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法：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重要研究方法

田野调查法是文化人类学或民俗学的重要研究手段之一。在针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中，这种方法的运用也颇为广泛。通过田野调查法，了解到的是现今的情况，在文物学、艺术史的研究中运用此方法或许稍显突兀。但元明清瓷器中的藏式因素，相同造型的器物或纹饰，由于藏地发展缓慢，传统风俗的延续，有一些在现在的藏地也随处可见、时常运用，因此为本研究使用此方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选用此方法主要是为了辅助说明所要讨论问题，如瓷器在西藏地位、藏人对之看法、瓷器中的藏式因素在藏区相关使用状况等，这些问题的历史文字记载过多集中于某一种类型之中，或存在比较缺乏的情况。当然，不得不考虑到在时间推移中，当今的使用方式和之前的使用方式可能会有不同，即便是相同造型的器物。所以，田野调查或文化人类学（或民俗学）研究所提供的信息，只是为问题的解答提供一种可能性较大的选择。这一点同西方考古学有时需要借鉴现代民族志研究的做法，其出发点一致——为所研究问题的解答增添一种可能性。另外，可以将历史资料和田野调查结果对看，从而更好理解某些观念习俗的延续。田野调查法无疑是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皆较为缺乏的情况下，一种有益的具有辅助性质的研究方法。

在田野调查中涉及的问题有，确定所调查的主题（即解答瓷器在西藏地位、藏人对之看法、瓷器中的藏式因素在藏区相关使用状况等问题），确定调查的地点（西藏拉萨、林芝、山南、日喀则、云南迪庆香格里拉藏区）和对象（藏民、瓷器中的藏式因素），调查日期。调查方法主要运用了查阅文献、实地调研、问卷、访谈等^[120]。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造型和纹饰的考察地点，着重于历史悠久的、元明清时代或已存在的藏地寺院、贵族庭院中，考察瓷器上一些藏式因素所提炼的主题样式在该环境中的使用情况，以为藏式瓷器的使用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田野资料。

【注释】

[1]西藏拉萨古艺建筑美术研究所.西藏藏式建筑总览[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7：92.

[2]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04-106.

[3]（明）宋镰.元史·兵志·站赤：“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多杰才旦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85.

[4]张冰冰.元代宫廷崇佛史事考[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1-10.

[5]恰白·次旦平措，吴坚，诺章·平措次仁.西藏简明通史[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2：89.

[6]（元）绛求坚赞.朗氏家族史：“当时，吐蕃地方是由在凉州的王子阔端掌管，从阔端阿噶那里取来供养的上师，止贡巴由蒙哥汗知照，蔡巴由薛禅汗知照，帕木竹巴由王子旭烈兀知照，达隆巴由阿里不哥知照”.绛曲坚赞.朗氏家族史[M].赞拉·阿旺等译.陈庆英校.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110.

[7]多杰才旦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45-75.

[8]忽必烈赐给藏地僧人诏书中可知，其赏赐看藏地僧人佛塔、法衣僧帽、靴子、坐垫伞盖、金杵、银爵、腰刀、黄金、珍珠、布匹、骡子等法器、财物、牲畜。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M].陈庆英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116.

[9]忽必烈授与八思巴吐蕃13万户及3区作为传授佛法供养中可知，其还曾将大量人口和地区赐予萨迦首领作为传授佛法的供养。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M].陈庆英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108-109.

[10]元史百官志中有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政府在景德镇设置了属于将作院的“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正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明）宋镰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1]冯先铭.中国陶瓷.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48.

[12]吕军，周高亮.金代红绿彩的考古发现及其历史传承[J].中原文物，2011（3）：87-95.

[1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99.

[14]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M].陈庆英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321-239.

[15]见太宗实录卷一六三，宣宗实录卷一一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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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冯先铭.中国陶瓷.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68.

[19]秦大树，钟燕娣，李慧.景德镇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收获与相关问题研究[J].文物，2017（8）：69-88.

[20]达力扎布.清太宗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史实考略[J].中国藏学，2008（3）：76-85.

[21]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33，312.

[22]吴云岑.金瓶掣签的设立及其意义[J].西藏研究，1996（1）：34-42.

[23]王家鹏.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A].王树卿.清代宫史丛谈[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135-152.

[24]萧振松.清代景德镇陶瓷兴衰谈[J].景德镇陶瓷，2000（2）：22-23.

[25]丝绸上的藏文化装饰也颇多，但只能以平面装饰的形式存在，且其保存状况往往不及同时期的瓷器。玉器、漆器、铜器、建筑构件等更是无法与瓷器的优势相比。

[26]陶婧.藏传佛教对清代陶瓷文化影响的研究[D].景德镇：景德镇陶瓷学院，2012.

[27]杨雅筑.明代官窑瓷器与藏传佛教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5.

[28]达㕰彭措，朱德涛.从元代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J].中国藏学，2016（2）：209-215.

[29]根据后面著作整理出的文章详情为，吴明娣.清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J].美术观察，2004（12）：92-94.以及吴明娣.明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J].中国藏学，2002（3）：107-116.吴明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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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如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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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历史资料是最为直接和重要的，也是分析此背景问题时可信度最高的证据之一。但也要看到，其多集中在内地中央和西藏上层的交往中，虽对于藏式官窑瓷器的理解可谓非常重要，可如果只看此资料得出的结论未免偏颇。考古资料的运用方面，由于西藏自从信奉藏传佛教以来形成了颇为独特的天葬习俗，想从墓地随葬品中得到信息十分困难，但也可从之前土葬墓中的信息里加以推导，以及从其他古遗址信息中加以提炼。田野调查则作为辅助手段，特别对于文字记载缺乏的民间瓷器部分，可由今及古，为历史时期藏民对瓷器的看法提供一种可能的回答。

[109]如一些多穆壶认为是僧帽壶等器形判读误读，把多穆壶、仿木纹碗等作为受藏传佛教影响的泛藏传佛教化表现，藏草瓶的形态确定和定名问题，狮纽是否全源于藏传佛教影响还是有内地自身因素，点状坠珠堆贴是否就源于藏传佛教还是有仿金银器的因素。

[110]关于政治目的这一点，瓷器材质本身便是不同于时常可见的藏地器物材质的全新载体，而赏赉瓷所承载的内地与西藏交往的使命，也自然为其中一些藏文化装饰增添了一层政治往来的意义。

[111]调研中发现瓷器在藏区并没有如内地一般普遍使用，现在来看宗教场所使用的瓷器较为别致，与元明清的藏文化装饰瓷器有一定的传承关系。藏地民间对于金属器使用较多，所以调查和收集中常常是以造型和纹饰作为标准，所依托的器物材质不一定是瓷器。这些器物的使用方式往往是多样的，不同器物之间功能有时还会重叠。如：贲巴瓶可以用在饮茶、饮酒、宗教仪式、掣签、建筑装饰等多处，其饮用功能与多穆壶共享，其饮酒、宗教场所使用等功能又和僧帽壶重叠。此外，在西藏与内地，器物的使用方式会随着地点不同发生变化，如僧帽壶在西藏多用来饮酒，而在内地与紫砂壶茶文化进行结合，有饮茶、把玩等用处。纹饰的使用搭配、画面中的位置也会由藏区到内地发生诸多变化，如八吉祥纹进入内地，常常混杂着暗八仙、博古图等内地常见纹饰一同搭配使用并处于边缘纹饰的位置，藏传佛教的火焰纹常常提出作为间隔纹饰反复多次使用。

[112]李学勤.“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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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圣象学派的研究对图像学多有借鉴的研究之中，圣象学旨在分析作品的形式表现、包含的情感、精神因素等方面的意义，着眼于外形、历史故事、寓言象征等方面的探讨，并从中提炼出相关主题。圣象学派的相关研究者有从哲学层面分析象征形式的恩斯特·卡西莱，探讨肖像和圣象的阿比·华伯，重视形式历史研究的威廉·菲格等。乌尔里卡·冯·豪梅德尔.艺术史：其研究方法及范围[J].胡润之译.第欧根尼，1986（2）：5-27，121.

[119]这是图像学领域的重要学者潘诺夫斯基（1892-1968）对以往研究进行涉猎后，对于作品解读方法提出的经典看法。潘诺夫斯基将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分成了有递进关系的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由一种问题意识所主导：一为“现象意识”，研究对象的外形本身都具有最原初的含义和出处，分析外形对于人最直接的感受，做出第一步的描述并进行细致的分类，这一研究步骤在中国文物学中也时常运用到，从古代文物研究时便有，形成了一套有中国文物学特色的描述语言和行文方式；二为“意义意识”，在对表现描述完之后，应该了解其中表面中的内涵与意义，进行主题提炼；三是“本质意识”，其本身外形与呈现的主题，具有整体的文化象征意义的，表现了一种人们认知的基本心态，这也是可以在其他精神领域中也存在的。乌尔里卡·冯·豪梅德尔.艺术史：其研究方法及范围[J].胡润之译.第欧根尼，1986（2）：5-27，121.

[120]潘秋平，罗国安，冯岭.田野调查法在藏医古籍保护中的运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31（11）：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