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龄-《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 中

《清儒学案》卷二十五《西河学案上》：西河经说，阮文达极称之，谓学者不可不亟读。盖自明以来，申明汉儒之学，使人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西河始。而辨正图书，排击异学，尤有功于经义。传之恕谷，而其学益昌。至《学案小识》于经学不录西河，而目恕谷为放言无忌，隘矣。〇毛奇龄，字大可，又名甡，萧山人。……先生淹贯群书，所自负者在经学。然好为驳辩，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古文尚书》自宋吴棫后，多疑其伪。及阎若璩作《疏证》，先生力辩为真，遂作《古文尚书冤词》；又删旧所作《尚书广听录》为五卷，以求胜于若璩。而《周礼》、《仪礼》，先生又以为战国之书。所作《经问》，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余子以下不足齿录，其傲睨如此。素晓音律，家有明代宗藩所传《唐乐笛色谱》，直史馆，据以作《竟山乐录》四卷。及在籍，闻圣祖论乐，谕群臣以径一围三、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阐考证，撰《圣谕乐本解说》二卷、《皇言定声录》八卷。三十八年，圣祖南巡，先生迎驾于嘉兴，以《乐本解说》二卷进，温谕奖劳。圣祖三巡至浙，先生复谒行在，赐御书一幅。五十五年卒于家，年九十四。门人蒋枢编辑遗集，分经集、文集二部。经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种。文集合诗、赋、序、记及他杂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库全书》收先生所著书目，多至四十余部。(参史传、《汉学师承记》、《先正事略》、《西河合集》)

《清史稿·儒林二》：毛奇龄，字大可，又名甡，萧山人。四岁，母口授大学即成诵。总角，陈子龙为推官，奇爱之，遂补诸生。明亡，哭于学宫三日。山贼起，窜身城南山，筑土室，读书其中。顺治三年，明保定伯毛有伦以宁波兵至西陵，奇龄入其军中。是时马士英、方国安与有伦犄角，奇龄曰：“方、马国贼也，明公为东南建义旗，何可与二贼共事?”国安闻之大恨，欲杀之，奇龄遂脱去。后怨家屡陷之，乃变姓名为王士方，亡命浪游。及事解，以原名入国学。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科，试列二等，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二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寻假归，得痺疾，遂不复出。初著《毛诗续传》三十八卷，既以避仇流寓江、淮间，失其稿，乃就所记忆，著《国风省篇》、《诗札》、《毛诗写官记》。复在江西参议道施闰章所，与湖广杨洪才说《诗》，作《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明嘉靖中，鄞人丰坊伪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行世。奇龄作《诗传诗说驳议》五卷，引证诸书，多所纠正。洎通籍，进所著《古今通韵》十二卷，圣祖善之，诏付史馆。归田后，僦居杭州，著《仲氏易》，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书成。托于其兄锡龄之绪言，故曰“仲氏”。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书》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韵》四卷、《河图洛书原舛编》一卷、《太极图说遗议》一卷。其言《易》，发明荀、虞、干、侯诸家，旁及卦变、卦综之法。自后儒者多研究汉学，不敢以空言说经，实自奇龄始；而辨正图书，排击异学，尤有功于经义。奇龄分校会闱时，阅《春秋》房卷，心非胡《传》之偏，有意撰述，至是乃就经文起义，著《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条例明晰，考据精核。又欲全著《礼经》，以衰病不能，乃次第著昏、丧、祭礼、宗法、庙制及郊、社、禘、祫、明堂、学校诸问答，多发先儒所未及。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各有考证，而《大学证文》及《孝经问》，援据古今，辨后儒改经之非，持论甚正。奇龄淹贯群书，所自负者在经学，然好为驳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古文尚书》自宋吴棫后多疑其伪，及阎若璩作《疏证》，奇龄力辨为真，遂作《古文尚书冤词》。又删旧所作《尚书广听录》为五卷，以求胜于若璩。而《周礼》、《仪礼》，奇龄又以为战国之书。所作《经问》，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余子以下不足齿录，其傲睨如此。素晓音律，家有明代宗藩所传《唐乐笛色谱》，直史馆，据以作《竟山乐录》四卷。及在籍，闻圣祖论乐，谕群臣以径一围三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阐考证，撰《圣谕乐本解说》二卷、《皇言定声录》八卷。三十八年，圣祖南巡，奇龄迎驾于嘉兴，以《乐本解说》二卷进，温谕奖劳。圣祖三巡至浙，奇龄复谒行在，赐御书一幅。五十二年，卒于家，年九十一。门人蒋枢编辑遗集，分经集、文集二部：经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种，文集合诗、赋、序、记及他杂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库全书》收奇龄所著书目多至四十余部。奇龄辨正图书，排击异学，尤有功于经义。弟子李塨、陆邦烈、盛唐、王锡、章大来、邵廷寀等，著录者甚众。

《清史列传·儒林传下一》：……著述之富，甲于近代。李天馥尝谓：“奇龄有不可及者三：不挟书册而下笔有千万卷，一也；少小避人，盛年在道路，得怔忪疾，遇疾发，求文者在门，扪腹四应，顷刻付去无误，二也；读书务精核，群经、诸子及诸琐屑事，皆极其根柢，而贯其枝叶，偶一论及，辄能使汉、宋儒者拄口不敢辨，三也。然奇龄恃其纵横博辨，肆为排击，欲以劫服一世，汉以后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诋者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诋者为朱子。故后人反诋之者亦多。”全祖望尝发其集为《萧山毛氏纠谬》十卷。祖望称“奇龄之才要非流辈所易及，使其平心易气以立言，其足以羽翼儒苑无疑”。世谓公论云。^[1]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萧山毛检讨别传》：归安姚薏田秀才谓予曰：“西河目无今古。其谓自汉以来足称大儒者只七人：孔安国、刘向、郑康成、王肃、杜预、贾公彦、孔颖达也。夫以二千余年之久，而仅得七人，可谓难矣。吾姑不敢问此七人者，果足掩盖二千余年以来之人物与否。但即以此七人之难，而何以毛氏同时其所极口推崇者，则有张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缄，与其二兄所谓‘仲氏’及‘先教谕’者，每述其绪论，几如蓍蔡，是合西河而七，已自敌二千余年之人物矣。抑西河论文，其自欧、苏而下俱不屑，而其同时所推崇，自张、蔡、二徐外，尚有所谓包二先生与沈七者，不知其何许人也。竭二千余年天下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时所出之多，抑亦异哉?”予笑而答之曰：“是未闻吾先赠公之所以论西河也。”西河少善词赋，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陈公大樽为推官，尝拔之冠童子，遂补诸生。顾其时蕺山先生方讲学，西河亦尝思往听之，辄却步不敢前。祁氏多藏书，西河求观之，亦弗得入。已而国难，画江而守，保定伯毛有伦方贵，西河兄弟以鼔琴进，托末族。保定将官之，而江上事去，遂亡匿。乃妄自谓曾预义师，辞监军之命，又得罪方、马二将，几至杀身，又将应漳浦黄公召者，皆乌有也。已而江上之人有怨于保定者，其事连及西河，而西河平日亦素不持士节，多仇家，乃相与共发其杀人事于官，当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为僧，渡江而西，乃妄自谓选诗得罪王自超，撰《连箱词》得罪张缙彦以致祸，皆事后强为之词者也。乃其游淮上，得交阎征士百诗，始闻考索经史之说，多手记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闻讲学之说。西河才素高，稍有所闻，即能穿穴其异同至数万言。于是由愚山以得通于乡之先达姜公定庵，为之言于学使者，复其衣巾。顾以不善为科举文，试下等者再。时萧山司教者，吾乡卢君函赤，名宜，怜其才，保护之，然惧其复陷下等，卒令定庵为之捐金入监。未几得预词科。顾西河既为史官，益自尊大无忌惮。其初年所蹈袭，本不过空同、沧溟之余，谓唐以后书不必读。而二李不谈经，西河则谈经，于是并汉以后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齿者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齿者为朱子。其实朱子亦未尝无可议，而西河则狂号怒骂，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无赖之叫嚣者，一时骇之。于是自言得学统于关东之浮屠——所谓高笠先生者，而平日请教于愚山者不复及焉。其于百诗则力攻之，尝与之争不胜，至奋拳欲殴之。西河雅好殴人，其与人语，稍不合即骂，骂甚继以殴。一日，与富平李检讨天生会于合肥阁学座，论韵学。天生主顾氏亭林韵说，西河斥以邪妄。天生秦人，故负气，起而争，西河骂之。天生奋拳殴西河重伤，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校。闻者快之。若其文，则根柢六朝，而泛滥于明季华亭一派，遂亦高自夸诩，以为无上。虽说部、院本，拉杂兼收以示博。顾西河前亡命时，其妇囚于杭者三年，其子瘐死。及西河贵，无以慰藉其妇，时时与歌童辈为长夜之乐，于是其妇恨之如仇。及归，不敢家居，侨寓杭之湖上。浙中学使者张希良，故西河门下也，行部过萧山，其妇逆之西陵渡口，发其夫平生之丑，詈之至不可道，闻者掩耳疾趋而去。先赠公之言如此。顾先赠公在时，西河之集未尽出，及其出也，先君始举遗言以教予，于是发其集细为审正，各举一条以为例：则其中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如谓《大学》、《中庸》在唐时已与《论》、《孟》并列于小经。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释文》旧本，考之宋椠《释文》亦并无有，盖捏造也。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如邯郸淳写魏石经，洪盘洲、胡梅已辨之，而反造为陈寿《魏志》原有邯郸写经之文。有信口臆说者，如谓后唐曾立石经之类。有不考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经《春秋》并无《左传》，而以为有《左传》。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于晋栾肇《论语驳》，而谓朱子自造，则并《或问》、《语类》亦似未见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称秦桧，而遂谓其父子俱附和议，则籍溪、致堂、五峰之大节，俱遭含沙之射矣。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读书百篇”，以为《书》百篇之证，周公及见《冏命》、《甫刑》耶?有改古书以就己者，如《汉·地理志》回浦县乃今台州以东，而谓在萧山之江口，且本非县名，其谬如此。先君皆口授之，予因推而尽之，葺为《萧山毛氏纠谬》十卷。乃其集中最后有《辨忠臣不死节》文，则其有关名义，尤可惊愕。其谓“夷、齐亦不得为忠臣，但可为义士”，乖张已极。夫忠臣固不必皆死节，亦几曾见忠臣之不应死节者。况西河自溯道统，得之高笠先生，而高笠之师凌台贺氏，以布衣死明季，则是其师传即已乖谬，西河之师之何也?及溯其本意，则专为《续表忠记》而作，谓其以长平之卒，妄列国殇，而冒托其名以作叙，故辨之。《续表忠记》者，即吾乡卢函赤所作，前曾保护西河者也。其所作记本不工，其所序事亦间有讹者，然谓以长平之卒妄列，则其记中所立传，俱属有名之人。而况是记，俱经西河校定而后出以问世，其序文则直用西河手书雕入册中，其字画皆可验。且西河前在卢门，感其卵翼之恩，执弟子礼，不仅如世俗之称门生者。虽既贵，寓杭犹时时遣人东渡问讯，而忽毁之于身后，并其序亦不肯认，且因此序而发为背道伤义之论。及叩之函赤之子远，则流涕曰：“是殆为畏祸故也。前者西河固尝有札来，谓京师方有文字之祸，先师所著，勿以示人，则是辨必其时所作无疑也。”予乃叹曰：“有是哉！畏祸而不难背师与卖友，则临危而亦诚不难背君与卖国矣。忠臣不死节之言，宜其扬扬发之，而不知自愧也。”抑闻西河晚年雕《四书改错》，摹印未百部，闻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然则御侮之功亦馁矣，其明哲保身亦甚矣。乃因述赠公之言而附入之，即以为《西河别传》。虽然，西河之才，要非流辈所易及，使其平心易气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苑无疑也。乃以狡狯行其暴横，虽未尝无发明可采者，而败阙繁多，得罪圣教，惜夫！

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秋涛案：谢山此传，多疑其或不实。近假得《西河全集》，细核其生平事迹，并西河自作墓志、盛唐所作《西河先生传》，始知谢山之言不妄。集中前后多自相抵牾，其谓以选诗评语获怨于王柳潭自超，假他事讦讼，伏人道旁篡取之，将置死地，乡人率众夺之还，怨者移营卒尸横地，指为所杀，捕逮甚急，乃出游江淮间云云。事似可信，然叙出游岁月则率不足据。或云十余年，或云二十年，又往往同此一年，而或自言出游，或自言里居，足知其非事实矣。李刚主师事西河，欲为作年谱而不果，殆亦有见乎此。又其四十以前未见潜丘时率以赋诗、填词、选制、艺评、传奇为事。集中经解虽卷帙繁重，实皆归田后作，自言二十余岁时已作《续诗传》，遭兵燹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见者。《鸟名》一卷，仍归田后所成，托之早岁剩稿耳。《白鹭洲主客说诗》成于愚山署中，西河经解之最早出者也，中多引潜丘说，时方与潜丘订交也。则谓西河考证之学得自潜丘，良信。又潜丘初成《疏证》，寄西河，时西河贻书只争书中朱、陆之辨，而不及古文真伪，是其时于壁经源流尚未一考，迨刚主进以《尚书》非伪之说，而《冤词》作焉，始末并详其《再与潜丘书》中。总之，西河固心折于潜丘，而必欲强与争胜，此其所以于西河也。又案《西河诗话》云：“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贡，于还京时，福建侯官县五县寨巡检胡奉至杭州，为使者买丝布什器，兼觅毛初晴论释《西厢记》及《濑中集》诗，于书林不得，遂访余云云。”又《词话》：“《西厢》久为人更窜，余求其原本正之，逐字核实，其书颇行，第中尚有不能详处，如第四折内和尚们回施些云云。”是西河别有此等书，与金圣叹争名，其亦异乎潜丘已。

施闰章《学余堂集》文集卷十七《毛子传》：毛甡，萧山人也，初名奇龄，字大可，一字齐于，曰吾淳于髠也。少与兄万并知名，人呼小毛子，负才任达，善诗歌、乐府、填词，与人坦然无所忤，贤者多爱其才，昵就之，而亦以才见忌，一时诗人尝就甡问高下，甡略示次第，或闻而恶之，往往思中伤甡。又困诸生，家贫，遭乱，佯狂，髠发缁衣，走山泽中。间效元人作小词、杂曲以自娱，仇者摘其语，以为谤诽，谋讦而杀之，已而按验无实，得不坐。甡自以为无罪，虽数滨死，无所害，益复不简备。仇者愤不得泄，乃胠其箧，发所著书焚之，又欲借他人事构之死。里中善甡者，咸谓当出亡，相哭而别。于是之齐，之楚，之郑、卫、梁、宋间，尝登嵩山，越数峰，远望凄怆，不能上，曰：“吾力衰矣，伤哉！贫且多难，吾安归乎?”甡所为诗，率托之美人香草，以写其骚激之意，缠绵绮丽，小词、杂曲亦复纵横跌宕，按节而歌，使人凄悦。游靖江，当垆冯氏者悦其词，欲私就之。甡谢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为狂夫也。”径去。过海陵，抵淮上，山阳令朱禹锡故善甡，为召诸名士词人毕集为欢，而吏部张新标父子嗜诗，有名园，中秋夜会客数十人，伎乐合作，甡倚醉，扣盘赋《明河篇》，凡六百余言，及旦，则淮上诸家传写殆遍。宣城施闰章还自京师，见之，目为才子，自是客淮数月，留连朋好，不能去。甡虽处困穷，所至尝乞食，至不当其意，虽招之，不赴也。甡自少受知华亭陈子龙，评其文曰才子之文。然跌荡文酒，颇不自惜，平生长于治《诗》，取毛、郑诸家折衷其说，著《毛诗省篇》，今旧集多毁，存诗词若干卷。友人蔡大敬为刻行于世，论者谓以沈、宋之法，行温、李之词，时罕及者。甡年四十余尚无子，自言当以客游老云。

阮元《儒林传稿》卷二、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一、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二皆有传，存目。

毛奇龄《西河集》卷二十《与阎潜丘论尚书疏证书》：昨承示《尚书疏证》一书，此不过惑前人之说，误以《尚书》为伪书耳。其于朱、陆异同，则风马不及。而忽诟金溪，并及姚江，则又借端作横枝矣。《尚书》本圣经，前人妄有遗议者，亦但以出书早晚、立学先后为疑，未尝于经文有不足也。且“人心道心”，虽《荀子》有之，然亦《荀子》引经文，不是经文引《荀子》。况《荀子》明称“道经”，则直前古遗文，即《易通卦验》所云“燧人在伏羲以前，置刻道经，以开三皇五帝之书者”是也。又且“正心诚意”本于《大学》，“存心养性”见之《孟子》，并非金溪、姚江过信伪经，始倡为心学，断可知矣。今人于圣门忠恕毫厘不讲，而沾沾于德性问学，硬树门户。此在孩提稚子，亦皆有一诋陆辟王之见于胸中。以尊兄卓识，而拾人牙慧，原不为武。然且趋附之徒借为捷径，今见有以此而觊进取者。尊兄虽处士，然犹出入于时贤时贵之门，万一此说外闻，而不谅之徒藉为口实，则以此而贻累于尊兄之生平者不少，吾愿左右之之也。至若学宫从祀，则从来荒谬。向与尊兄言庙学合一之陋，孔子先圣称名之谬，极蒙许可。至从祀进退，则大不足凭。汉世大儒，如康成、子政辈皆以神仙图谶，纷纷罢祀。乃有受华山之书，阐《参同》之秘，指太乙九宫为洛书九类，而公然与圣经并传者。是以王草堂作《圣贤儒史》一书，颇有订证。而足下偏执程敏政无学之说，以为金科，陋矣。鄙意谓《尚书疏证》总属难言，恐于尧、舜、孔子千圣相传之学不无有损。

毛奇龄《西河集》卷二十《与李恕谷论周礼书》：《尚书冤词·序说》中，“林觏疑《周礼》”，来札欲易此语，似以《周礼》非圣经，有碍耳。夫“三礼”名经，固自无辞，若谓圣经，则自不可。今天下攻《周礼》者众，总只“周公之书”四字害之。周、秦以前，并无周公作《周礼》、《仪礼》一语见于群书，亦并无周、秦以前群书，若孔、孟、老、荀、列、墨、管、韩诸百家，及《礼记》、《大学》、《中庸》、《坊记》、《表记》、《孝经》所引经，有《仪礼》、《周礼》一字一句，则周公不作此书明矣。《周礼》非周公作，何害?《大学》、《中庸》不知何人作，其为经自在也。必欲争《周礼》为周公作，《大学》孔子作，则无据之言，人将无据以争之，事大坏矣。天下是非，原有一定。《周礼》惟非周公作，非圣经。然周人所言周礼，即因之礼也，其中虽有与《春秋》诸礼不甚相合，然亦周礼也。如《公羊》言礼，全与《左氏》策书不相合，然亦周人之书也。况周礼全亡，所藉此一书稍为周备，可为言礼考据。若又排击之，则无书矣。如此说《周礼》，方是妥当。若谓周公作，则虽始于郑氏，而祖之，而表章之者，王安石也，人将以安石目之矣。近姚立方作《伪周礼论注》四本。桐乡钱君馆于其家多日，及来谒，言语疏率，瞠目者久之，嗫嗫嚅嚅而退。然立方所著亦不示我，但索其卷首《总论》观之，直绍述宋儒所言，以为刘歆作。予稍就其卷首及宋儒所言者略辨之，惜其书不全见，不能全辨，然亦见大概矣。若《仪礼》非周公作，且于“三礼”中倍加讹谬，则予《丧礼》中所驳《士礼》者甚伙，皆无理不足道，此更非《周礼》比也。凡辨必有据方为无弊，仆所辨亦无他人可语可商量。然幼时尚有父兄师友偶相阐发，今已绝矣。仆记先仲兄尝言，先王典礼俱无成书，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便目为周礼，此果《周礼》乎?国家班礼法，只于象魏悬条件，使里闾读之已耳。刑法亦然。子产作刑书，反谓非法。即历书一项，关系民用，先王所谓敬授人时与世共见者。然亦只逐月颁布，并无成书如近代历本，则他可知矣。是以夏礼、殷礼，夫子谓文献不足，不特杞、宋原无文，即旧来传书亦只得《夏时》、《坤乾》，一如韩宣子之以《易象》、《春秋》当礼书者。如是，则《周礼》五卷不必周公作，又是一证。(下略)

沈彤《果堂集》卷八《书古文尚书冤词后一》：此书八卷，其要者数条。毛氏据《隋书·经籍志》以辨梅赜所奏《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非伪也，其大指谓孔壁古文藏晋世秘府者，永嘉乱后犹存，梅赜特以无传，故上孔安国之传，而未尝上古文之经。又谓郑康成所述古文二十四篇乃杜林漆书，与孔壁书不合。如其言，则梅之二十五篇真孔壁书，而指其伪者诚过，岂知毛之于《隋志》乃误解之而妄据之哉?《志》云：“后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马融、郑玄为之作传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所云非孔旧本者，乃以所传止二十九篇，而不足五十八之数，杂以今文而不皆古文，非谓其篇目词句与孔旧本异也。且马融亦传漆书本，其注《书序》云逸十六篇，即郑所述二十四篇之逸书。郑为书赞，称安国为先师，谓贾、马传其业，则漆书与孔壁本安得有不合者。《志》又云：“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至东晋，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所云今无有传者，传即传授之传，明古文亡于永嘉，其后官私本皆绝也。云梅赜奏安国之传，不云经者，以上已言经文，则此但言传，而经在其中矣。正义之引《晋书》谓太保郑冲以《古文尚书》授苏愉，三传至梅赜，遂奏上其书。上云以《古文尚书》授，而下云上其书，则其书非即古文乎?而可云梅赜不上古文经乎?且若以无有传为无传注，则梅赜奏上其传施行已历数朝矣，而尚云今无有，又可通乎?毛又以马、郑所注《书序》百篇，亡书目，凡四十二篇，为漆书本，则漆书本固有逸书十六篇在中，此明与马融说乖，并妄据而无之矣。书中谓陈第辨梅之攻古文，以寡学自坐谬误，不足以洒冤。毛之学虽多，而识则寡，吾谓非惟不足以洒冤，且反足为辨伪者之口实矣。虽然，其辨《正义》以郑所述二十四篇为张霸伪书之误，语甚明快，则与辨梅赜伪书者之见不谋而合，其识未尝不高也，乃能辨此，而不能辨彼，何哉?

沈彤《果堂集》卷八《书古文尚书冤词后二》：毛氏此书，自谓惧《古文尚书》将见废而为之，然吾知其必不废也。《古文尚书》非独聚敛传记所采语，其中间亦必有真古文之残编剩简，如《隋志》所载《尚书》逸篇之类者，故其尤善者，皆各有精言，以立一篇之干，若不得真古文之要领，以深悉其伪，则其学弥粹，其信弥笃。李文贞曰：《禹谟》、《伊训》、《说命》，传道之书也，《太甲》、《旅獒》、《周官》诸篇，亦非董仲舒、刘向辈所能言。其书自东晋列国学置博士，见《晋书·荀崧传》，历今千余年，无贵贱贤愚，不之学习，安得有议其废者?即或议之，而其势固不行也。传曰：“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果欲议废，则亦乖于理矣。《禹谟》三篇虽非亲授受之文，而圣人之道存焉。《太甲》诸篇有大醇而无小疵，以为非董、刘所能言，固也。夫董、刘之言，曰志于修身行政，尚孳孳取为师法，况高出董、刘者乎?故吾知其必不废也，以其言决之也。并书此于后，以解毛地下之惧，且以明辨真伪者之专以尊经，非有意于梅书之废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书古文尚书冤词后》：吾闻之邹平成君瓘，谓今枚文为魏、晋人书者，非冤也。古文非伏生所有，二十五篇又分出佚书五篇者，奏上于晋，大行于唐，疑于宋，至元、明人则凭虚诟詈之。汉以伏生二十八篇，益以《泰誓》，置博士，《艺文志》所谓经二十九卷者是也。《志》又云《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则《汉书》、《后汉书》并云，鲁共王得壁中书，还之孔氏，孔安国上之，未得施行，然藏为中经，故《志》得录之。安国又自传司马迁及都尉朝，以次传胶东庸生、清河胡常、虢徐敖、平陵徐恽、河南桑钦，此皆不立学官而见《儒林传》者。扶风贾徽，受书于恽，徽传子逵，见本传。杜邺亦扶风人。《后汉书·儒林传》云，杜林传《古文尚书》。林，邺子也。鲁国孔僖者，亦世世传古文，拜郎中。其时自安国所传于外之古文，若有违僖以古文立朝，必能举之矣。林传济南徐巡、东海卫宏。宏定古文官书，逵传孔氏学，为林作训，马融为之传，郑君为之注解。其传授，则刘歆移文所云，古文旧书，藏于秘府，转向民间，则胶东庸生之学与之同，外内相应，郑本有注无注，及伏生先出之书，皆孔子所见之文也。今其书非先立博士者，则皆不传。而隋人刘光伯引《晋书》及唐人枚本《正义》，皆为枚书伪造桑钦以后传授之人，又斥古文郑注为张霸伪书。按《汉书·儒林传》，言霸书百两篇，成帝时，以中书按之，非是，绌其书，郑本无百两篇。又言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为数十。《正义》引郑目，惟《顾命》分《康王之诰》，《盘庚》分三篇，又异霸书，是为枚学者不识数也。郑有注者，《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伏生故有说，立博士。谓郑为古文者，郑君云，我先师棘下生孔安国亦为其说，故古文得自为一学，有师说。又《泰誓》三篇，民间所得，武帝使博士起传，故独有传，与《书序》总三十五篇，三十一卷。《泰誓》疏云，李颙集注《尚书》于伪《泰誓》每篇引孔安国曰，计安国必不为彼书作传，不知安国作传止《泰誓》三篇。他古文无传，枚氏伪为不知，孔颖达且悍然争之，其事至今始明也。其未立博士之篇，马融所谓绝无师说者，谓之逸十六篇，《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谟》、《弃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同命》，二十四篇，十六卷，皆同题同卷。古文本四十六卷、《武成》一卷，建武之际亡，郑以博士《泰誓》一卷益之，复得四十六卷，皆序自为卷。《汉书·楚元王传》云，逸书十六篇。《艺文志》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悦《汉纪·武帝纪》云，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孔安国家进之。云多者，明伏生书虽少于孔壁书。而《史记·儒林传》所谓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者，实与孔壁书同，后先相应也。枚氏书，则以孔壁文有师说之三十二篇，分去《书序》，又分《尧典》出《舜典》，分《皋陶谟》出《益稷》，以三十一为三十三。去孔壁文无师说者，又去《泰誓》，而造《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通孔古文及《书序》，为五十九篇，五十一题，同序同卷，分序，去一；《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同序，去二；《康诰》、《酒诰》、《梓材》同序，去二；通去五卷，以合《艺文志》四十六卷之数。不知同序同卷，《大禹谟》杂入伏书卷中，难置多少之数。枚视伏书，题多二十一，文多十九，篇多二十五，卷多八卷又半，何云多十六篇，传自桑钦乎?至民间《泰誓》，已立博士，汉人或疑之。刘歆欲立古文，亦不举《泰誓》，知古文中不得有《泰誓》，枚乃造《泰誓》三篇，尤其愚拙之迹。其序称巫蛊事，《汉书·楚元王》及《儒林传》皆有之，然安国尝为其说，未闻《泰誓》外承诏作传，则孔传之伪，亦何知也。毛奇龄以杨伦传误文，谓贾、马、郑为《泰书》，非孔学。建武时，天下初定，杜林于西州独怀《泰书》古文一卷耳，非有四十六卷。又贾逵为作训，是有训注之卷，不得以论无注之十五卷。奇龄徒以明人应试，妄攻古文，吴澄、归有光伪造《尚书》二十九篇古经十六卷之文，遍检《汉志》无之。又阴妒阎氏若璩《疏证》之作，闻桐乡钱甲、漳浦蔡甲谩语，激而右枚，反以郑之四十六卷当《泰书》一卷，则为枚学者终不识数。且谓杜林东汉初人，《后汉书》列之东汉末诸儒之后，明别之为非孔学，曾不览《汉书》亦列安国于西汉末诸儒之后，以非博士业。然则《后汉书》列杜林于诸儒后，正明其为孔学。且桓荣、贾逵、杜林、郑、马皆自有传，故附见之《儒林传》末。毛于此学而不思，书词书字，适以发枚覆。所引书目，尽背于古。枚文之罪，在塞绝孔书。而自晋以来，朝典文章，半出枚义，则此二十五篇，为考证词头之用，亦儒者不可少之书，是毛书不为无理。虽然，枚文固宋以来言精言微言心性者之资粮也，而朱子独以为疑。呜呼，卓矣！嘉庆甲子正月十三日。

李绂《穆堂类稿》初稿卷四十六《书古文尚书冤词后》：余少时读《尚书正义》，考古文授受，引《晋书》云：“晋太保郑冲授扶风苏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阳臧曹，曹授汝南梅颐。”考之《晋书》，绝无其语，不知正义何所据也。按《晋书》郑冲本传止云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而已，并未有古文之说。又称冲与孙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书，名曰《论语集解》，奏之魏朝，未闻有经学授之何人。又冲仕魏至司空、司徒、常道乡公，即位拜太保，位三司，上封寿光侯，而阿附司马昭，比炎篡位，冲实奉禅策，拜太傅，进爵为公，视孔光、张禹之罪又有甚焉。此辈经术又安用哉?况苏愉、臧曹、梅颐《晋书》并无其人，惟梁柳附见《皇甫谧传》，亦止言其作郡，并无得《古文尚书》之事。毛西河氏作《古文尚书冤词》，亦据正义引《晋书·皇甫谧传》云：谧从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中多载其语，则谧传并无之。毛氏乃引晁公武《十八家晋书》为辞。按《唐书·艺文志》，唐初《晋书》虽有七家，御制书出，余必称名，正义所引未称某人《晋书》，必御制《晋书》矣。且御制《晋书》成于贞观，而《唐书·儒学传》谓《尚书正义》永徽中于志宁等校正始布天下，则正义自当引御制《晋书》，不当他引也。毛氏为《古文尚书》称冤，大声疾呼，著书立说，而所引疏阔，与孔氏正义无异，安足以传信后世而箝天下之口也哉?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尝因正义所引牵连梁柳，即疑古文为谧所作，后得梅《尚书考异》观之，所见多相合者，其序文则指《古文尚书》为谧作以授梁柳，其别有所据耶?抑亦因谧传及梁柳而臆揣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古文“之”作“自”，谧可信十之六七矣。吾友方灵皋谓汉以来文章具在，孰能赝为之者?不知后人特未尝摹经，而自作文字故不相似耳。刘原父尝补作《礼经三义》，杂之《戴记》，有过之无不及，况搜集群书，征引《尚书》原文，特以己意联属其间，因稍加补缀，何不似之有?黎丘鬼，虽父不能辨其子。优孟为叔放衣冠，楚王不得不爱也。然则《古文尚书》果可废乎?曰，废固未可轻言，其所搜集固《尚书》之正文也。圣人之书，寸金碎玉皆可宝贵，安可以造作之赝本弃采集之正文，惟知其为赝，而嘉谟入告等语实有害于治道者则存而不论可耳。其所采正文固当奉为齐治均平之本，攻者不必攻，而辨者亦无庸辨也。毛氏素不喜朱子之说，其为此书，亦藉以驳朱子耳，其本意岂诚笃信《古文尚书》也哉！

皮锡瑞《古文尚书冤词平议》：毛大可检讨《古文尚书冤词》八卷，世传为驳《尚书古文疏证》而作。予观其书，亦不尽然。有明一代，专以宋学取士，其于宋儒之说，如删《孝经》，改《大学》，去《诗·国风》，皆奉为科律，莫敢异议。独检讨起而争之，在当时实能言人所不敢言，不可谓非豪杰之士。惟检讨之才，长于辨驳，务与朱子立异，而意见偏宕，遂有信所不当信，疑所不当疑者。朱子信《仪礼》，是也。检讨因其为朱子所信，乃谓“三礼”之中，《仪礼》最下。所订《丧礼》，肆意抨击。朱子疑《古文尚书》，亦是也。检讨因其为朱子所疑，乃大声疾呼，为古文鸣冤。横暴先人，痛诋同时攻驳古文之人，以曲护黎丘之鬼，皆由意见偏宕使之然也。夫《古文尚书》并非由朱子始疑之，检讨欲为平反，意必据有铁案。乃其所执为左证者，惟《隋书·经籍志》。《隋志》，唐初人作。其时崇信《伪孔》，立学官，作义赞，史官所采多皆左袒之徒。检讨乃据一家之言，偏断两造之狱，岂能反南山不移之案以鸣千载不白之冤乎?《尚书》一经，自东汉古文汩之于前，东晋古文假之于后，宋以来又各创异说，迄今纷纷，莫衷一是。或据宋儒之说以驳东晋古文，或据东晋古文以驳宋儒之说，或据东汉古文以驳东晋古文及宋儒说，未有能守西汉今文之学，以决是非、正得失者。矧在明末，经义湮晦。以阎征君之精核，攻古文犹用宋儒之说。其余郝、梅诸君所批驳，多不得要领。《伪古文》虽当罪，而罪之不得当，宜检讨为之负罪而称冤也。检讨是书，其佳处在不用宋儒新说，如武王封康叔、周公留后之类，其弊则在专信《伪孔》，并《伏传》、《史记》亦加訾议。与《疏证》互有得失，其是非可对勘而明。予于《疏证》既为《辨正》，乃于是书更作《平议》，冀以持两家之平焉。善化皮锡端。

毛奇龄《西河集》卷二十七《王甲庵周易图注序》：易，易也，变易而数起焉；易，易也，亦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焉。故曩时学《易》者，大约分理、数二端。而主数者则曰：“《易》者，筮书也，言理过备，反失象数，朱子学是也。然其敝也，粗而不精。”主理者则曰：“理外几有象乎?《乾》二之德，通于学问；《噬》初之道，进于仁义，程子学是也。然其敝也，杂而不醇。”盖朱、程二学，各有由始。伊川之学，王氏之学也。王弼以费直为宗，而好言义理，伊川踵之。朱子之学，邵氏之学也。邵氏衍《皇极经世》之说，该理于数，而朱子乃阴承之。然而朱子言数既承其意，而又不竟乎其说，以为卜筮本义无关隐赜，而于是理与数两不得矣。夫该理于数，亦谓数本具理，不必更立理名焉耳。今乃曰数在卜筮，而其言卜筮者，则又专属之吉凶贞悔，随所揲获之语辞，将使数圣人俯仰观察，后先探索，而究其本义，仅得与筮人^[2]、菙氏^[3]指可否也，有是理哉?且夫今所传《易》，皆王氏之《易》也。费直以《彖》、《象》、《文言》参入卦末，而王弼则又分《彖》、《象》、《文言》，或冠于各卦之首，或附于各爻之中，名曰《古文易》，实今《易》也。朱子既不欲以理言《易》，而注《易》则又取言理之《易》，此何意乎?(下略)

毛奇龄《西河集》卷二十八《春秋自得编序》：《春秋》为经世之书，而意旨通微，义例庞赜，随所解会，悉得以触类达志，窥见大略，而究其指趋，则初无确然之见，可葆不易。故汉初四家互为抵掎，而最后《左氏传》出，则各守师说，而迄不相下。虽至刘骏通经，赵匡辟传，犹不足以发墨守而起锢疾，宜乎胡子文定一举而尽袪其说也。顾文定是书，道在乎匡经，而志存乎悟主，以彼其时南北势成，往可与周之东西相比发者，故一偏之旨，原不无有传无传，并有传无经之虑，而后之为《春秋》者，既饰传作经，复裂经就传，而《春秋》亡矣。向与甲庵论《春秋》，每喜其发凡新颖，起义开辟，尝以为能出侪识，必其能发秘义者。今读其书，知其得之深而见之大也。甲庵据程氏所言《春秋》者，犹法律之有断例。又引邵子云“《春秋》，夫子之刑书也”。(下略)(www.xing528.com)

毛奇龄《西河集》卷三十四《资治文字序》：自文字起而载籍兴。文字者，载籍之先事也。毋论典谟誓诰、诗史铭颂，所藉不浅，即文簿板册、札牍劵契，以逮农估舆隶、竺人丹师之流，嬗记注有不资文字者乎?向使古无文字，则自今以前有若梦寐，又何知孰为虞周?孰为汉、唐?孰为圣愚贤不肖，以及天时人事、古今运会、兴丧得失之纷纭也者?然则文字之资治所固然也。第古来字书不一，而要其指归，大抵不越形声两端。原造字之始，先声后形，传字之后，先形后声，故先儒谓形母声子，声母形子，皆不必辨。要之，六书所称象形、谐声略见之矣。独是古文、今文既殊其形，辞赋歌咢^[4]复异其韵。在昔扬雄采篆、籀诸文，著为《训纂》，而东京许慎因之有《说文》之作。暨梁顾野王增为《玉篇》，辑偏傍所同，悉以类聚。而其后在唐有李阳冰者修正《说文》。宋初，徐铉取陆词《切韵》增入翻切。至金章宗朝，王氏与秘据《说文》、《玉篇》二书集为《篇海》，而从前《省篇》、《川篇》、《类篇》诸书俱为之废。此则字形相嬗之大较也。至若字声所著，则自魏左校令李登创为《声类》，齐中郎周颙作《四声韵略》，梁沈约因之，于是有《韵谱》一卷。其后，隋开皇间陆法言与刘臻等同造《切韵》，唐陈州司法孙愐略为订正，更立为《唐韵》之名。逮宋祥符间增为《广韵》，景祐间复增为《集韵》。至理宗朝有平水刘渊者，始括二百六韵为一百七韵，名《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则至今用之，而从前《韵英》、《韵集》、《礼部韵略》诸书又为之废。则又字声相嬗之大较也。顾夫记形者必兼声，而记声者亦必兼形，故较《玉篇》者必增音切，较《广韵》者复限画段。至金韩允中合为《篇韵》，则兼形声二书，而取《说文》之笔画、《唐韵》之五音、《韵会》之七音、《荆璞》之三十六母，汇成一编，然而义行其中。明初，大校字学，复因袭金、元之旧，变易前文，别为改并，名曰《洪武正韵》，则形义未核，而韵学亦失。至万历中，宣城梅氏集成《字汇》，则又兼摄形声，统该义理，世之所为金科玉律者，莫以过矣。吾友徐氏仲山洞精字学，其于《三苍》、《尔雅》诸书，自李、程以下正变沿革源流了然，且又博极坟典，恣所考核，乃遍览字书，而恻焉忧之，以为安有千百年以来著书相嬗，踵事不替……其订证之确，引据之博，始而经史子集，既而九流百氏，又既而稗官小说，搜辑穷荒，贯穿山海，洋洋乎天地间一巨观也。尝考其载事所由，自幼时从其尊人大司马公受《洪武正韵》，甫受即能指摘其纰缪，其后观《说文》而好之，既而有悟见人物体貌皆成字形，至甲申后捐去举子业，讲姚江之学，研练经术，拟著《理学经济合一》一书，筮之得《屯》之五，曰：“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遂单心字学，明晦不辍，凡几易冰雪，始脱稿，合若干卷，名之曰《资治文字》。盖将以献之朝廷，佐一代同文之治，岂仅为载籍之先资已哉?(下略)

毛奇龄《西河集》卷三十六《孝经广训序》：《孝经》者，十三经之一也。相传夫子作《春秋》之后，即著《孝经》。故何休述夫子语有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而其后焚书律兴，秦人颜芝者藏之衣间，暨汉始献之，于是立学置博士。历晋、梁、唐、宋不替，而宋相安石忽疑之，而废其学者已数百年也。夫圣作贤述，何所致疑?明王孝治，千古不沫，独是经文具在，传注未一。先是颜本初出，谓之今文，而孔壁之出于后者，翻谓之古文。合古今二文，而参差见焉。虽今文宗郑注，古文宗孔注，然或疑郑注与康成不类，孔注非安国旧本。即唐时在廷，互相质难，而究莫可定。其他自后苍、翼奉后为注者七十余家……诸书纭纭杂出，而愈求愈远，甚矣训故之难为也。

毛奇龄《西河集》卷五十二《朱氏易韦序》：举世皆言《易》而《易》亡。然惟《易》可以举世言之。倘舍《易》而言《诗》，则邶、鄘、唐、桧至今尚莫解其名；舍而言《礼》，则只为人后一节，而定陶、濮国积为千六百年必不可释之冤狱，况其他乎?第《易》虽广大，任人可言，而《易》之为《易》，卒亦未有言及者。予尝谓言《易》有三：一则《易》辞有着落，一则与《左氏》史占相合，一则包牺氏、文王、孔子同一《易》，而无两《易》。而世之言《易》者皆不然，名为言《易》，而实自言其《易》；不惟自言《易》，而且自为作《易》。(下略)

毛奇龄《西河集》卷五十六《佟国舅一等公周易注序》：《易传》有辞、象、变、占四义，而后儒说《易》，每以此定五《易》之准。故东京建学，首以施、孟、梁丘并京房四家分立学官。大扺施氏、梁丘氏同出于田王孙之门，以小章句起家，专主《易》辞；而孟喜、京房则别以卦候、五行、阴阳、灾异刻划。夫象变以讫于占，而其后贾直说行，梁丘与施氏并亡西晋，而孟、京诸书仅采入《汉·五行志》，略见百一，而世之为师承者于此绝焉。顾费氏说辞犹尚有古义存乎其间，是以郑玄、王肃辈习费氏学者，彪蒙豮互，其为旧辞之诂训未尝乏也。王弼起而尽扫之，不特象、占亡，即辞亦无一存矣。宋学代起，并四义而分之为二，曰理，曰数，以为辞者，理也，象与变与占，数也。程子言理过于王孙，而邵氏尧夫且复著图象于孟、京之外，而汉《易》四学为之一新。予尝谓学有递趋，而难于骤返。经师授受，但当就近儒所说以徐通指归。汉《易》残阙，自不如宋《易》之备而可征，而无如后此者之仍纷纷也。

毛奇龄《西河合集·周礼问一》：或问：“宋儒极诟《周礼》，未有实指为何人作者。至宋胡宏、包奎辈直以为出于西汉刘歆之手，谓王莽时歆为国师，始作《周官经》以阿莽。至莽不欲为母服，即大集博士，发《周礼》以定为服缌之制，故此书在汉初无有，至歆为列序始有其名，著于《录》、《略》，得毋其书果歆所为乎?”曰：此皆宋人诬妄毁经习气，好作此等语。如诬《孝经》为刘炫伪作，诬《古文尚书》为梅赜伪作一类，此最误古学者。《周礼》自非圣经，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书。此与《仪礼》、《礼记》皆同时杂出于周、秦之间。此在稍有识者皆能言之，若实指某作，则自坐诬妄，又何足以论此书矣。尝续《景十三王传》，知此书出自武帝之朝，为河间献王所献，武帝但藏之内府，而不行其书。至成帝朝，刘向奉诏校理秘书，始发《周礼》、《古文尚书》、《左氏春秋》诸书，编作《七录》，此皆刘向事，并非刘歆，故《艺文志》云：‘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书经传诸子，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奏其《七略》，故有《六艺》、《七略》之属。’是《周礼》一书在武帝时已有之，成帝时又从而校理之，且其校理者是向不是歆，而乃以武帝、成帝时早有之书而移之莽，以父所校理者而移之子，则先以诬已，而欲以辨人之诬。所谓以暴易暴，孰知其非者也。^[5]

毛奇龄《西河合集·丧礼吾说篇·丧服无心丧说》：存目。^[6]

今按：毛奇龄学问博杂，而自负者尤在经学。然好为争辩，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如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力证《古文尚书》之伪，奇龄乃力辨为真。性格好胜，所作《经问》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阎志璩、胡渭三人，自郐以下无讥焉。西河根柢为才士，并非朴学专家，著述甚高，但粗枝大叶，不足以望亭林之项背。经学非其所长，人品亦为时贤诟病，然于音律之学颇有独到之处，于陆王心学亦有一孔之见，不可完全抹杀焉。

【注释】

[1]详见中华书局本第17册，第5456～5457页。

[2]筮人：古官名。掌卜筮的人；司占卦的人。《仪礼·特牲馈食礼》：“筮人取筮于西塾，执之，东面受命于主人。”郑玄注：“筮人，官名也。筮，问也。”

[3]菙氏：古官名。掌灼龟之木，用于占卜。《周礼·春官·菙氏》：“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

[4]咢：击鼓而歌。《诗·大雅·行苇》：“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毛传：“徒击鼓曰咢。”

[5]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8册，第383～384页。

[6]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5册，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