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散尽时分，1962年入学，回忆教育往事

我很少回忆自己中学和中学以前的事情，不是不记得，而是不愉快的占多数，回忆起来很苦涩。

我是在1962年上高中的，就读的学校是当时的武汉师范学院附中，离我家比较远，因此住读。我本来应该是1965年高中毕业，期间因为患上黄疸性肝炎，病得很厉害，需要隔离治疗，因此我被迫停了两个月的课休息。这个病现在好像很少听说，在1960年代“三年灾害”的时候很常见，开始我以为只是感冒，因为住校，也就没有跟父母说，发烧、畏寒，我在中学的校医那里看，给了一点点感冒药，仍不见好，上课精神恍惚，两个星期之后发现皮肤、眼白都变成黄色的，小便也是黄色的，我才回家，母亲立即带我到学院的卫生所检查，结果是黄疸，要在家里隔离，这样一个多月我没有上课，病好之后没有跟上班级的教学进度，结果留了一级，是因病耽误了学习，家里也没有责怪我什么，父亲很开明，说既然跟不上班，就多读一年吧，这样就拖到1966年夏天毕业，66 届算是“老三届”中最老的一届了。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不病那一场，1965年毕业了，那么我人生的道路可能和现在完全不同了呢！

我就读的学校在武昌的郊区徐家棚，当时国内在区下面是街道办事处，徐家棚是武昌区的一个街道办事处，新中国成立前，属武昌市挹江区公所管辖。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年底城郊分治，沿江铁路一线划入武昌办事处第四区公所管辖，其余地区划归郊区，1952年7月武昌区人民政府成立，徐家棚属武昌区管辖。1958年与堤街办事处合并，称徐家棚街道办事处。现在那里是武汉长江二桥的引桥。徐家棚也成了一个很热闹的都市区了。当年我们去读书的时候，那里是很安静的。在1957年长江大桥通车之前，所有从南方去北方的火车，都要在徐家棚的武昌北站拖上轮渡，从那里过江，再拖上汉口的江岸火车站，所以那里曾经很繁忙，到我们去的时候，长江大桥通车几年了，徐家棚也就冷清下来。

武汉师范学院后来改成了“湖北大学”。武汉师范学院是1958年成立的，还建立了这个附中，离开武师校园不远，在徐家棚的边上。我们学校主要有三栋楼，前面一栋是教学楼，所有年级的教室、办公室、图书馆都在那栋楼里面，三层，每层楼的两端是办公室、图书馆、教研组，其他的全部是教室，那时候学校的人没有现在的学校这么多，一个班三十个人，一个年级三个班，高中初中加起来就是六百多人；最后面一栋楼是宿舍，原来可能是设计给教员做宿舍的，也是三层，后来拿其中一部分做学生宿舍，因此我们的宿舍是居家的布局，二房一厅，放满了双人床，住了十几个人，很拥挤，每间房中央吊一个没有灯罩的灯泡，为节约用电，灯泡都是25 瓦的，晚上的灯光有点惨淡，我们下了晚自习之后，拿脸盆去洗脸洗脚，一下子就关灯了，想上床看书是不可能的。因为蚊子多，大家都用蚊帐，宿舍里连桌子也没有，除了睡觉就是去教室看书了。学校的第三栋房子是一个健身房，大概是一个篮球场的面积，下雨的时候在里面上体育课，平时放置乒乓球桌子，桌少人多，我好像从来没有机会在那里打过球。

学校有一个运动场，是一个足球场，周边有400 米跑道，还是很正规的，跑道四周种了树木，树木外面是一条水沟，水沟外面就是农田了，那里是郊区，农民种植蔬菜，因此我们叫他们“菜农”，学校里有一部分同学就是菜农子弟。学校附近的徐家棚是武昌北站，是个货运站，还有铁路机械厂，因此又有一部分同学是铁路系统子弟，再远一点有武汉师范学院、武汉河运学院，因此又有一部分人是院校子弟，还有一些更远的人，比如我，家在武昌城里，还有一些同学的家在汉口，估计市民比较多。那时候汉口是发达的地方，汉口学生自然有一种无形的优越感，我自己是院校的人，没有这种感觉，但是菜农子弟就感觉很强烈了。

我当时在附中的食堂吃饭，食堂里是没有椅子的，就几十张木桌，吃饭的时候去窗口打饭，饭是用脸盆蒸的，师傅用竹刀划开，每人分到四分之一脸盆的饭，每人一个搪瓷饭碗，一个铝调羹，饭就打在饭盆里，大约是四两，青菜萝卜为主，没有肉，站在那里吃，到星期六，有时候会加点肉在青菜里，如果那一餐有肉，大家会早早奔走相告，高兴得不得了。接近“五一”、“国庆”前，食堂也加餐，就是一勺土豆红烧肉，几百名学生喜逐颜开，欢天喜地的。晚饭之后，我们有两个小时才上晚自习，因此大家多半利用这一点点时间，结伴到学校旁边的徐家棚“街上”走走，那是一条很脏的街道，没有铺沥青，下雨的时候满地泥泞，一二十家小店，卖面条、烧饼什么的，有一个在公路边的徐家棚百货公司，是这附近最大的商场，一栋两层楼的很简陋的砖瓦房，里面昏暗得很，毫无吸引力，供应一些需要票证买的百货、文具而已，我们通常走到那座跨越铁路的钢铁构架的人行天桥上看看下面行驶的蒸气机车，也很满足了。

我从小学读到高中，全国统一的课本有几次大改动，第一次是我在小学的时候，那是1956年，突然那一年的课本全部从繁体字改简体字，可把我们为难了一年。好在年龄小，很快学会简体字，老师们就吃亏了，我看他们经常在黑板上写出繁体字，之后发现了，很窘迫地改过来。第二次大改动是1957年后，课本里面增加了很多政治内容，到1963年后，内容里的政治成分日益加重，不过古文、“五四”之后的几位大家的文章则没有多大的变化，还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孔孟老庄、唐诗宋词元曲，柳宗元、范仲淹、苏东坡的文章我们都是要背诵的。但是和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代人相比，我们的国学是没有系统的、零碎的，经、史、子、集都没有系统学过，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说“国学不深”，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缺陷，我虽然在美国大学工作了这么多年，心里始终有这个深深的遗憾。自然，我们当时的教材中，不受政治影响的数理化则是不变的，该学的都学了，高中教育并没有耽误。

我所在的师范学院附中有两个优势，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有好多从师范学院图书馆调过来的书，特别是经典文学著作，量比其他中学要多。第二就是我们有好多老师，是师范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他们是年轻、思想敏锐的一批好老师，这两方面对我影响都很大。

图书馆在教学楼三楼右边尽头的两个房间里，好像只有一个管理员，当时感觉藏书好多好多，那是因为我年龄小，现在想想，也就是十几个书架的书，我自己也有这么多藏书了。这个图书馆在我刚去附中的时候有好多书不给学生看，是以老师用的为主，学生能看的很有限。后来稍微宽松一点点，仍旧很有限。我到高二的时候，有个同学叫高虹，在图书馆做义工，是我同班的同学，因此我求他通融一下，他自然网开一面，我就等于是开通了图书馆的大门了，在读高二、高三的两年内，我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读书，什么都看。我现在的一点点文化基础，恐怕跟那段读书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我还是对这个高虹很有感激之情，因为他我才得以看到好多书，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他受不住批斗、审查，居然胡乱交代，把我们一批朋友全部圈进了一个莫须有的小集团中，所有的人都因此受到折磨、审查、关押，这是我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结果。

当时我读过的、对自己后来有影响的书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比较容易借到的俄罗斯、苏联文学作品，比如早期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托斯陀耶夫斯基、克雷洛夫、别林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巴拉丁斯基、巴丘什科夫、涅克拉索夫、丘特切夫、契诃夫等人的小说、诗歌、剧作，以及小托尔斯泰这类人的作品，那是很自然的，因为当时流行这些东西。列夫·托尔斯泰三部重要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以及《复活》我都看了，但是当时我仅仅看故事，真正看懂了他的思想，则是在几年以后我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时的事情了。我对诗歌兴趣比较小，那时候可以接触到安德烈·别雷、亚历山大·布洛克、瓦雷里·布鲁索夫、叶赛宁（当时翻译为“叶遂宁”）、尼古拉·古米寥夫、丹尼尔·卡尔姆斯、曼德尔斯塔姆、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诗集，我恐怕是一直觉得诗歌需要原文才有韵味，而我的俄文不好，读不了原文，也就不太注意翻译的文本了，这个习惯我到现在依然如此。我很喜欢的作家有阿·托尔斯泰，他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1922—1941年），用史诗式气魄，描写了卡嘉与达莎两姐妹与她们各自所爱的人罗欣、捷列金在1913—1919年所经历的彷徨、苦闷、求索，在大时代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走向革命的历程。语言朴素，心理描写细腻深刻，让我很震撼。我当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在文学上对大时代知识分子的动荡有强烈的兴趣，大概是因为父亲的政治遭遇，使我产生了共鸣的原因。比如肖洛霍夫，当时根据他的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静静的顿河》放映了，我看了电影之后有很多感触，因此再找这本小说细细看一次。(www.xing528.com)

第二类是西方作家的文学作品，法国文学方面，我比较集中地看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部分的作品。包括维克多·雨果、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普罗斯佩·梅里美的短篇小说。女作家乔治·桑的作品则是我在音乐学院的一个朋友借给我看的。司汤达（1783—1842年）的《红与黑》接近禁书，但是我还是找到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是这个时候看的。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在当时绝对是色情小说的代表，我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新中国成立前的版本看，看了居伊·德·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埃米尔·左拉的小说。而当时最喜欢的却是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简直放不下手；英国文学是看莎士比亚的作品，弥尔顿的《失乐园》，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华兹华斯的诗集也看，拜伦、雪莱、济慈三个人对我影响很大，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董贝父子》（1848年）尤为深刻；《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和《远大前程》也都花了很多时间，后来读大学学英语的时候，还找了英文版再看一次。还有萨克雷的《名利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埃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艾略特的《荒原》，也都是我记忆犹新的作品。阿拉贡的《共产党员》是一本我感觉有强烈的构成主义创作色彩的作品，往往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放在一起看，我喜欢那种文字的节奏感。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美国文学作品不多，我的视野也因此有限制，看过霍桑的《红字》、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马克·吐温一系列作品，沃尔特·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西奧多·德莱赛（1871—1945年）的小说《嘉丽妹妹》，艾兹拉·庞德的诗集《荒原》，我对他那首“地铁站里”就那么两行的诗特别感到文学的力量：“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自然，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还是喜欢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的作品。

第三类作品是中国自己的文学著作，我当时对中国文学的感觉是很混乱的，喜欢“五四”之后的一些作品，巴金、茅盾、鲁迅，但是当时是看不到胡适、周作人这些人的著作的，连鸳鸯蝴蝶派、张恨水、沈从文这些人的作品也很难找到，因此面很窄，解放后的小说虽然很普及，有些作品我充其量把他们看做政治文学来看，没有真正喜欢过，这样的立场自然不敢说，但是自己的这个立场造成看中国作品少的情况。要看也是古典文学而已，但是因为没有系统国学的功底，看的也是最普通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拍案惊奇》、《儒林外传》、《老残游记》这类小说而已。一本刘羽生的《宋词笔记》都传了一个学期才轮到我。

我们的几个老师都是从师范学院分配来的高材生，师范学院自然把最好的毕业生留校，或者放到附中去，数学老师江志、卞丽珊，物理老师方定忠，语文老师刘哲夫、周怡厚都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语文老师喜欢古文和“五四”时期的文章，他教这部分课程的时候有特别多的自我发挥，讲到精彩的地方，有些得意忘形，我们也深受感染。我现在对古典散文（比如《小石潭记》、前后《赤壁赋》、《石钟山记》、《岳阳楼记》这类作品），还有对早期白话散文的兴趣，是他们影响而形成的。比如朱自清的《背影》、闻一多的《旅客式的学生》、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野草》等几篇小说，还有政治杂文，都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老师也很推崇一些新中国成立后的诗人，比如郭小川、贺敬之，我对这些诗歌兴趣始终不大，可见自己很早就有选择地学习。

我们读高中的时候也就十六七岁，师范学院分配来这批老师大概是1963年来的，也就是25 岁，比我们大不到10 岁，因此很容易和学生交流。语文老师刘哲夫是最有趣的一个人。他实际上有好多性格和我相似，理一个平头，脸老是红红的，穿一双翻皮的靴子，他这个人喜欢幻想，思维天马行空，他很喜欢现代文学，兴趣也广泛，我们很合得来，仅仅是因为我们是师生，大家有些话不好说而已。我记得高二的时候，就在1965年，他在作文课上出了一个题目，叫做《五十年后的我》，这一下给我们极大的想象空间，我记得我把作文简直写成科幻小说了，他给了我一个5＋，这给我很大的鼓舞，我这种不求上进的人也有人肯定啊！因为我父亲在1957年在音乐学院给打成“右派分子”，我在学校始终抬不起头来，全班同学几乎都入了共青团，我连入团申请书都没有递过，因为觉得自己毫无入团的可能。我是个游离在组织、在进步团体之外的人，也习惯这种“自甘堕落”的心态，看书、画画、做功课，开心得很。与人无争，与功利无争，我一辈子都养成了这个习惯。

我的文化生活和其他同学不同，是截然不同，每个星期六下午我回到音乐学院的家里，父亲的音乐世界是绚丽多彩的。父亲给我听很多唱片，解释很多作曲家作品给我听，也带我们去汉口交通路的外文书店买书，每个月有《苏联画报》，是苏联政府出版的对华宣传的月刊，介绍苏联的经济、文化生活，也介绍苏联的艺术，还有俄文原版的《星火》（Oganuk），类似美国的《生活》周刊，照片多，而黑白插图简直精美绝伦，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好多中国青年艺术家都把《星火》当作学黑白画的教材，像陈丹青、陈逸飞、何多苓、程丛林都提到过临摹这本周刊的插图。我父亲的书和学校的书不同，他买了好多旅游随笔，也有大量的科学幻想小说，母亲给我买连环画，虽然家庭经济条件不好，阅读则是他们很重视的，我到现在都很感谢父母在我最能够吸收知识的时候给我充足的精神食粮。音乐学院每晚都有排练、音乐会，母亲总让我去听，这样逐步形成了我对表演艺术、对音乐的特殊感觉。另一个开心的事情是看电影，音乐学院隔壁就是“人民电影院”，几乎每个星期母亲都会让我去看电影，那些年看了好多苏联电影、东欧电影，也偶尔看少数西方电影，国产片也看，这样的视觉经验，现在想来对我的文化滋养来说是太重要了。因此，我的文化结构实际上是双重的，比同学们都多一个方面，这一点我在学校的时候从来不敢张扬，就在同学们还在热衷唱“刘三姐”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在倾听拉威尔、德彪西、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了。与我的国学修养不系统比较，我的古典音乐修养则最系统，这是因为父亲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我的原因吧。

现在回忆那个时代，我还是很有感触，虽然生活条件艰苦，我居然还可以找到和看了那么多书，还看了好多画册，听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因此我觉得自己的努力还是很关键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确如此。

看书需要时间，我的时间是少之又少。我那时候在学校，早上6：30 就要起床集中点名，集体跑步，寒暑不分，天天如此。冬天滴水成冰的时候也要跑，我有些反感，我不喜欢起早床，但集体活动不得不去。跑步之后早餐，就是稀饭馒头。7：30 上课，每堂课是45 分钟，中间有10 分钟课间休息，上午的课全是数理化和语文，中午12 点吃中饭，有午休，下午2：00 开始上课，下午是历史、地理、体育之类的课了。我看书一方面是用课间、午间休息时间，另外就是晚自习的时候，找同学借作业抄了之后，有一点点时间看。后来发展到在宿舍熄灯以后，我到路灯下看。现在想起来真是很辛苦，但想想我看了那么多书，也很值得啊！

高中生活事实上还是比较平静的，同学之间也很和谐，鲜有吵架的事情，大家都很贫困，生活很简单，一套衣服从高一穿到高三是很正常的，没有人有手表，也没有任何奢侈品，女同学不打扮，也好像没有什么人谈恋爱，清教徒式的生活和学校，学校就像个修道院一样，平稳、节俭、安静、刻苦，这个平静保持到1966年5月，从此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也改变了我们原来的人生道路。