（1667）正月中，顾炎武南旋，携业已完成的《音学五书》书稿至淮安，送请友人张弨刊刻。《音学五书》凡三十八卷，由《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和《古音表》五部分构成。全书承明人陈第对古音的探讨，以对上古音韵的成功离析，开启了一代音韵学研究的先路。

在梳理音学源流之后，顾炎武专就《音学五书》的结撰写道：“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于是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乃列古今音之变，而究其所以不同，为《音论》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为《诗本音》十卷；注《易》，为《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误，而一一以古音定之，为《唐韵正》二十卷；综古音为十部，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其它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实有望于后之作者焉。”

张弨为古文字学家，工于篆刻。此后十余年间，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得其襄助，不断完善。在诸多学术界友朋的帮助下，先期刻成的《诗本音》亦屡经刊改，精益求精。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全书始告刊定，炎武于是年三月十五日再撰《后序》一篇。文中写道：“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障，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又得张君弨为之考《说文》，采《玉篇》，仿《字样》，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而其工费则又取诸鬻产之直，而秋毫不借于人，其著书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

顾炎武的淮安之行，历时半月，其下榻处为友人王略寓庐。王略，字起田，与炎武同年同月生，稍长二十余日。据顾炎武称：“往余在吴中，常郁郁无所交。出门至于淮上，临河不度，彷徨者久之，因与其地之贤人长者相结，而王君起田最与余善，自此一二年或三四年一过也。”此番久别重晤，炎武已然55岁，王略因之劝其结束游历生涯，表示：“子行游天下二十年，年渐衰，可已矣！幸过我卜筑，一切居处器用，能为君办之。”顾炎武一时难作决断，依然按计划告辞。临行，王略持酒浆远道相送，殊不知竟成二人间的诀别。

在离开淮安前夕，炎武致书友人归庄，告以近况。此札为《亭林文集》及诸家辑文所未载，墨迹藏吴县顾氏鹤庐。1965年，已故柴德赓先生将其整理刊布。告别淮安诸友后，顾炎武取道山东、河北，再入北京。在京中，炎武与友人李因笃聚首，由孙承泽处借得《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并承陈上年资助而录出副本。是年冬，遂得与因笃共研经学于京中慈仁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