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书在齐文化与稷下学论丛中的性质与道家理论的差异探讨

余明光认为应该区分黄（帝）学和老学，并认为汉初流行的“黄老”实际上就是“黄学”思想，而非“老学”思想。^[54]以此分析概括范围广阔的黄老学思潮，当然不足为训。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图书—学术分类意义上的“黄帝书”的性质及其与道家理论之间的差异呢？

从文献材料上看，黄老学的“黄”是《黄帝书》，“老”是《老子》。然而，《黄帝书》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而且复杂，例如：

《黄帝》十六篇、《封胡》五篇、《力牧》十五篇（列于兵书略兵阴阳）

《黄帝杂子气》三十三篇（列于数术略天文）

《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列于数术略历谱）

《黄帝阴阳》二十三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列于数术略五行）

《黄帝长柳占梦》十一卷（列于数术略杂占）

《黄帝内经》十八卷（列于方技略医经）

《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列于方技略经方）

《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列于方技略房中）

《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黄帝岐伯按摩》十卷、《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列于方技略神仙）

李零说：“黄帝书和《老子》不同，它不是一种书，而是一类书。这类书的共同点是以黄帝故事（按黄帝君臣之间的答问就是其常见形式）为形式。如道家书《管子》《庄子》《鹖冠子》，法家书《商君书》《申子》《慎子》《韩非子》，杂家书《尸子》《吕氏春秋》，数术书《山海经》，方技书《黄帝内经》，兵书《孙子》《尉缭子》，以及《左传》《国语》《大戴礼》《礼记》，还有汉代纬书，它们都讲黄帝故事。这些故事不仅是众口相传的成说，还发展为书籍体裁的一种。如《尉缭子·天官》引用黄帝书《刑德·天官之陈》篇，就是战国已有黄帝书的证明。”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来看，《黄帝书》分布于《诸子略》的道、阴阳、杂、小说家，《兵书略》的形势、阴阳和技巧诸家，《数术略》的天文、历谱、五行和杂占各目，《方技略》的医经、经方、房中和神仙等部分。由此可见，《黄帝书》颇涉方技数术，因为“黄帝书见于史志著录和传于后世，主体是数术方技之‘黄’”^[55]。当然，《黄帝书》亦包括哲理著作在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列于道家）恐怕就是如此，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古逸书》是否就是《黄帝四经》，目前还没有定论，但其中的《十六经》可以明确为《黄帝书》，“黄帝”和“刑名”是它的思想主题。^[56]总之，“‘老’是道论，但‘黄’不限于道论，还结合着数术方技”^[57]。葛志毅则认为，黄帝之学不同于黄老学，而近乎阴阳家之说。^[58]

《世本》与黄帝传说、黄帝书的关系怎样，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认为，与其说《黄帝书》来源于《世本》，^[59]还不如说《世本》以及散见于诸书的“黄帝制器故事”“黄帝世系”也是《黄帝书》的一种类型。《世本》渊源虽早，但目前能够看到的《世本》辑本的主要内容显然撰作于战国中晚期之后，与其时盛行的黄老学之间的关系可谓“金声玉振”；《世本·作篇》中的“黄帝制器故事”的“母本”由来已久，战国著作颇载上古圣王发明创造的故事，^[60]而托名黄帝（包括黄帝臣属）反映了战国中晚期的时代精神与思想潮流，自此而后它广泛分布于诸书之中。^[61]实际上，《世本·作篇》所说的“黄帝制器故事”，与《世本·姓氏》所叙的帝王系牒，都折射出了相当复杂的人文动机，因为“黄帝”作为文化符号，反映了民族、种族之融合，文化思想之会通，社会秩序之重建，政治局面之统一的祈求与期望。^[62]《易传》亦载黄帝，现身于上古帝王谱系之中。（《系辞》）《庄子》屡见“黄帝”，然而形象变幻不定：既代表正面意义同时也是被讥讽的对象。（详见《应帝王》《在宥》《知北游》《徐无鬼》《天地》《盗跖》诸篇）由此可见，《黄帝书》的背景比较复杂。实际上，黄老学文献的复杂性，诚与黄老学派的错综复杂堪称表里。

总之，“黄帝书”广泛分布于《汉书·艺文志》各部分，其内容与性质不容易明确，因为黄老学的“黄”（即“黄帝书”）不能简单归于“思想范畴”，尤其是“黄”的部分主要涉及了实践知识，而不能化约为纯而又纯的哲学思想。散见于秦汉时期文献资料中只言词组的“黄帝言”多少表明了黄老学交织于治国（政治哲学）与治身（生命-精神哲学）两个面向，而心性论和精神哲学则是这两个面向之间的牢固纽带。^[63]那么，“黄帝书”以及散见于各种文献里的“黄帝言”片断，能不能归类到广义的黄老学范畴？笔者认为，这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惜乎“黄帝言”零散不见系统，我们只能先从《黄帝书》入手讨论黄帝学之生命-精神问题。无论是从著述体裁上看还是从思想旨趣上分析，《黄帝内经》都属于不折不扣的“黄帝书”。^[64]

问题在于，《黄帝书》是否属于黄老学范畴？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文献资料的性质难以遽尔判明。李零的研究揭示了道家黄老学派与方术传统之间的藕断丝连，^[65]而《黄帝内经》也是一个黄老思想和方技传统的绝好例证。^[66]汉末的“黄老道”，属于黄老思潮的余波呢，还是黄老学和道教之间的中介呢？^[67]尤其是早期道教徒常以“黄老弟子”自命，更显示出这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实际上，黄老学文献的复杂性，诚与黄老学派的错综复杂堪称表里。

【注释】

[1]《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平语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此外，《齐悼惠王世家》和《礼书》都提到了“道家之言”。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道德”与儒、墨、名、法、阴阳并称（《史记·太史公自序》），“道德家”按即“道家”。

[2]吴光说：“司马谈所谓的‘道家’或‘道德家’，实际上并不是指老聃、庄周那样的早期道家，而是指西汉初期的黄老道家。”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3]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汉代老学者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5～282页。

[4]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62～263页。

[5]余明光以为，辨析“黄学”“老学”之间的异同，就能够澄清“历史上‘黄’与‘老’的混同及其谬误”。（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9页）但余氏所说的“黄学”系自我作古的“杜撰”，实际上他只是语焉未详地提及“《黄帝》之学，简称黄学”（余明光，前揭书，第1页）。同时又以公认的“黄老学”称之为“黄学”，未免“画蛇添足”。因为，如是把《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书》思想称为“黄学”，那么“黄学”提纲挈领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如果说“黄学”就是指“黄老学”，那么“为‘黄学’正名”的意义又何在呢？总之，“黄学”反而是一个令人迷惑而且生疑的概念。

[6]“道德之意”乃老庄哲学的核心。例如司马迁说：“老子修道德。”又说：“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包括《德》《道》两篇，正与“道德之意”的说法“若合符契”。《庄子》哲学的基础亦在于“道德之意”。司马迁说：“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阮籍认为，《庄子》的宗旨在于“述道德之妙”，“形神在我而道德成”（《达庄论》）。

[7]扬雄对“庄、韩之书”颇有微词（《法言·修身》），还认为庄、申、韩“乖寡圣人”（《法言·问道》），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司马迁的说法：法家韩非的“刑名之术”源于“道德之意”。刑名、道法其实都来源于老庄。

[8]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60页。

[9]裘锡圭：《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古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见《中国哲学》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年版。吴光不同意把黄老学称为道法家，（《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理由却不充分。实际上，“道法家”的说法部分地反映出黄老学派的思想特点，至于黄老学对儒、墨、名、阴阳家理论的参取、兼综，从理论上说，也是在自“道”向“法”的展开过程中进行的，“道法”确是黄老学的思想主题。

[10]从目前已知的思想史线索看，“道法”思想也许渊源于齐学。晚周秦汉之世的学者似乎特别留意于齐、鲁政治传统——亦即太公与周公治国方略，绝非偶然。据《管子》所载管仲遗说来看，可以说“《管子》已详于制度”（蒙文通：《蒙文通学记·论学杂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5页），例如“什伍”制度。这些制度上的创设与推进，当然不同于周礼，亦不同于以周礼正统自命的鲁国政治传统。

[11]详见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45～271页；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稷下通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8～271页；张秉楠辑注：《稷下钩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2]［汉］司马迁撰：《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95页。

[13]［汉］司马迁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6～2348页。

[14]诸子的生卒年代，兹取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下同。

[15]《庄子·逍遥游》提到宋荣子（宋钘）时说：“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16]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45～271页。

[17]金德建认为，慎到之学的关键在于“趣物”。金德建：《先秦诸子杂考》，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85页。

[18]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79，256～257页。

[19]张秉楠辑注：《稷下钩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20]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53，271页；朱伯崑：《朱伯崑论著》，沈阳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424页。

[21]朱伯崑：《朱伯崑论著》，沈阳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页。

[22]许富宏撰：《慎子集校集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

[23]郑开：《道家形而上学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3，51～55页。

[24]冯友兰认为《管子》是“稷下学术的一部论文总集”（《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册，第197页）其实并不准确。

[25]张舜徽：《管子四篇疏证·序》，见张舜徽著《周秦道论发微》，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9页。

[26]冯达文认为，《管子》中的黄老篇什不限于《心术》等四篇，应称之为“《管子》诸篇”。冯达文：《道家哲学略述——回归自然的理论建构与价值追求》，巴蜀书社2015年版，第86页。(www.xing528.com)

[27]见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和《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但郭氏所谓“四篇”说法不一，前者指的是《心术》《内业》《白心》《枢言》四篇（实质上是五篇），后者和《管子集校》明确了《管子》四篇是指《白心》《内业》《心术上》《心术下》“四篇”。

[28]详参蒙文通《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杨朱学派考》《略论黄老学》等论文，见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79～80，250～262，281页。

[29]朱伯崑：《朱伯崑论著·〈管子〉四篇考》，，沈阳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433页。

[30]朱伯崑：《再论〈管子〉四篇》，沈阳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39页。

[31]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5～51页。

[32]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33]魏启鹏称之为“黄帝书”，也值得商榷，因为四种古佚书中只有《十六经》托名黄帝，符合黄帝书的一般特点。

[34]关于《文子》真伪考释方面的详细讨论，请参酌李定生《论文子》，见李定生、徐慧君校释《文子校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35]张岱年：《试谈〈文子〉的年代与思想》，载《道家文化研究》1994年第5辑。

[36]丁原植：《〈文子〉资料探索》，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

[37]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页。

[3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309页。

[39]刘笑敢倾向于认为，老庄以“道”为最高、最根本出路的概念，而庄子后学中的黄老派“在更多情况下却是以天为根本存在的”。据说关锋也有类似的言论。（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305页）这种“天比道更根本”的说法可能是误解，或者说是不求甚解的结果，因为黄老学所说的“天”其实就是“天道”的另一种表述而已。

[40]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稷下通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77～278页。

[41]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60页。

[42]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77页。

[43]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75页。

[44]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页。

[45]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1032页。

[46]陈丽桂：《秦汉时期的黄老思想》，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47]陈丽桂认为：“黄老思想基本上是道家思想的杂家化，尤其是法家化。”这种说法含混而不确切。陈丽桂：《秦汉时期的黄老思想》，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48]蒙文通：《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260页。

[49]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8页。

[50]黄怀信撰：《鹖冠子汇校集注·前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页。

[51]魏启鹏撰：《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5～276页。

[52]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46页。

[53]魏启鹏撰：《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4页引。

[54]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余明光：《〈论六家要旨〉所述“道论”源于“黄学”》，载《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55]李零：《说“黄老”》，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145页。

[56]李零指出：“马王堆帛书《十六经》应属道家之‘黄’，它与‘老’最接近，也以哲言的方式讲思想。”（前揭《说“黄老”》）

[57]李零：《道家与帛书》，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58]葛志毅：《黄帝与黄帝之学》，载《炎黄文化研究》1996年第3期。

[59]例如李零认为，黄帝书（传说）的编撰来源于《世本·作篇》这样的东西。（前揭《说“黄老”》）

[60]齐思和：《中国史探研·黄帝的制器故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1～217页。

[61]例如，褚少孙补《史记·历书》曰：“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62]比如说，楚越世系攀附于禹、舜，乃至黄帝（包括黄帝之后），与《越语下》的黄老思想，恰恰互为表里。魏启鹏撰：《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笺证》，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7～318页。

[63]比如说例如《吕氏春秋》载：“‘黄帝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去私篇》）这段话正与马王堆帛书《经·正乱》“上帝以禁。帝曰：毋乏吾禁，毋留（流）吾醢，毋乱吾民，毋绝吾道”相互补充。《吕氏春秋·圜道》载：“黄帝曰：‘帝无常处，有处乃无处也。’”《淮南子·诠言训》载“广成子”语曰：“慎守而内，周闭而外。多知为败，毋亲（视）毋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这段话也许源于《庄子·在宥》：“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陆贾《新语·修政语上》载“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列子》引述《黄帝书》和“黄帝言”凡数见，例如其引“《黄帝书》”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天瑞篇》）按此即《老子》第六章文；又引“《黄帝书》”曰：“形动不生形而生影，声动不生声而生响，无动不生无而生有。形，必终者也；天地终乎？与我偕终。终进乎？不知也。道终乎本无始，进乎本不久。有生则复于不生，有形则复于无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无形者，非本无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终者也。终者不得不终，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画其终，惑于数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属天清而散，属地浊而聚。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天瑞篇》）又引“黄帝曰”：“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我存？”（《天瑞篇》）又引“黄帝之书”云：“至人居若死，动若械。”（《力命篇》）另《尉缭子·天官》引“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应劭《风俗通》引“黄帝书”称：上古之时有神荼、郁垒兄弟二人住度朔山上、桃树下，云云。又《注》引干宝《变化论》曰：“朽稻成虫，朽麦为蛱蝶。”按，干宝所谓“变化”，或即我们要讨论的异质性物类之间的转化的意思。

[64]郑开：《黄帝学之生命-精神哲学》，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65]详见李零：《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续考》等。

[66]郑开：《黄帝学之生命-精神哲学》，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67]〔韩〕金晟焕：《黄老道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